庄子乐论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但笔者认为，庄子乐论颇富美学价值，值得深入探讨。这一核心思想，即是庄子关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思想以及庄子“得道”的思想。庄子哲学，从一个方面说，是以追寻把握此“道”为最高目标的。为解决这一矛盾，庄子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早在庄子本人的音乐理论中，这种美学意义就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已经真正地显现出来了。

一、庄子乐论的哲学基础

庄子的音乐理论，人多否定之。^[1]但笔者认为，庄子乐论颇富美学价值，值得深入探讨。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庄子·天运》中的一段长文上。此段文字如下: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郤守神，与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心穷乎所欲知，目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乎!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2]

这一段话，表面说得迷离惝恍，神妙玄虚，实际上却正是庄子对他所理想的音乐的感受和描状，同时也正是庄子思想体系中几个最为核心的思想部分之一的缩影，具体化和艺术形式化。为了探讨这“艺术形式”的美学意义，我们必须对庄子哲学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先有一个简明的了解。(www.chuimin.cn)

这一核心思想，即是庄子关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思想以及庄子“得道”的思想。这个“道”，就是《庄子·大宗师》曾详加描状过的“道”。它不生而无待，无形而确实存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先于世界就已存在，外化而生出万物。本来，“道”既然外化生物，则理应可于物中见“道”。但庄子却又强调地认为，“道”是一般、无限、“全”，“全”不能整体地存在于“一偏”(任何有形之物)中，“一偏”里当然不能见到作为整体的“全”，于是物中也就当然不能见到作为整体的“道”的本身。这样，这“道”就合乎逻辑地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本不是人们一般所谓“认识”的对象。“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可见，所有一般的认识手段，对于作为绝对的“全”的“道”来说，都失去了其作为认识工具的功能或价值。

庄子哲学，从一个方面说，是以追寻把握此“道”为最高目标的。可是，“道”既非认识的对象，又怎能追寻把握到它呢?为解决这一矛盾，庄子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就“认识”的对象说，是彻底抛弃于“得道”无益，而恰是将“道”隐去的障物的一切“形色名声”、有形之物(“小成”)，以显出大“道”自在的本相。另一方面，就“认识”的主体说，是彻底抛弃在“道”面前无济于事的普通的一切认识手段，断然提出一个最具庄子特色的“认识论”范畴——“坐忘”来作为把握“道”的特殊方法。

什么是“坐忘”?据庄子在《大宗师》中的说解及郭象的注、成玄英的疏看，“坐忘”指的是一种排除了一切感知、认识、思维活动的孤寂空无而又混沌朦胧的主观精神状态。在庄子看来，人一“坐忘”，便可“得道”，人便与“道”本身在这样一种主观精神状态中合二而一、冥同为一了。这就是庄子苦苦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而它实际上只可能是庄子所谓“至人”心中的一种主观的意境。^[3]

可以说，“道”和对“道”的高标，是整个庄子哲学得以全面展开的基石，因而是它的逻辑起点，而“得道”则是庄子哲学的最高目的，因而是它的逻辑终点。显然，庄子哲学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而带着极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宣告终结的。

庄子对“道”的极度推崇和绝对肯定，导致产生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思想倾向:否定有定的形式以追求无穷的本体，否定有限、具体、“一偏”以追求无限、一般、“全”……这倾向本有很大缺陷，但同时又有力地启示着导引着人们不执着局限于具体与有限，而将目光投向那宽广深远的一般和无限。从美学的角度看，这倾向与这启示，有着相当积极、巨大的意义。它一经与后世中国文艺真正结合，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庄子的“坐忘”，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是极为错误荒谬的，但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状态或心理感受，也并非全无美学意义。撇开与“道”的特殊关系不论，“坐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否定对对象的局部作单一的、多次性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而强调对对象的全体作整体性的、一次性的把握，在作这种把握时，强调的是内心心理的混沌状的整体性感受和意识。一般情况下，审美活动及其引起的主体的心理状态，很难在完全意义上表现出“坐忘”的上述特征。可是在特殊的对象、主体、情境构成的特殊审美关系中，主体却完全有可能进入“坐忘”式的特殊审美心境。主体通过审美观照活动获得的这种较为特殊的审美心理感受，与认识论中的“坐忘”在实质上已完全不同，而在精神上却有明显相通之处。并且在中国美学史上，人们对上述混沌状的审美心理感受的认识，的确曾受到过“坐忘”的影响。具体例证，容后陈述。

“道”和“坐忘”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并不仅仅是在后世中国美学中才发生了重要影响，才得以真正地显现出来。早在庄子本人的音乐理论中，这种美学意义就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已经真正地显现出来了。

庄子乐论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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