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诗教的古今意义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诗教仍具有某些重要而积极的历史意义。他们诗作的巨大成功，有力地映证了诗教的上述积极意义。这段议论，点出了诗教的又一积极意义。诗教的再一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艺术重视、偏爱温柔和穆式的艺术风格，发生过重要影响。

三、诗教的古今意义——消极与积极

诗教固有的某些根本局限(如过分强调礼义教化对文艺的节制等)，曾给中国文艺带来过明显的消极影响。如:限制主体多种多样艺术情感的抒发，反对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反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文学批评中否定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诗作，……等等。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诗教仍具有某些重要而积极的历史意义。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概说》^[9]中指出:“儒学具有指导文学的伟力，虽有时候有过于好管闲事的倾向，可是往往当文学将要流入放纵之路的时候，它能导之不使逸出常轨。例如儒家说《诗经》教人的本领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种观念指导后世之诗论，往往以此儆戒作诗者。这是抑制诗人徒然兴奋，作些激越的文字，或启示徒事文字之修饰而不以吐露真情为念的不对;此于引之入正道，效果是很大的，论诗者动辄说:‘诗人忠厚之旨’，‘忠厚’是温柔敦厚的约言，‘诗人’是指《诗经》之作者;这是儒家教给后世诗人的最尊贵的赐物吧。而体会其旨的最杰出的作家，是唐之杜甫。杜甫就是儒家思想产出的第一诗人”。这一段话，大致将诗教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勾勒出来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高谈玄理的玄言诗，有过声色淫艳的宫体诗，有过镂金错彩唯重形式的创作思潮或流派，……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真正形成较大气候。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人生情怀，既有较充实内容又不偏废艺术形式的这样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学。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学大气候密切相关，与儒家文艺思想对古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其中，儒家诗教所起的作用既相当突出又显而易见。因为正是诗教，强烈要求并有力指导着文学去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去表现主体那真实丰厚的情性胸襟，从而使作品始终保持着深厚而真切的社会现实内容和主体情感内容。古代的一些大诗人，例如杜甫和白居易，他们的诗作乃至诗论(如白居易的诗论名篇《与元九书》)都与诗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诗作的巨大成功，有力地映证了诗教的上述积极意义。

在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议论:“正以有毛序风剌之说，后人作诗，遂多寄托，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于是诗之旨趣愈迷离而其意境乃愈沉郁，遂成为中国诗词之特性。”这段议论，点出了诗教的又一积极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艺术素重含蓄，重言外意、弦外音、象外象，重实、显、形之外的虚、隐、神。这一艺术传统的形成，与儒、道、玄、佛诸家学说都有关系，各家学说均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促成过它。儒家诗教对它的影响，乃是在礼义制约下要求以特定表达方式(“依违讽谏”、“风刺”、“主文谲谏”)去达到特定政教目的而发生的。就是说，诗教确曾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途径，对中国的上述优秀艺术传统的形成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诗教的再一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艺术重视、偏爱温柔和穆式的艺术风格，发生过重要影响。诗教在诗歌中推崇这一风格，有关的言论本文第一节曾集中举出过，其在实践中的例子也非常多，这里均不拟详谈。事实上，诗教推崇温润和柔的风格，对中国的其他艺术也发生过很大影响，这里，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代音乐方面有关的一些情况。我们知道，温润和柔、宁静悠扬的音乐风格，在中国古典音乐中占有显著地位，以至今天的人们常将它作为中国古典音乐风格的总体特征或代表特征来看待。可是，简略考察一下音乐史和音乐美学史，很容易发现，中国音乐并非向来即是如此。例如被孔子赞为“尽美”的大《武》之乐，又如唐代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就都具有鲜明突出的阳刚风格。再如中国音乐美学史上最为系统而重要的名著《乐记》，其所标举者，就兼阴阳刚柔而有之，非惟温润和柔之属。那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中国音乐的总体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呢?且看宋代的情况。有宋一代，于艺术领域内，均极重“淡”(“平淡”、“淡和”等等)，其原因极为复杂，难以在此详论。这里要指出的是，诗教的有力影响，是宋人于音乐艺术中重“淡”的一个重要原因。请看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一段话:

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

《周子通书》

在这段话里，周氏分明是在打着“古者圣王”的旗号来兜售自己类似诗教的货色。例如关于艺术的目的，周氏十分赞赏用音乐艺术去“平天下之情”，亦即使天下人的情感经音乐的风(教)化平抑而趋向化一整齐。他的这一观点，与诗教要用诗歌艺术去教化人民，使民心民情一归于温柔敦厚十分相近。而周氏改造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之后提出的“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说法(此即周氏著名的“淡和”说)，以及他的“优柔平中”等说法，也都与温柔敦厚极为相似。至于周氏大谈的“礼法”、“教化”等等，不也与诗教的精神完全一致吗?所以周氏此论，确切是体现着儒家诗教的精神的。周敦颐是宋初大儒，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而宋明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被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因此，周氏的这一“淡和”说也产生了不小影响。例如清人汪烜在《乐经律吕通解》中这样说道:“乐，和而已，而周子加以淡之一言，犹先进野人云也。然而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则诚淡也。至淡之旨，其旨愈长，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先王知声色之迭感为无穷也，于是定淡和中正之声容，以养人之耳目而感其心”。又如清人汪绂在《立雪斋琴谱》的“小引”中亦有云:“先王之乐，惟淡以和。”与这样的宣扬相符应，我们看到，宋以后的音乐风格确曾有向淡和一路靠扰的趋向。且以中国古代重要的乐器古琴的演奏风格为例。例如明代著名琴派虞山派即以“清微淡远”为其风格特征，而清代另一著名琴派广陵派的风格特征则是“淳古淡泊”，都明显与“淡和”相近。而在宋代以前，例如在魏晋时人嵇康的《琴赋》里，我们看到的琴风则全然是另外一派景象:“尔乃理正声，奏妙曲，……状若高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改韵易调，奇弄乃发，……闼尔奋逸，风骇云乱，……英声发越，采采灿灿。”这显然与明清时期的琴风大异其趣。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古典音乐风格由繁富多样但个性不甚鲜明向着较为纯净单一但个性鲜明(即淡和典雅)的转变，大致发生在宋代及其后时期。这一转变的全部原因，尚待进一步深究。但宋人于艺术领域内普遍重视淡、淡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由上述可见，儒家诗教重礼义教化、温润和柔，对宋人乃至明清人重淡、淡和又有着明显的影响。这就是说，诗教不仅对于中国诗歌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典音乐总体艺术风格的转变与重新形成也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下面来看诗教的现实意义。

在现当代中国，诗教对于文艺所发生的消极影响似乎是令人注目而首先应当提及的。我们知道，打倒“四人帮”之前的几十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已成了我们的文艺事业和每一位文艺家所必须遵循的无上信条。本来，从历史上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文艺是可能充当甚至应当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般而论，为政治服务也未尝不是文艺可以拥有的一种重要功能。但是，把特定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情况当作文艺的真正本质，把文艺可以拥有的一种功能当作它的全部功能，就必定要抹煞掉文艺的真正本质特征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功能。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严重也最荒唐的时候(“文革”时期)，中国的文艺便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近年来，理论家们对这场劫难以及“阶级斗争工具”论、“必须为政治服务”论等等的思想理论渊源进行了多方的探讨。一些理论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文以载道观念、诗教观念等等，其极端地强调文艺的载道、教化功能，强调文艺必须为伦理政教服务等思想倾向，正是现当代中国文艺之所以受到政治的严厉制约，在某些时期更深受其桎梏、危害的文化传统方面的一个重大原因。应当说，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由此，我们看到了诗教所产生的巨大的现实消极意义。

然而，诗教的现实积极意义也不应忽视。它要求文艺贴近社会现实，抒发主体真实情志，强调“不务胜人而务感人”的教育功能与教育方式，就都很有积极意义。在当代文艺中，符合这样要求的作品，比起那些既缺深厚客观内容又乏真实主观情感的作品来，不是要更为丰满而动人一些吗?比起那些玄虚“高深”得人与己皆不知所云的作品来，不是要更为实在而亲切一些吗?比起那些满纸“国骂”甚至更为低级(如以凶杀色情为乐事)的“艺术作品”来，不是要高雅高尚得多吗?即以近十余年来的文坛为例，相当多的新潮作品如阵阵彩云，炫人眼目，但转瞬却已烟消云散。究其原因，恐怕多在于它们既疏远了现实生活又疏远了真实自我，同时还疏远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最终便疏远了自己的上帝——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文艺欣赏者。浮草无根，焉能长久?回头看，仍然是一批批切近现实人生，发抒主体真实情志的作品更能受到人们持久的欢迎。虽然这些作品基本上并不是在诗教的规范或启示下产生，但就内在精神而言，它们显然与诗教有着某些重要的一致之处。换句话说，诗教的某些内在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其次，由诗教参与影响而形成的委婉含蓄、意在言外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同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的诸多艺术样式如诗词、绘画、戏曲、园林等等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甚至还相当活跃，它们理所当然地要继续运用这一艺术手法去创造出多姿多彩的崭新作品来。此外，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几千年赓续不绝的国度里，即使是某些新的艺术样式如新诗、新体小说散文、歌剧话剧……等等，又何尝不可以在它们各自的艺术天地里适当地利用这一表现手法来进行艺术创造，以加深其艺术韵味，以加强其艺术表现力，以使作品对于广大中国欣赏者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呢?(www.chuimin.cn)

最后，诗教提出的特定风格要求，在当代艺术尤其是音乐艺术中也颇有积极意义。一般说来，温润和柔作为一种优美型的艺术风格，在任何时代的艺术中都是不可或缺也不会或缺的，故它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乃是无须多说的。这里且结合中国的民族音乐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很长时期以来，中国民乐便以和柔典雅为其总体风格特征。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乐取得了多方面的迅猛发展，其艺术风格也从较为单一的和柔典雅向着多种多样的风格并存共美这一方向发展转变。这一转变，无疑是中国民乐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大解放大进步，使得中国民乐更加丰富多彩了。然而在这一转变中，和柔典雅型的艺术风格仍有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在当今的世界上，不仅许许多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欣赏者仍然深深地挚爱着中国音乐的这一传统风格，而且作为东方音乐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它也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近些年来常有报载，《春江花月夜》等中国传统民乐的代表乐曲，深得欧美国民喜爱。那清脆的竹笛，那悠扬的洞箫，那珠圆玉润的琵琶，那淳厚婉转的胡琴;那潇湘的水云，那平沙的落雁，那夕阳下的箫鼓，那碧空中的月儿，……一支支赏心的乐曲，一幅幅悦目的音画，不仅仅沉醉了东风，也渐渐将一片甜美无边的醉意带向了西方。尽管世界上文艺奇葩满千枝，但中国民乐仍能以它和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毫不逊色地吐艳于世界艺苑之中。有人说，在艺术领域中，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话不无道理。从这个角度说，经过中国人民长期培育而历史地形成的如此优美的音乐艺术风格，不仅将在中国，而且将在世界，继续葆有其巨大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而这又正好有力地说明，诗教所全力倡扬的温润和柔的风格要求，同样有着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注释】

[1]是，此处指“诗”。

[2]朱熹:“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3]赵吉惠、郭厚安主编《中国儒学辞典》，第343页。

[4]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概说》中指出:“‘忠厚’是温柔敦厚的约言。”

[5]青木的这段议论，下文将全部引出，故这里从略。

[6]《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7]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曾指出:“‘诗教’——与比兴相关最密。”

[8]站在儒家的立场看，这当然是两个明显的弱点。

[9]隋树森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