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中诗教的理论特征与《毛诗序》有深刻联系

一、诗教的理论特征

儒家诗教的典型表述见于成书于西汉的儒家典籍《礼记》中的《经解》篇。《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经解》篇关于诗教的这一表述，是经典性的，但却比较简约。事实是，在后来的长期流播过程中，人们曾以各种方式解说它阐发它乃至增益它，遂使它有了更为丰富明确的理论内涵。其中，唐代著名经师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对它的如下解说很值得注意:

“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

孔氏这里，显然是用汉代儒家诗论名篇《毛诗序》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来对诗教进行疏解。例如孔疏诗教云:“以诗教民”(《毛诗序》:“先王以是^[1]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2]化下”)，“以义节之”(《毛诗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诗辞美刺讽喻”(《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下以风刺上”)，“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毛诗序》:“主文而谲谏”)，就都是如此。这表明，孔氏认为诗教与《毛诗序》一样，都是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重视礼义对情性的节制作用，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谕作用，强调在下者对上政的讽谏要微婉曲折的。一般而论，孔颖达为《礼记》所作的正义“证据详悉，义理精审，与郑(玄)注堪称双绝”^[3]。他此处引《毛诗序》疏解诗教，不仅有同样的特点，而且也得到了后世学者们的普遍认可。这表明，诗教与《毛诗序》的确有甚深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不少重要理论侧面，基本是相同的。下面，笔者就将依据《经解》篇的说法，参照孔氏的疏解与《毛诗序》的相关观点，并结合后世有关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来考察诗教的理论特征。由此出发，我们看到，诗教大致有五个方面的理论特征。

第一，高度重视文学的现实意义、社会功能，有浓厚的政教伦理色彩。

无论是孔颖达疏解诗教时的“以诗化民”、“欲使民虽敦厚而不至于愚”等等说法，还是《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类的说法，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诗教是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教伦理意义、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的。诗教的这一理论倾向，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进一步的强调、发挥。我们且以后人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及其诗作的评价为例，来具体地看一看后世的此一强调与发挥。请看:

豪放而独存忠厚者，少陵是也。

《三吏》、《三别》，乃乐府变调，倾吐殆尽，而不妨其厚，爱人之意深也。

张谦宜　《絸斋诗谈》

子瞻《王定国诗集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乎情，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首推子美，岂非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

吴乔　《围炉诗话》

杜浣花一举一动，无不是忠君爱国悯时伤乱之心，虽友朋杯酒间，未尝一刻忘之。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声声碧血。

薛雪　《一瓢诗话》

在古代诗论家那里，一般都将豪放、率直看作是与温柔敦厚相区别相对立的东西。但张谦宜却认为，豪放与率直(“倾吐殆尽”)并未能妨碍杜诗得其“忠厚”^[4]。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杜甫“爱人之意深也”。而这“爱人之意深也”，其实也就是后几则评论所谈到的杜甫对于君亲友朋，家国治乱，时世民生的深深系念之情。这样的情怀，用苏轼(子瞻)的话说，就是“发乎情，止乎忠孝”，似乎更胜“发乎情，止乎礼义”一筹。这其实也就是高度肯定杜甫这样的情怀是完全符合诗教的精神的。正因为张谦宜看到并突出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豪放与率直均未能妨碍杜诗得其“忠厚”。显然，张、苏、吴、薛诸位一致肯定在杜诗中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悯时伤乱之心”，并认为这正是诗教精神的集中体现。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概说》的一段有关诗教的议论^[5]中指出:“体会其(温柔敦厚——引者)旨的最杰出的作家，是唐之杜甫”。笔者认为，整个看来，杜诗内容丰富，气象恢宏，境界壮阔，地负海涵，其风格更以沉郁顿挫著称，远非儒家诗教所能范围，我们断不可泥定“温柔敦厚”去看待杜诗和它的伟大作者。然而，在注重诗歌的政教伦理意义、现实意义与社会功能这一方面，杜诗确乎与诗教一脉相通。换言之，诗教的上述理论侧面在杜诗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充分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青木正儿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由此，我们也就清楚地看出了诗教的第一个理论特征及其在后世的影响。

第二，上接“言志”传统，在一定前提下肯定并要求诗歌要着重表现主体的胸襟情性，由此更涉及主体的“为人”问题。

清人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写道:“自《昭明文选》专取藻翰，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在魏源看来，“不问诗人所言何志”便是诗教之衰敝，则诗教与诗人所言之特定的“志”显然息息相关，这就将诗教与中国古老的“诗言志”传统直接联系起来了。魏源的这一看法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有的。“诗言志”之说早见于《尚书》、《庄子》、《荀子》等等先秦典籍之中。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诗言志的“志”在早期有记忆、记录、怀抱三种含义，到了汉代，则主要指“人的志向”(亦即“怀抱”)。^[6]而正是在汉代，《毛诗序》提出了著名的“情志合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方面，如前所说，诗教与《毛诗序》关系极为密切，“温柔敦厚”亦本就是人的一种特定情性(孔颖达:“柔谓情性和柔”)，那么它与“情志合一”观念完全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或一致之处。另一方面，若不于诗歌中发抒诗人的情性志向怀抱，诗歌又怎么可能完成好诗教所赋予的“美刺讽喻”，“教民化民”的重任呢?事实上，古代诗人或诗论家，大凡尊崇诗教精神的，一般都十分重视诗歌的“言志”功能。例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就是很好的明证。所以，魏源将诗教与“诗言志”直接沟通，是有道理的。

诗教强调教化，教化的一个重大目的在于使广大人民的“为人”趋向温柔敦厚。要达到这一目的，诗歌中所寄寓、抒发的情志就必定要是温柔敦厚(“以义节之”，“止乎礼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发抒此种情志的诗人，其“为人”又必须先做到温柔敦厚。所以，由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重视接受教化者(“民”)的“为人”问题，折转而重视诗歌所寓之情志，重视诗人的“为人”问题，这是隐含在诗教中的一条合理的逻辑。这里，我们着重来看一看，从诗教出发，后世人们是怎样对诗们人的“为人”提出要求的:

温柔敦厚，诗教之本也。有温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温柔敦厚之诗

朱庭珍　《筱园诗话》

作诗必先有诗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柳公权云:“心正则笔正。”要知心正则无不正，学诗者尤为吃紧。盖诗以道性情，感发所至，心若不正，岂可含毫觅句?

薛雪　《一瓢诗话》

“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氐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凡刻薄吝啬两种人，必不会做诗。……非胸中有余地，腕下有余情，看得眼前景物都是古茂和蔼，体量胸中意思全是恺悌慈祥，如何能有好诗做出来。

何绍基　《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www.chuimin.cn)

显然，诗论者们从诗教的精神出发，对于诗人的主观修养(“为人”)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上文说过，诗教很重视诗歌的政教伦理意义和现实社会功能，这里则要强调指出，诗教并未由此而走向对诗人情性胸襟之抒发的彻底否定(例如它丝毫也没有“作文害道”之类的意思或倾向)，它恰恰是由此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结合，走向了对主体发抒其情性胸襟的大力肯定，并进而对主体的“为人”予以高度重视，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只不过这种肯定、重视与要求，仍受到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有力制约，打上了它的鲜明印记。

第三，婉转曲折，含蓄蕴藉，意在言外，韵味深长。

诗教并不仅仅关乎政治教化、伦理道德，它也深刻地联系着多方面的艺术问题。下面要讨论的诗教的几个理论特征，就都直接涉及了诗歌中的一些艺术问题(例如艺术表现的问题，艺术风格的问题等)。

孔颖达疏解诗教时指出:“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依违”，反复、犹豫之义，形容声音的乍离乍合。“诗依违讽谏”，即以诗歌来进行讽谏，要不游离主题，又不直逼主题，而是始终围绕主题往复旋回，不即不离，隐约其辞，婉曲道来，意在言外，以收到最佳的讽谏效果。孔氏认为，这就是诗教的一大精神所在。显然，诗教的这一精神，正与《毛诗序》的“风剌”说亦即“主文而谲谏”说如出一辙。我们看到，诗教与《毛诗序》的这一精神，对于诗歌的艺术表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对中国诗歌中“含蓄”这一艺术表现方法(也是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发生过重要影响。由诗教出发而注重诗歌艺术表现上的婉转曲折、含蓄蕴藉，以期获得意在言外、情味深长的艺术效果，这在古代诗人、诗论家那里已经蔚为风气。例如:

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古人诗意在言外，故从容不迫，蕴蓄有味，所谓温厚和平也。

田同之《西圃诗说》

风人之旨，往往含蓄不露，意在言外，……婉挚多风，蕴藉有味。

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三》

凡作讥讽诗，尤要蕴藉;发露尖颖，皆非诗人敦厚之教。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温柔敦厚，诗教也”。……诗要有字外味，有声外韵，有题外意;又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

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

可见，婉转曲折，含蓄蕴藉，意在言外，韵味深长，正是诗教的又一理论特征。

第四，借重比兴。

清人焦循《毛诗补疏序》有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就是说，要于诗中体现温柔敦厚的精神，须要借重比兴。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运用广泛、影响久远、极受重视的两种艺术表现方法。综观古今论者的解说，其含义大致如次。“比”即是今之比喻(郑众:“比方于物”)，如明喻、隐喻、借喻等等。“兴”的含义较复杂。首先，强调诗中要有寄托。郑众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既要“托物”，必有某种被寄托者(事理情思)。其次，诗的意旨不直接说出而托之于物，亦即以物寓意、托物喻意(刘勰:“兴之托谕，婉而成章”)。就这点看，它近于比喻。复次，寄寓在“物”中的事理情思，比较深曲隐微(刘勰:“比显而兴隐”)。又其次，它还是诗歌的一种独特的起首发端(刘勰:“兴者，起也”)。最后，它又是一种余意不尽的结尾(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显然，比兴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很适合于被用来传达诗教的精神。例如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诗教特别重视诗歌的政教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因此要求诗歌要有符合于礼义伦常的充实内容，可是这样的内容每每出于政治的或艺术的考虑而不宜直接说出，必须婉转道来。这时，采用比兴手法来进行表达，就再合适不过了。例如清人李重华指出:“天地间情莫深于男女，以故君臣朋友，不容直致者，多半借男女言之。《风》与《骚》，其大较已。”(《贞一斋诗说》)的确，借男欢女爱，香草美人以喻君臣关系，以托友朋情愫，由于既能将种种“不容直致”而又应当或必须说出的意思表达出来，又能取得很好的(“婉挚多风”的)艺术效果，所以这样来运用比兴，自《诗经》、《楚辞》起，已成了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而这一传统，显然与诗教的精神是十分吻合的。又比如，诗教强调以诗化民，又强调诗人抒情言志。但教化人民并不是用诗歌去讲道理，而是要用诚笃深厚(敦厚)的诗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这样，就要求诗人所抒之情感必须深厚，且必须被表现得极富艺术感染力。这样一来，那托物婉道能寓深意而又以余意无尽耐人寻味见长的比兴之法，当然又很值得借重了。焦循说:“夫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毛诗补疏序》)沈德潜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说诗晬语》)这两段话清楚地说明，诗教的教化目的的实现，要靠以情感人，而深厚郁勃的情感要得到很好表现，就每每要将它寄寓在具体而形象的事物、景物或比喻之中(“托物连类”)，而这就使得诗教必然要格外地倚重以“比方于物”、“托物起兴”为主要特征的比兴二法了。最后，诗教还强调，诗歌之情感及情感表达必须是优柔和缓的，而不能是激荡迫切的。那么，若以比兴二法来委婉地托物传情，就常常要比直抒情怀来得优柔和缓一些，所以魏源说:“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焉喻焉。”(《诗比兴笺序》)从这一角度看，诗教同样有理由借重比兴。总而言之，从艺术表现的不同侧面出发，诗教都十分倚重比兴，诗教与比兴，的确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7]。

第五，强调诗歌艺术风格的温润和柔。

强调诗歌艺术风格应该甚至必须温润和柔，是诗教的又一重要理论特征。如果我们要对温柔敦厚或诗教作一个总体的把握的话，那么大约可以说，温柔敦厚实际上就是一种温润和柔型的具体艺术风格，诗教就是一种突出强调着诗歌温润和柔的风格特征(以及前述诸多特征)的特定的艺术风格论。这一点，从如下一些论述中清楚可见:

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孔颖达《毛诗正义》

风人之诗……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

许学夷《诗源辨体》

诗以优柔敦厚为教，非可豪举者也。

诗贵和缓优柔，而忌率直迫切。

吴乔《围炉诗话》

显然，诗教十分强调温润和柔的诗歌艺术风格。这里要着重指出，温柔敦厚既是一种具体的艺术风格，但又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普通的艺术风格。这是因为，两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历史地积淀在其中的艺术和非艺术的因素(政教礼义、抒情言志、主体修养、主文谲谏、含蓄婉道、借重比兴等等)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它们与其温润和柔的风格特征内在地合而为一，从而使得这一特定风格的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或美学史上，历史地形成的具有如此鲜明的政教伦理色彩和如此丰富的艺术内涵的具体艺术风格，实在是极为少见。正是政教、艺术与历史融铸出的全部丰富性，使得温柔敦厚成了与一般艺术风格迥异而尤为得到历代诗人文士高度重视乃至尊崇的一种具体艺术风格。

儒家诗教的主要理论特征，大致即如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