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要题：汉代儒学的诗教特性

2024-03-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就表明，诗教与《毛诗序》的确有着甚深的内在联系，二者的理论实质或精神是相当一致的。重礼义，重教化，还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而且已成了汉代统治者倾注大力以推行之的实践行动。

二、诗教的汉代儒学性质

我认为，诗教具有鲜明的汉代儒学性质。

首先，我们结合出自汉儒之手的汉代儒家文艺理论名篇《毛诗序》，来看一看诗教的几个理论要点。我们知道，《毛诗序》十分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强调礼义对情性的节制作用(“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谕作用(“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下以风刺上”)，强调在下者对上政的讽刺要微婉曲折(“主文谲谏”)。这是《毛诗序》的几个突出的理论要点。唐代著名经师孔颖达在其《礼记正义》中正是运用《毛诗序》的如上几个理论要点来对诗教作出疏解的。孔疏云:

“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

这段文字中的“以诗化民”，“以诗教民”，“以义节之”，“诗辞美刺讽喻”，“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等等说法，显然正是引《序》以释“教”。一般而论，孔氏为《礼记》所作的正义，“证据详悉，义理精审，与郑(玄)注堪称双绝”^[10]。这就表明，诗教与《毛诗序》的确有着甚深的内在联系，二者的理论实质或精神是相当一致的。

我们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素重礼义，重教化，对文艺也有类似的要求。诗教(以及《毛诗序》)则将这些倾向大大强化。在我看来，诗教(以及《毛诗序》)对礼义和教化的突出强调以及它(们)的某些重要特色，正是汉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汉代的社会思潮在当时文艺思想中的反映，也正是与先秦儒学既相承接又不尽相同的汉代儒学深深地烙在当时文艺思想上的时代印记。下面，就着重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继秦而兴的汉王朝，其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亦即对于秦国运用强权，一统天下的巨大成功和秦王朝专凭暴力治天下，转瞬即遭彻底倾覆的巨大失败，印象极其深刻。“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就是汉代思想家对于秦王朝二世而亡原因的一个深刻而明确的著名总结。面对前代旋生旋灭的巨大历史兴亡教训，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以确保刚刚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汉王朝的运祚久长呢?这是摆在汉代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严峻而又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对此，汉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进行了多方讨论，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些讨论和措施中，“礼义”和“教化”都倍受重视。

先看“礼义”。汉初的大政论家贾谊，一上来就将施行礼义的意义讲得很明白。他认为，有鉴于秦朝纲纪崩坏，“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人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的教训，汉王朝必须尽快将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秩序、制度(礼制)建立起来:“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而不疑。”^[11]一旦这样做了，就能收到“礼义积而民和亲，”(《汉书·贾谊传》)“世世常安”(《治安策》)的良好效果。贾谊之后，汉人高谈“礼义”之声不绝于耳。史学家司马谈对儒家学说多有非议，唯对其礼义之说，则深表赞同:“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论六家要指》)至于实际上在“为汉制法”的董仲舒，更是为强化封建等级秩序，强化这一秩序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不遗余力。他提出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还赋予这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神圣性(“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和永恒性(“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董氏的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中“纲常名教”理论。^[12]而在西汉选编成书的“戴经”亦即《礼记》中，对“礼义”的强调更是随处可见。如《礼运》篇云:“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故礼义者，人之大端也”;“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又如《仲尼燕居》篇云:“礼夫礼，夫礼所以制中也。”总而言之，大讲礼义倡扬礼义的确成了汉代的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其目的，在于重建并强化尊卑上下区分严格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使人人在这秩序规范之中各安其位各行其宜，既互相区别又相互“和亲”，最终促成社会稳定，汉祚久长。

再看“教化”。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用丞相李斯的建议，凡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有敢谈论《诗》《书》的人都要杀掉，而要“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要割断民族文化传统;从政治上看，则是要实行暴力专政。而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却反秦之道而行之，十分重视对于传统文化的利用，贾谊率先指出教化的重要意义:“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汉书·贾谊传》)董仲舒则说得更为具体明白:“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13]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玉杯》)这里，在对暴秦“以恶服人”作了反思批判之后，董氏明确提出，应当而且只能以传统文化中最能维系社会与人心稳定，因而也就最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儒家文化(“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去“赡养”亦即教育感化人民。《淮南子·泰族训》也主张:“六艺异科而同道，……圣人兼用而财(裁)制之”。从贾谊的“道之以德教”，董仲舒的“简六艺以赡养之”，《淮南子》的“圣人兼用而裁制之”，《经解》的“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等等说法中，可以清楚看出，运用儒家文化来对人民进行教化，乃是汉代思想家们的一致主张。

重礼义，重教化，还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而且已成了汉代统治者倾注大力以推行之的实践行动。《史记·儒林传》载，由于汉武帝向往儒学，于是《诗》、《书》、《礼》、《易》、《春秋》之学盛极一时，“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又载，其时学官公孙弘对汉武帝说:“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这段话的后半在说，汉武帝以人际伦理为根本，劝导学问，修复礼义，推崇教化，激厉贤才，这样来教育感化四方，实在是天下太平之本原。《儒林传》又载有汉武帝发出的这样一段“制”命:“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闻博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此外，从《汉书·武帝纪》中也可以看到，汉武帝为了“广教化，美风俗”(汉武帝语)，的确是费煞了苦心的。总起来看，其时由于谋士献策，帝王力倡，群臣响应，学士鹜趋，于是乎朝野上下四方乡里，弥漫着浓厚的讲礼义崇教化的时代风气。

正是在汉家君臣上下百虑一致、大力倡扬所造成的极为浓重的社会气氛和思想氛围中，“诗教”说与《毛诗序》双双问世了。它们的问世，以及它们以礼义作为诗歌和诗人情感的最重要的节制和评价标准，它们对诗歌教化作用的高度重视，都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换言之，它们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

反观先秦儒家文艺思想，则与诗教存在明显不同。它虽也很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作用，但是第一，它并无“诗教”、“止乎礼义”(“以义节之”)一类提法。这当然不仅仅是个提法有无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二者间存在的某些实质性差异。第二，它对伦理教化的强调程度，显然远逊于诗教。第三，较之突出地以礼义教化为核心从而理论视野艺术趣尚都相当偏狭的诗教文艺观，它在总体上当然要宏富博大得多。所以也许可以说，诗教正是先秦儒家文艺观的一个理论侧面(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分发挥与大大强化。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诗教与《毛诗序》共同具有的又一重要理论观点——“诗依违讽谏”，“主文而谲谏”。如果不是从艺术的角度而是从封建伦理的角度看问题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一“谲谏”说真实而典型地反映出了赫赫皇权之下文人臣子的某种特殊心态。这种心态即是:既要对君上的某些不当的作为进行谏劝以尽为臣职守，又十分惧怕因批评君上而触动圣怒以言获罪，亦即既欲尽忠又怕惹祸。于是，不即不离隐约其辞的“谲谏”便成了将他们从左右两难进退维谷之中解脱出来的一条妙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这不正是一举两得乃至数得(“在下者”既尽忠心安又不致获罪，“在上者”既保全面子易于纳谏又能够戒除过失)吗?在“谲谏”说中所隐含的文人臣子的这一层特殊心态，曾为后世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明人陈子龙写道:“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后之儒者，则曰忠厚，又曰居下位不言上之非，以自文其缩。”^[14]今人李泽厚、刘纲纪则认为，从一个方面看，谲谏说“活画出臣民在君主面前那种可怜的胆怯心理”^[15]。而反观先秦，这样一种“自文其缩”的“可怜的胆怯心理”，不仅在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刚毅性的孔子和孟子那里显然是毫无踪影的，甚至在整个先秦各家学说中都很难寻到它的踪迹。这倒不是因为先秦之人天生要比两汉之人多一分刚毅而少一分委曲，而是因为从总体上看，先秦并不是一个产生这种特殊心理的时代!

总而言之，秦王朝即生即灭的巨大历史教训和大一统汉王朝能否久长的严峻现实问题，使得汉家君臣，汉代儒家乃至儒家诗教均负载上了极其沉痛而又极其沉重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诗教因此而突出地强调礼义和教化，乃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使然，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所内在地具有的这一深层历史——政治内涵，是孔子思想、先秦儒家文艺思想所完全没有的。因此，所谓的“儒家诗教”甚或“孔子诗教”，实际上具有鲜明的汉代儒学性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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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记·经解》篇谈“诗教”，其“诗”指的显然是《诗》亦即《诗经》。然而后世之人虽也知其“诗”为《诗》，但又常常将之作为一般性的“诗歌”来理解、看待。这种情形，正与先秦时孔子等人论“诗”以及后人对其所论之“诗”的理解相一致。所以，“《诗》教”即可理解为“诗教”。

[2]冯友兰先生指出:“在汉朝人的著作中，称引‘子曰’的地方太多了，大概都是依托。——用‘子曰’以加重语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冯先生此说极是。

[3]杨伯峻说，见杨著《论语译注》。

[4]钱穆说，见钱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

[5]朱熹《论语集注》:“绘事，绘画之事也。”

[6]弘毅即是“强毅”(章太炎说)亦即是“刚强而有毅力”(杨伯峻说)，参阅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

[7]见《论语·八佾》篇。括号里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中的今译。

[8]一般认为，从情感的角度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比较接近于温柔敦厚的。

[9]《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0]赵吉惠、郭厚安主编《中国儒家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11]以上引文均见贾谊《治安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