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展中独立性的重要作用

独立性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特伦斯·凯利　英国白金汉大学校长　博士

引　言

欧洲的第一批大学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但很快这两大传统就被教会和政府所扼杀。因而瓦解后的欧洲大学在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农业革命以及浪漫主义运动等伟大的运动中并未对欧洲思想的复兴构成重要的影响。

西方大学的复兴由诸多复杂的诱因促成，但对其意义最重大的是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和洪堡的事迹。驱动培根的动力是英国具有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经济成功靠拢的需求，而洪堡的动力则来自普鲁士向英国工业成功靠拢的需求。然而，有一点很重要，葡萄牙、西班牙和普鲁士自身经济上的成就都和高等教育沾不上边。

当今世界教学和研究水平一流的高校，例如美国的文理学院和常青藤大学，都受到了早期欧洲大学的熏陶，它们都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白金汉大学的诞生正是为了发扬英国的办学传统。

错误的开端

高等教育可以说起源于“轴心时代”^[1]，当时柏拉图创立了学院（公元前387年至公元前383年；410年至539年恢复），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学园（公元前335年至公元前386年），孔子创立了他的学派（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印度的众多思想家建立了各种宗教和哲学体系以及包括纳兰达大学（创建于公元前5世纪，现已废弃）在内的学院。但是没有一所“轴心时代”创办的学校作为思维和教学上创新的核心幸存到现代。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复兴了高等教育，例如位于摩洛哥菲斯的卡鲁因大学由一位女施主在公元859年创建并幸存至今（其最著名的学者是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人）；公元975年在开罗创立的爱资哈尔大学也得以幸存至今。这些大学及后期的穆斯林大学虽专注于神学研究，但同样教授哲学、天文学和医学等人文学科。然而，这些学校并未造就当代全球大学的传统（其主要受欧洲和美国模式的影响），因此本文不会进一步阐述。而其余非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对现代全球大学的传统也未构成影响，因此这里也不作讨论。

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在中世纪欧洲。要理解大学，我们首先要知道大学是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来定义大学——至少是西方的大学——那就是历史。

西方大学的传统已有约900年的历史，第一所学府大约于公元1100年创建于博洛尼亚。公元1100年，意大利的贸易已从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复苏，在缺乏法定商业法的情况下，演变出了一部自愿性的法规——“商法”。一些商人开始专门担任商业法庭的辩护人，而希望进入复兴行业的青年人则建立了博洛尼亚合议制。随后不久，帕多瓦、蒙彼利埃等地中海城市也在学生倡议下相继创办了类似组织。

这些早期的大学讲求合作，提倡民主。学校由学生自主管理，工作人员也由学生任命。我们偶尔可以在苏格兰大学、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看到这一传统的延续，并窥见到学生接受其他早期大学深刻的影响，由学生或校友选举产生学校的院长和校长。

几乎与此同时，包括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一批北欧大学是由教师自己创办的，这些学校同样具有民主性，由工作人员集体管理。虽然这一体制很快受到限制，但今天我们发现这一传统已通过牛津和剑桥的学术自治体制发扬光大。

此后不久，大学由教会创办（前身通常是大教堂的唱诗班）或是由国王和皇帝创办。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教会的主动权是对市场的模仿。

然而，如果认为是早期的大学开创了地中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就错了，因为这些学校姗姗来迟。欧洲早已出现许多高校教师，但他们中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教学根据市场波动。同样，当时欧洲已经出现许多高等学院或进修机构，但它们的资质只受到当地主教或国王的认可。大学的概念直到博洛尼亚和随后的其他学校相继被教皇或罗马帝国承认后才诞生，因为只有教皇和皇帝拥有整个欧洲的统治权。因此，大学的资质要获得全欧洲的承认。

大学机构的诞生是与国家商谈的结果。于是起初一些学者担心大学要牺牲学术自由和效果作为让步。例如著名的学者菲利普斯·德·格雷维亚（Philippus de Grevia）在1218～1236年间在巴黎大学担任校长，痛惜地说：

曾经，当师长能独立授课、当大学的名称还不为人知时，有很多的演讲和辩论，学术也更有意思。而如今，当你跨入一所大学，却鲜见演讲和辩论；一切都是草率行事，学不到什么东西，用来做学问的时间都浪费在开会和讨论上。当年长者在会议上辩论、忙于制定章程时，年轻人则计划着他们邪恶的阴谋和攻击。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编辑《欧洲大学史》1992年版，p15

对于学术自治的担忧很快就成为现实。尽管最初的大学都是独立机构，但是教会和世俗的统治者很快就把大学认定为是对他们思想垄断的威胁。博尼费斯八世教皇对于1924年巴黎大学的建立十分震怒：“你们这些人似乎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由你们的推理来统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而非你们来负责的。”但是，到那时为止，异端审问已经波及大学，它们被迫接受教会的监视。异端审问始于12世纪初期，1231年又在教皇乔治九世的教义——任何对教会教条有质疑的人都被判以终身监禁或是死刑——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因此，按照这种教会控制大学的做法，牛津大学的校长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林肯郡主教。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学术称号（Chancellor，Dean，Doctor，Professor，Lecturer）都是与教会相关的，因为教会拥有统治权。

当然，有些统治者还是开明的，他们也意识到了学术所面临的威胁。1158年，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正式宣布了有名的学术保护法Constituito Habita来保护博洛尼亚的学术自由。国王的这种天才之作往往会被他自己或是他的继承者所废除，最终也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在教会的统治下，大学很快就退化为倡导经院哲学的荒谬机构，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确经常在讨论“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跳舞”这样的问题。人们对当时文化的真正认识是由那些质疑教会所谓的智慧的学者的命运换来的：1267年，牛津大学的罗杰·培根（1277～1291年）以“创新嫌疑罪”被判入狱，因为他在其著作《大著作》（Opus maius）中写道：“只是论证是不够的，有必要通过亲身体验来验证所有的事情。”不久后过世的琼·威克利夫^[2]于1415年被康斯坦斯委员会宣布为一个顽固的异端分子，幸运的是，他是自然死亡的，但是之后教会把他的尸体挖出来鞭尸。1600年，巴黎帕多瓦大学的布鲁诺因为对多星系的怀疑（地球并非位于这些星球的中心）而被绑在罗马的火刑架上烧死。1633年，帕多瓦大学的伽利略因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被乌尔班教皇八世以各种刑拘威胁。新教义不再能够自由发展，1553年，加尔文将塞维图斯（发现肺部血液循环）烧死，因为他质疑三位一体和洗礼。

然而，大学并非完全沉寂，马丁·路德的确是在威登堡教授新学术。但是，威登堡大学并不提倡学术自由，路德在威登堡大学之所以能够自由写作，仅仅是因为他的观点跟当地的统治者一致，他本身是支持宗教改革的。

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大学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思想中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减少到几百人，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学习理论为以后在教会工作做准备。由于中心权利的削弱，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内战和复辟的出现，17世纪，大学在英国有了短暂的复兴，但很快就被英格兰教会摧毁了。教会要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老师都是英格兰教会任命的未婚教父，所以，他们的平均年龄有时仅有23岁，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直到大学崛起。

所以，后来亚当·史密斯^[3]在牛津大学的贝列尔学院就读的时候写道：“在牛津大学，多年以来，大部分的教授都不认真教书，连装装样子都不肯。”跟史密斯同时期就读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4]写道：“我的老师们都是些虔诚的修道士。我的老师对于领薪水记得很清楚，但总是忘记履行他们的职责。在剑桥大学的14个月是我一生中最无收益、最空虚的时期。”苏格兰的大学情况没有这么糟糕，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大卫·休谟^[5]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申请职位都遭到拒绝，因为他的写作触及教会。当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参观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时候，他发现其中一所学院已经关门了，另外一所的图书馆钥匙也因为长期不用而丢了。

人们仍然要求接受一些有用学科的教育，尽管不同的社会创造出不同的机构去取代中立的大学。比如，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孕育了一些私立的数学学校，这些学校是当时的商业学校，教授会计学、航海和其他有用的商业技能。这些学校竞相出版学术研究著作以此吸引学生。例如，1534年，威尼斯一所数学学校的老师尼西奥罗·塔他格里亚（Niciolo Tartaglia）发现了三次方程X³+Px²=n的解法。这个方程里没有简单的x项，但是，即使是像塔他格里亚这样的自由撰稿老师也发现自己被打上了教会和国家的烙印。

在英国，高等教育在大学中没有找到归宿，因此转向更具专业性的一些机构，像皇家学院（医学）和法庭学院（法律）。这种对现状的不满很快就被弗朗西斯·培根所批判。在他1605年出版的著作《学术之进》中，培根认为应该进行大学改革，建立学术和研究的替代机构。然而，至少两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大学毫无进展，但是培根的新学问的确在一些诸如皇家学会（1622年）的替代机构中找到了归宿。因此，大学在英国对世界历史的两大贡献——农业改革和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总之，欧洲大学最初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创立的，但是由于它的智力创造力受到教会和政府的威胁因而变得中立化了。

复兴

西方大学的复兴主要有三种方式：美国传统、英国传统和欧洲传统。

美国传统

（1）殖民地大学

北美至少有九所殖民地大学，它们都是1776年独立以前创立的。包括哈佛大学（1754年）、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大学（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63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罗格斯大学（1766年）、达特茅斯大学（1769年）。起初，这些大学都是由教士创立作为神学院的。当时，当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以后，这些大学很快就接收到来自当地殖民地和以后的州政府的拨款。有趣的是，美国大学的发展从那时候开始，很像是当前很多英国大学的状况：合法的私立学校为了接受政府的拨款不得不放弃一些自治权。自治权的丧失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殖民政府/州政府的政治家们会在大学的主管机构中占据重要职位。比如，在耶鲁大学，学校的主管机构中包括了州长、副州长和6名州参议员，他们按照所占的席位从根本上参与学校的管理。

常青藤大学联盟的独立并非是计划之中的。1815年，由于各种狭隘的原因，新罕布什尔州政府与达特茅斯大学理事会理事闹翻了，州政府想将自己心仪的人推上校长之位，摆脱理事会理事，试图接管达特茅斯大学，使学校成为州立大学，自己进行管理。但在1819年著名的达特茅斯大学案中，高级法院判定，尽管新罕布什尔州在该大学有资金投入，但根据宪章，该大学仍然是一所独立的教育机构，享受合同规定的法律地位，因此，政治家无权使此合同失去效力，达特茅斯大学仍然独立于州政府，实行自治。

这起案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各州政府纷纷从学校撤资：无论何时，只要出现有关当地独立大学的争端，当地州政府官员总要反问，为何他们要把社会的钱投入到坚持要求自治的私人机构中去。这个回答无可辩驳，因此各州的政治家们都不再为独立的大学提供资金。结果，美国的独立大学渐渐都碰到了财务困境。有七个殖民地大学通过收取的费用和校友的捐赠存活了下来，这七个大学加上康奈尔大学（该大学成立于独立革命之后，1865年加入联盟），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常青藤大学联盟。而威廉玛丽大学和拉特格斯大学关闭一段时间之后，最终选择接受成为州属大学，并得到了资助。

这个故事的道理在于：常青藤联盟一开始没有选择财务独立（说服政府继续资助确实很困难），尽管它们起初不愿意接受财务独立，但正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完全独立，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学术自由、遵循政治家们的指令，殖民地大学与州政府产生了争执，由此获得了独立，这对它们来说是种荣誉。今天大多数英国的大学谁能像昔日的殖民地大学那样“顽固”呢?

（2）教会与政权的分离

①常青藤联盟成功实现非国有化不仅是由于州议会的嫉妒，而且也是哲学转向所促成的。殖民地大学创立之时，教会与政治仍然合一，政府毫无例外地支持神学院。1636年，罗杰·威廉姆斯建立普罗维登斯（即罗得岛），促进了宗教自由的发展（比如教会和政权的分离）。美国革命时期的各种力量，其中包括约翰·洛克1689年的《政府论》（争取到了言论自由，包括可以明确表达不同的宗教观点）也驱使宗教自由发展。②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言论自由。③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确立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法案，教会与政治的分离被广泛接受，这有助于促使大学脱离州议会。

托马斯·杰弗逊曾试图扭转这个局面，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赞同教会与政权分离，但是他有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非宗教性质的州政府应该保护非宗教思想，反对宗教性质的独立大学。确实，他害怕大学缺乏了政府的智慧，会致使大学陷于迷信和神学。因此，他成立了弗吉尼亚大学，这是一所完全非宗教的教育机构（被人们抨击为一所“无神学院”），并且宣称这所学校基于人类思想的无限自由……“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害怕追寻真相，无论真相将我们引领到何处；我们也不害怕容忍错误，只要理性存在，它最终能战胜。”为了维护非宗教的本质，杰弗逊将它建立为州立大学。

但令他失望的是，这个范例没有被人广泛推广，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很大程度上仍然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为私人谋利的东西，为高等教育埋单的应该是市场而不是纳税人。结果，几乎没什么州立大学建立起来，联邦政府也没有建立任何公立大学，它们对高等教育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

（3）联邦政府

但是根据1862年《莫里尔法》^[6]的要求，联邦政府建立了一批接受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这关系重大，它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政府干预高等教育是受到了战争的驱使，因为美国内战刚好就发生于1861～1865年。

但是建立这些接受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解决农业过度开发的问题（这是当时农业出现的问题，也是农民贫穷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对农民来说，不限制土地使用量，不加保护地开发土地，成本更加低廉；土地消耗殆尽之后，他们移居到西部，再开发另一块土地。接受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希望能够说服农民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学会使用昂贵的肥料及相关技术以节省土地，但结果当然是失败的。

这个失败使联邦政府基本不再进一步干预高等教育了，州政府也不再支持高等教育。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的发展使高等教育必须具备赢利性质。如莱弗里特·里昂在他1922年所写的《商业教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述，到1900年，美国有341所营利性大学，雇佣了1764名教职工，教授着77746名学生。但是，函授大学和职业学校规模更大，1890年到1910年间，它们教授了100多万学生。20世纪，州政府才开始广泛地资助州立大学，私立大学才开始受到排挤。

英国传统

工业革命（起始于1780年左右）开始之后，英国才开始着手于改革陈旧的传统大学，成立新型大学。这些大学都是私有性质的，资本主要来源于慈善家的捐赠，收入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在美国，英国工业需要受过培训和教育的员工，并且给这些人额外补贴，这就鼓励学生在学费上花更多的钱）。伦敦大学建立于1826年，曼彻斯特大学建立于1851年，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建立于1852年，伯明翰大学建立于1900年，利物浦大学建立于1903年，利兹大学建立于1904年，谢菲尔德大学建立于1905年。尤其是梅森大学以及之后建立的伯明翰大学，都是受到了当地工业家约西亚·梅森的捐赠。1875年该大学奠基时他说：“我很遗憾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也许能在这些学生当中培养出聪明、正直、勤恳、热爱真理、追寻真理的后代。”

在新型大学建立之前，美国人本杰明·汤姆普森（后被人称为朗福德伯爵）于1799年在伦敦建立了皇家学院，他认为英国工业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公众利益，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研究。朗福德不赞成专利权，他说：“我只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受益于我的发现，人人都能毫无障碍地、 自由平等地利用这些发现。”但对朗福德来说，为公众谋福利是私人慈善家该做的事，与政府无关。他写道：“我们要让善举成为一种时尚。”他做到了。1799年皇家学院成立一年之内，筹措的资金多达11047英镑。

资金来自于各个会员，以创建者身份加入的终身会员须缴纳50枚几尼金币^[7]，而其他会员须每年上缴2枚几尼金币。本是慈善家的朗福德把其大部分身家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用于建设朗福德教授团队，而此前他便已经获得了皇家社团朗福德奖章（以其本人成为获奖第一人为条件）。

作为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可以自由发布科学研究成果对于英国皇家学院来说不足为奇。其第一任讲师托马斯·加尔内特早前任职于格拉斯高的安德森学院，一所与前者性质类似的实验研究室。而皇家学院第一巨头亨弗利·戴维^[8]，1801年以讲师身份受聘，此前其亦供职于另一所独立并能自由刊载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验研究室——英格兰克里夫顿著名的气体研究所，其间他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笑气）的麻醉效用。

在皇家学院任职期间，戴维发现了碘等六种新元素。1815年，他发明了矿用安全灯，创制了电弧灯。他出色的学生迈克尔·法拉戴终身供职于皇家学院。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生的成就不胜枚举。其中最值一提的是他在1831年对电磁感应的探索。

伦敦大学学院始建于1962年，也是一个俗世机构，旨在脱离英国教会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控制。但当时没人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提供资金，因此这所大学成了一所独立大学。

事实上，19世纪英国大学一直是独立机构，很少得到政府支持。款项来自于学院的捐赠委员会，1913年之前，这笔钱每年只有15万英镑，由各大学分别获赠。学生经常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助，科学家们也不时得到政府的研究资助，但是政府对于高校的支持不会超过其收入的20%，其结果是1914年前英国大学对于欧洲大陆的政府干预模式持怀疑态度。

但是，在1914～1918年后，这幅英国本土图片发生了变化，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学费和捐赠）都消失了。由于年轻人放弃了学业前去西线打仗，学费收入消失，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学遭到了破坏。从长期来看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的捐赠基金收入也土崩瓦解：1815～1914年，英镑的实际价值增加（通货紧缩），因此大学能够通过合理投资获得固定收入。但是，1914～1918年间，英镑贬值了3/4的价值，而且1918年后，由于通货膨胀持续，大学的捐赠收入崩溃。1918年各所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库务署的委托代理中团结一致，其领导人洛奇爵士，（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绝望地呼吁政府提供支持：“我们希望赠款立刻翻两番。我们等不了了。”

因此，1919年，英国政府组建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年预算额为100万英镑，1912年，该额度很快上涨至180万英镑。到1921年，事实上，包括地方教育机构赠款在内，英国政府给高等教育提供的资助超过其收入的50%。实际上，四年战争结束后，该部门已经国有化。

最初，教资会在“霍尔丹原则”（以一位著名的自由政治家命名）指导下发放资金，这一原则要求政府将这笔钱提供给学术团体，这些独立的学术团体接着将资金按其学术标准分发下去。但教资会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S）和其他政府机构统一确定英国大学隶属于国家，因此它们没有权利自行制定收费标准或确定自己的规模。

同时，1914～1918年间全面战争的需要改变了政府文化，研究不再被视为工业和慈善家的个人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资源，因此一些主要研究委员会相继成立。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于1913年成立，物理科学委员会的前身于1916年创建，以满足西方前线研究的需要。研究理事会一直都自主运行，且运行良好。英国的悲剧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纯属意外地导致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下的英国大学的国有化，继而退化。

欧洲大陆传统

欧洲大陆的故事完全不同于美国或英国，而是个关于政府激进主义的故事。在法国，按照科尔伯特（1661～1683年之间的首席部长）的指示，国家创办了一些理工学校，包括教授算术、几何和制图的罗马高等商学院，教授油画的法兰西皇家油画学校，教授设计的皇家设计学校，以及教授建筑的皇家科学院。科尔伯特也在卢浮宫创立了绒布及戈布兰挂毯工作坊、皇家出版社和皇家工场。科学院得到国家的慷慨援助，世界上第一本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即由国家创建。1671年重组了皇家植物园，以研究并教授植物学和药剂学。国家创办了三个化学研究实验室，分别位于国王的图书馆、卢浮宫和巴黎天文台。

历届政府继续执行科尔伯特的政策。土木工程学校或高等桥梁和道路学院创建于1716年，皇家兵团工程师学院创建于1749年。在巴黎，高等矿业学院成立于1778年，高等理工学院成立于1795年。这些学校蓬勃发展，培养出拉瓦锡、贝托莱、勒布朗、卡诺、蒙赫、屈尼奥、库仑、拉马克、居维叶、希莱尔、盖吕萨克、阿拉戈、安培、拉普拉斯和沙普塔尔等优秀科学家。同时，技术人员也没有被忽略。19世纪初，在全国各地创办贸易学校或高等艺术学院，工程学在英国还只是作为一门工艺的时期，法国已经将它设为学校的一门专业，并进行正式考试。1853年后，法国在音乐学院设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

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洪堡于1810年率先创建了研究型的柏林大学。此后，全德境内也创办了工业学院和其他的研究及教学型大学。

后果

对于那些认为政府资金在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的人来说，过去500年的大学历史否认了这一观点。有些国家的政府资助了高等教育，而有些国家的政府则没有，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府是否投入资金却并不总是呈因果关系。譬如葡萄牙和西班牙曾在海外扩张时代称霸世界，但他们的高等教育却无足轻重。之后，法国取代了葡西两国成为全世界的超级大国，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它的国际地位更大程度上取决于GDP总量，而不是人均GDP，法国当时的GDP还没有英国多。实际上，19世纪的荷兰是世界上人均GDP最多的国家，而它的财富是贸易所得，尤其是通过掠夺而非发展工业的殖民地贸易所得。通过工业革命，英国取代了法国与荷兰成为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与人均量均第一的国家，在1890年左右，这两项数据均被美国超越，而这两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都不多。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都不及美国，而且在二战前也不及英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战后经济衰退，政府却出资发展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期德国的经济并不是特别成功，GDP不及英国，更不用说和美国相比了；不幸的是，与经济历史学家使用人均GDP说明问题不同的是，传统历史学家用趣闻逸事来说明相反的情况，但却具有误导性。

关于德国19世纪与20世纪的高等教育，全世界对这个问题论述最多的是洪堡的思想和作品。洪堡是普鲁士的一名高级政治家，曾担任过教育部长。他还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家，著有《论国家行为的限制》，尽管没有即时出版，但还是成为约翰·斯图尔特·米勒《论自由》的灵感源泉。

洪堡非常关注英国为什么在当时比普鲁士富足很多，虽然英国的商业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看似毫无关联，但他还是在1810年创办了柏林大学这所研究性大学，以此来向同胞讲授英国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科学技术。由于普鲁士没有英国的教育慈善的公民文化，也没有教育市场的经济文化，柏林大学因此成为一所国立大学，由政府出资控制。

洪堡了解国家控制的风险，他鼓励自由学习权和自由教学权，但实际上德国的大学并非创新思想的堡垒，学校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屈服也令人沮丧。(www.chuimin.cn)

洪堡的研究眼光在全世界都获得了胜利，他创立的一个研究指南也为世人所赞叹。洪堡最著名的弟子是在1869～1909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1834～1926）。艾略特决心要提升整个欧洲大陆大学的研究水平，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他外甥的信中窥探到：

每一所欧洲著名的大学都是由王子们或特权阶级所创立的，我所造访过的法国或德国的每一所理工学院主要都是由政府出资兴建的。现在这不是我们管理教育事务的方法，但除了共和制我们还没有找到另一种替代的方法能发挥相同的作用。在我们这一代，我基本没有指望我们的大学取得与欧洲大学相同的成果，因为他们创办了10年或20年后也没有为国家的工业提供帮助。清教徒们认为他们要为教堂培养牧师，所以他们支持哈佛学院。美国人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化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建筑家，所以他们创办大学来培养这些人。与此同时，自由和美国的进取精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就像过去那样……

——摘自Henry James著Charles W.Eliot-Presiden tof Harvard，1869～1926

Cambridge MA，Houghton Mifflin.

正是艾略特把哈佛大学从一所私人捐资兴建的、古典思想和神学思想占主导的、对外界不甚关心的新英格兰学校转变成一所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而且，这在国际上也为大学设定了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现在几乎人人都认为一所知名大学应首先是一所研究型大学。

现代研究密集型大学的兴起

这类大学的兴起有两个起源，一是欧洲大陆的大学，二是英语国家的大学。

欧洲大陆大学

这一点很好说明：尽管欧洲有很多国家，但我们可以肯定地判定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一直持续不断地管理大学，这与其他公共服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些大学完全由中央政府出资（没有学费和捐款），它们由中央政府管理，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它们实行的并不是自主管理，也并不能追求自己的教育目标，而是必须服从于政府的社会目标。比如在法国，大学不能自由地挑选学生。正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欧洲大陆的大学一直连二流的水平都达不到，基本在三流水平徘徊。任何对全球大学水平（教学或研究水平）的分析都会发现欧洲大学的水平较低。起初，欧洲大学表现不错，特别是在研究方面（如19世纪的德国大学），但一旦最初的动力没有了，它们就被它们的制造者所控制，而不再由它们的目标客户所左右，就像所有国家的官僚机构一样。

因此，各个国家因为不愿得罪其委托学院，在评价教学与研究优秀与否时都跳过了大学。所以，法国创立了法国大学，德国创立了马普研究院。其结果是大学作为教学、研究和关心学生的中心的品质在进一步下降。

大学紧紧依附于政府，因此大学没法成为反对非法政府的主要力量。比方说，德国大学就支持俾斯麦和凯撒的极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还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因此，这些大学就没法拥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斗争。在1914年的8月，当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时，德国军队毁坏了卢万大学的图书馆，在这次破坏中，丢失了30万册图书和超过1000册的中世纪原稿。举世震惊之时，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却认为这是应该的。德国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召集了包括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内的92名当时极为杰出的德国学者从种族层面来证明焚烧图书馆的合理性：“我们的敌人是俄罗斯那些与蒙古人和黑人勾结的人，他们与白色人种为敌。”

1915年，德国另外352位非常著名的教授们签署了一份知识分子宣言，宣称：作为战争的代价，德国应该获得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航道和重要的矿产地，以及库尔兰、乌克兰和广大的殖民领土。仅有四个德国学者公开反对这个宣言，有趣的是，其中一人正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并非圣人（他殴打两任妻子，忽视孩子，玩弄女性），其科学研究并不是政府资助的，所以他能自由地抨击政府。1914～1915年间那些知名的奥利地和德国思想家都是自立门户的，比方说托马斯曼和斯蒂芬·茨威格，他们的研究都不受政府资助。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德国的大学由于是由政府出资和创办的，因此这些大学为了各自的私利都与政府密切相连。

德国大学对希特勒的支持是热情澎湃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发表校长演说时，号召所有的同事要坚信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拯救德国的领袖。在雷根斯堡的另外一场校长演说中，戈茨·弗雷海·冯波尔尼茨（Gotz Freiher von Polnitz）教授则宣称希特勒的就职时刻就是胜利的时刻。在图宾根，民俗学教授古斯塔夫·比伯梅耶（Gustav Bebermeyer）声称：“现在，伟大的奇迹已经产生。德意志民族崛起了！”

截止到1933年，德国超过半数的大学教授都加入了纳粹党，超过半数的生物学家也加入了纳粹党，结果是纳粹党党员渗透到了德国的各行各业。为尽快创建一个庞大的政党，事实上，希特勒把学者们的热情看成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早在1922年，希特勒就下达了命令：任何当地纳粹团体接收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学者的数量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学者们却对希特勒充满了爱意，认为他是种族歧视者和人种改良的提倡者。截止到1947年，由于学者知识分子积极地拥护纳粹主义，结果有4000多人遭到协约国的驱逐，而剩下的学者中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纳粹党成员。因此，战后，马尔堡大学是众多大学中唯一一所推选一名前纳粹党成员做校长的学校，这名校长曾经是纳粹军事法庭的主席。

如此庞大的德国学者们由于受到政府资助的限制而变得自私自利，同时也背叛了自己的原则。

英国所有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政府出资。政府财政的两个主要来源是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这个是全国性质的，英格兰占最大份额）和研究基金管理委员会（针对整个英国）。在英国，这两个委员会为大学提供80%的收入来源。虽然如此，英国的大学在法律上依然保持独立地位。最近几年，政府允许这些高校可以向学生收取合理的费用。

美国的大学

美国高校是个多元的体系，有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还有与之竞争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主要依靠外部资助。联邦政府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大学或大学的教育情况，而是主要影响大学的学术研究。

1940年以前，联邦政府信奉科学上的“自由主义”，因而提供资金很少。比如，1940年联邦政府科学、研究和发展预算总额为7410万美元，其中包括国防研究，而私人部门则达到26500万美元。大学和基金会独立研究经费中纯粹为科学目的的达到3100万美元。

但是战争所需的科学研究迫使联邦政府投入大笔研究经费（1945年达到15亿美元），这促使华盛顿寻求在大学中开展这种科学研究。这个想法促成了战后建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即NSF。起初的提议要求NSF尊重大学和科学家们的学术自主，NSF将由科学家和大学自主管理，但是第一次提案即在1947年8月6日遭到杜鲁门总统的否决。他的否决理由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传统的官僚思维：

该提案包含的条款与公共事务管理原则相去甚远，我不能批准。它实际上有可能将至关重要的国家政策决定和重要的政府部门管理置于一群私人公民手里。国家科学基金会可能因为落入那些对民主进程缺乏信念的人的手里而脱离控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使得联邦政府相信它必须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壮大科学家队伍，必须建立超过美国和平时代所需的科学家储备库，以备全面战争时代所需。因此1950年政府同意了大学对NSF自主性质的坚持，NSF以最初设想的模式得以建立。今天NSF依然是由科学家管理运营的，其结果——美国科学研究基地在今天堪称世界光荣之一。

我们进行这场试验的后果

美国和欧洲大陆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反的高等教育体制，英国折中。哪一种体制更好呢?答案明显得几近可笑。国际上所有的大学研究水平排名表都由美国的大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正如约翰·凯在他2003年的《关于市场的真相》一书中所言：“美国在研究及博士教育中处于完全主导地位。世界十大研究中心都设在美国的大学。其他大学黯然失色，尤其是英国和德国……”

而且，美国的教学质量也明显好于其他地区。欧洲大陆大学因其班级太大，教学不够个人化。欧洲大陆各大学以维护公平为由为其失败辩解：免学费或是低成本，确保所有合格学生得以入学。但是美国同样也是这样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常青藤学校（有大笔捐赠）都有“零需求”入学。而恰恰是美国的文科学院设定了素质教育的国际标准。

美国与欧洲大学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盟委员会本身造成的。在其2003年发布的《欧洲知识化过程中大学的作用》文件中，它的结论是：比起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欧洲大学一般教育投入较少，融资渠道不足。比起欧洲大学，美国的大学财力雄厚——平均而言，用于每名学生身上的支出要比欧洲大学高出2到5倍。这种差距（美国和欧盟的支出差距）主要源于欧洲私立高等教育经费的低水平。

有趣的是，英国的情况介于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唯一两所跻身于国际排名前十位的非美国大学，并且在大学资助委员会（UGC）的支持下，教学工作开展得很好。但是高等教育基金理事会（HEFC）却是另一番景象。英国大学2002年请愿书《为成功投资》提供了部分HEFC为每位学生提供经费的事实，该文总结道：

多年来资金不足的扩展对教育造成了深远的破坏，到1989年摊派给每位学生的资源降低了38%，而之前1976～1989年之间已经减少了20%；教职员与学生之比降到了平均1∶17（这个比例如果扣除掉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研究经费则是1∶23）。

2003年6月26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份关于英国公立大学的令人担忧的简略描述：

大学很少能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它们没有钱。政府的微观管理显得冒犯且矛盾百出……财政状况显而易见不容乐观……近半数英国大学将无法在来年扭转局面……有四分之一的学校承认陷入财政困难……已经有11所大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当然主要问题在于政府不会给由HEFC资助的大学以经济上的自由，这些大学不允许自主收取应由市场承担的费用。这种情况由于一些费用（1997年1000英镑，2006年3000英镑）的投入而得到改善，但是除非给予大学充分的经济自由，否则英国大学将永远无法挖掘它们的潜能。这样的结果是，英国将从经济上输给美国（和澳大利亚），而它们正逐渐操纵国际市场。

显然，要想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的途径就是建立独立或私立高校，这就是白金汉大学在1976年创立的原因。该大学创立初期，教职人员与学生的比例是1∶9，现在仍旧是1∶9，但各系平均的比例是1∶17。2006年受政府委托，民意调查机构Ipsos-MORI就教学质量对全英国所有的毕业班学生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他们对于教学质量的观点时，白金汉大学在全国学生的调查中高居榜首。有趣的是，另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大学是开放大学，它是长久以来两所中另外一所真正收费的大学。高等院校中的独立大学之所以运行良好，就是因为对学生学费的依赖提供了制度式的激励，积极满足学生的需要，而且这种激励机制不必被另外的来自政府的压力所阻碍。

独立高校能发挥作用不仅是因为资源不受限，另外的原因就是不用受政府监管。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通常被过度管制。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兰伯特回顾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在被“过度审计”。审计“是一个多层次和复杂的负担，它抑制了风险承担，鼓励了松懈氛围的滋长，成本太高（每年25000万英镑）”。兰伯特报告感叹道∶“在2002年7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贸易工业部共同审查监管了27个独立融资的提议书。所有大学资本不足……它们的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资助者指定了专门的使用途径，这导致了中央管理层对次级的微观管理层的抱怨。”这不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还有曼彻斯特联队）兴盛的原因：现代管理思想证明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是达到最理想服务的关键。

大学受到过度管制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丧失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必须依靠国家的资助。看一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政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的例子。到2001年，QAA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按照德国国家模式把自己转变成大学的主管，所以在那一年，LSE被它新近的审查所激怒，公开抗议QAA已经“干涉了学术自由，强加了自身的官僚和教条议程”。LSE声称，除非政府重组QAA，否则它将独立运营，而后政府屈服了。政府解除了约翰·兰达尔的职务（当时QAA的CEO），取而代之的是皮特·威廉姆斯，并引入了一种“轻触”的新制度，这种制度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这个例子的关键是：LSE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国外，他们缴纳全额学费，所以LSE以独立运作进行威胁并非危言耸听，它有这个能力。顺便提一下，仰仗外国学生全额学费的收费制度是1976年在白金汉大学首先倡导的，1981年LSE借鉴了此法。

结论

经验得来的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只有独立大学才能传承高等教育中的精髓。早期的大学是非常令人兴奋、民主的地方，但是随后它们被国家化以便国家能更好地进行监察。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的基准是由独立的大学来开创的，首先是在美国，后来是在英国。它们也是自从18世纪就开始掌控整个世界经济的两个国家。为了模仿它们，欧洲国家的政府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国家大学，但是这些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都以失败告终。

独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对学术自由长期以来造成威胁的是政府。人们或许也担心来自公司和其他私有实体的不适当的压力，但是大学一般可以通过求助法律来抵制这些压力，寻求体制保护。而在历史上，大学没能抵制住的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政府的压力。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来自不民主的政府带给学术自由的威胁，即便民主的政府也会是一个威胁。比如在罗伯特·欧·奈尔2008年出版的《在虚拟世界的学术自由》一书中，他记录了超过100名学术人士在麦卡锡时代因违背效忠的誓言而在美国的大学失去工作的案例。

而且，欧·奈尔还记录了更多的近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1996年，一个维吉尼亚州的立法者曾经与来自威廉玛丽学院（一个州立大学）的罗德尼·斯马勒教授就一条被提议的立法意见相左，并威胁教授说：“你的学院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但是对于资助的威胁并没有效，因为斯马勒是这样回应的：“你试试看啊，但是你应该不知道吧，我已经去瑞奇蒙德大学（独立大学）了。”这个机敏的回答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只有在独立大学这个领域，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才能得到保障。

美国各个州的作用应该被局限为资金需求无关机构的最后求助者：比方说，这个州应当保证没有人因为资金问题而上不了大学。但是从此之后，大学应该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全球市场上经营。政府声称他们需要资助大学来保证自由入学，而全然不管学生的穷富，但是实际上政府既资助而又控制了他们。此外，政府的钱，无论是为了高等教育还是科研，都会驱逐私有资金。正如最近我在《性，科学和利益》一书中阐明的那样，欧洲选民并没有足够地认识到这种驱逐。

学术人士自然是学院性的，而且在独立大学，学术人士理事会（通常称为大学评议会）和保管委员理事会（通常称为理事会）也自然是民主的。关键是：谁任命CEO呢（通常称为副校长或是校长）?如果它是大学评议会（比如在牛津或者剑桥）或者理事会（比如在说英语国家的独立大学里），这样的学术自由就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政府或者教育部长任命CEO的话（比如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那就很悲哀了。

学术越自由，大学发展得越好。因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做法绝不是巧合，在这样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外来的理事，学术人员是整体自我管理的。而这也不是巧合：在牛津和其他美国东海岸常春藤大学联盟里，校长是行政主席，管理着大学评议会和理事会。这也绝不是巧合：甚至在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大部分大学（美国、加拿大、爱尔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里，这些大学的理事会仍然是独立的，它们依然自己任命副校长或是校长，所以它们比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立大学要发展得好得多。

大学民主对于学术卓越和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们只能由独立大学来保障。

（2008年9月16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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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K ealey，2008，Sex，ScienceandPr ofits，WilliamH einemann.

【注释】

[1]“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学术概念。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时，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编者注

[2]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编者注

[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723～1790），是西方经济学鼻祖。——编者注

[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1737～1794），《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编者注

[5]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1711～1776），他被视为英国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编者注

[6]年，国会通过了《土地赠予学院法案》（又名《莫里尔法》，以该法案的倡议者莫里尔议员命名），从根本上扩大了所有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以前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人群。各州获准出售大片联邦土地，并用售地收入资助至少一所公立学院。当时，工业革命急需科学研究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莫里尔法》正好为此提供了有力保障。——编者注

[7]Guine，不是货币单位，而是一种英国金币的名称，铸造于1663～1813年，因原来由几内亚（Guinea）出产的黄金铸造，故名。——编者注

[8]弗利·戴维（1778～1829），英国著名化学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