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诗学的纵向历史影响

2024-0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这个问题包含诗学传统对后代诗学的影响，以及后代诗学对诗学传统的选择这两个方面。我国先秦时期的《诗经》与“楚辞”对后世诗学的影响就很典型。这一传统对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节　效果：纵向的历史影响

诗学的效果如果从自身的纵向发展来考察，那就是前代诗人和作品对后代诗人和作品的历史影响。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这个问题包含诗学传统对后代诗学的影响，以及后代诗学对诗学传统的选择这两个方面。下面分述之。

先谈诗学传统对后世诗学的影响问题。

任何时代的诗学都不是白手起家或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既定的诗学传统为出发点，在继承诗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时代诗学的出发点，便是先驱者传给它的诗学传统。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就具体诗人而言，他的创作的出发点，便是现有诗学传统中的某些方面，某些支脉。无论如何，每个时代的每个诗人，当他执笔投入创作之际，他是被此前的诗学传统包围、浸染着的，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所以，每一时代的诗学都不可能不打上此前的诗学传统的印迹。这就是前代诗学对后代诗学的影响或效果，也是诗学发展代代相承、永不中断这种历史继承性的缘由。

诗学传统的历史影响和效果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有时决定着一个时代诗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特点。古罗马诗学就基本上是继承了古希腊的诗学，按照古希腊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希腊诗学从题材到思想内容，从诗体样式到语言风格都极大地影响着古罗马诗学的发展趋向。罗马内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如卡图鲁斯（Catullus）的抒情诗，深受希腊化时期侧重内心感受、雕琢辞藻的诗风的影响，所以有着善于捕捉细微感情的变化并用警句式语言或优美的辞藻加以表达的特点，因而显得激情不足而华贵有余，技巧上趋于成熟。罗马诗学中最重要的诗人维吉尔（Vergilius）的《牧歌》是直接在希腊田园诗影响下写成的；他最重要的长篇史诗《伊尼德》，达到了罗马文学的高峰，然而，前六卷是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后六卷也是模仿荷马另一部史诗《伊利亚特》的，其叙事诗从构思到格律、从人物到情节布局显然都受到希腊史诗的深刻影响。甚至罗马的诗学语言也按希腊语言的特点作了改造，罗马语言是拉丁语，原有轻重音，但在希腊诗歌影响下，罗马诗歌也改成了希腊式的按长短音为准的“音量制”。整个罗马诗学这种对希腊诗学的自觉继承可以从贺拉斯的诗学理论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号召诗人“必须学希腊典范日夜不辍”，甚至在题材上也最好照抄希腊，“用自己独创的方式去运用日常生活的题材，这是一件难事，所以你与其采用过去无人知晓，无人歌唱过的题材，倒不如从《伊利亚特》史诗里借用题材，来改编成为剧本”⁽¹⁸⁾。显然，整个罗马诗学是希腊诗学在罗马时代的翻版，处处渗透着希腊诗学传统的强大影响。

其次，诗学传统中某些方面、某些支脉，会对后世诗学的某些方面、某些支脉发生影响。我国先秦时期的《诗经》与“楚辞”对后世诗学的影响就很典型。《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民歌部分有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关心现实、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这种精神浇灌哺育了我国历代民歌，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歌谣，无不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还影响了历代许多大诗人、大作家。唐代“诗圣”杜甫就把“别裁伪体亲风雅”定为自己的创作方向，他“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时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他的“三吏”、“三别”寄托着对人民疾苦的无限同情，表现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强烈的人民性；白居易也继承了《诗经》的这一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自己的《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中深切地体现了“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民本精神。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以其强烈的爱国爱民的精神，纯净高尚的品格，激越澎湃的情感和奔放张扬的浪漫精神，开了一代诗风，滋养了后世许多优秀作家、诗人。汉初的贾谊、司马迁都从屈原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中吸取了力量；《离骚》所创造的“寄情于物”、“托物以讽”、赋予自然物以生命和人情的创作手法也直接间接影响了张衡的《四悉诗》、曹植的《美女篇》以及后世许多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一生傲岸的李白的富有浪漫气质的诗风，也有着屈原和楚辞的影子，他赞美“屈平词赋悬日月”，流露出对屈原的崇敬之情。特别是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格调，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是我国诗歌史上一次飞跃。在楚辞的直接影响下，汉初产生了词采富丽、铺张扬厉的大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楚骚文学的继承与发扬。

再次，诗学传统中一些杰出的有代表性的流派、诗人会对后世的诗学流派、个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汉末的建安文学是由“三曹”（曹操父子）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一大批在战乱中崛起的优秀诗人组成的文学流派以及他们的创作实绩。他们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与素朴诗风，以清新刚健、“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对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南北朝以来，齐梁靡丽空虚的形式主义诗风占据文坛，“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¹⁹⁾，所以初唐诗坛一派沉寂。陈子昂等于是高举“建安风骨”的大旗，以自己的诗歌革新实践重振诗歌清新刚健之气，一扫齐梁颓靡之风，为我国盛唐诗歌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前代作家、诗人对后代作家、诗人个人的影响，那就不胜枚举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就有一条十分清晰的“影响线”，那就是：普希金（Pushkin）→果戈理（Gogol）→托尔斯泰（Lev Tolstoy ），他们每人的作品都是独创的、划时代的，但是，每个人又都对后一位大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如此。(www.chuimin.cn)

以上三方面，都证明了诗学传统的巨大威力。它作为一种诗潮、思想倾向、创作方法、审美经验和技巧形式的历史积淀，开成一种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代表着某一历史阶段诗学创作与接受的一般水平和总视界，有力地制约着、影响着后代诗家的创作意识，无论在价值观念、题材主题、创作倾向上，不是在艺术方法、文体风格和表现技巧上，都为新一代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模式，指示了趋向。没有这种影响，新一代的创作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了借鉴，也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种保持着诗学发展的连续性，也维护着民族诗学的特质的相对稳定性，使民族诗学在代代相继的演进和积累中，形成和建构起越来越丰富深厚而又前后一贯的独特传统。由此可见，诗学的社会效果，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主要体现为民族诗学的传统对后世诗学的多方面影响与制约，表现为传统视界作为每个时代的总视界，深深地潜藏于每个诗家进行创作的“前结构”中，使任何流派、个人的创作无一例外都打上或深或浅的传统印记。

再谈后世诗学对传统的选择。

后世诗学固然受到诗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无条件地单向发生的，而是受到后世诗学的选择与变革。这是因为任何时代的诗学不只是前代诗学的单线承传，更是此时此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产物，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时代的新需要规定着该时代诗学对诗学传统的选择方向，呼唤着变革诗学传统的新浪潮。这已为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证实。就以我上面提到的初唐文学革新运动，为什么没选择传统中别的方面或支脉，而独独选择了建安文学来继承发扬呢？这是因为初唐面临着齐梁文学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残迹，整个文坛浮华空虚；而唐在群雄纷乱中平定农民起义，力挫军阀割据，完成统一大业，正需要以昂扬的精神繁荣经济，重建山河。时代需要刚健慷慨的歌声，而不需要颓唐靡靡之音。因此，需要从传统中寻找武器来与齐梁遗风抗衡，这个武器不只是《诗经》的现实倾向，也不是魏晋陶渊明式的田园精神，甚至不是汉初歌功颂德的大赋气质，这些虽都不同于齐梁文风，但也都不足以压倒齐梁之音，原因在于它们都缺少一种刚健的风骨，而这，只有建安文学才独有。在陈子昂看来，“建安诗”和“正始之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之声”，正是重振诗坛的最好的榜样。他自己的边塞诗等确与建安诗“梗概而多气”、“悲凉慷慨”的精神神似。陈子昂等对传统的选择与革新使唐诗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国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也选择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为经典、榜样。著名古典主义作家拉辛（Jean Racine）就明显地流露出对希腊文化的崇尚，以及以接受希腊文化影响为荣的情绪。古典主义理论代表波瓦罗（Nicolas Boileau—Despreaux）的《诗的艺术》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摹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的。然而，新古典主义运动和思潮的最深刻根源仍然是法国17世纪的现实，在于当时王权与资产阶级妥协而形成的路易十四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在于当时以笛卡尔：（ené Descartes）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的潜在要求。新古典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一切要有一个中心标准，一切要有法则，一要要规范化，一切要服从权威等，就是这种政治和哲学的产物。而能符合这些原则的，正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所以，古典主义标榜学习古典，乃是出于最现实的时代需要，即使古典文学中不合上述原则的，他们也按这些原则作歪曲的解释，使古典精神现代化。

由此可见，诗学传统对后世诗学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是无条件传承的，而是选择的。传统在哪些方面、哪些方向及何种程度上对后代诗学产生影响与效果，受到后代诗学所赖以产生的时代需要的选择和制约。因此，传统中有些东西为后代诗学选中了、继承了、发展了，有些则被后代诗学淘汰了、改造了、扬弃了。诗学的发展就处在传统的影响与选择的辩证的历史运动中，诗学传统本身也在这种运动中发展壮大。

诗学的影响和选择这种纵向效果，实质上，也是视界改变与交融的过程。首先，这种影响和效果总是通过具体的诗人或诗人群实现的。而在接受和选择影响这个意义上，这些诗人或诗人群也是读者与读者群，他们是诗学传统的接受者。每个诗人和诗人群都会带着自己的审美视界去审视诗学传统，按时代的需要，也按自己个性、风格、特长的需要，去选择和接受传统的影响，同时加以革新和创造。其次，诗学传统中包含着种种过去的、历史上产生的审美视界，这些视界有统一的、也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它们都作为历史的遗迹呈现在后代的读者（包含诗人）面前。这样，在诗学传统要对后代诗学发生影响时，就同时存在着两种视界：一种是作为传统的接受者的诗人或诗人群的现在（现实）视界，其中包含着时代和个人的现实需要；另一种则是作为传统而出现的种种驳杂纷乱的过去的视界。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相遇，现在视界对杂多的过去视界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然后予以吸收。这种吸收，是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的碰撞、沟通、交流、改变与融合的过程。交融的结果，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视界被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和个人的内容，而现代化了；现在的视界则吸收、同化了过去的视界而得到拓展、充实，于是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两者的新的视界。这个新视界就是诗学传统的影响与选择的硕果，也是诗学传统的更新或新因素的引入。所以说，诗学传统的历史影响和效果，实质上就是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的不断碰撞、选择、交融、更新和改变的过程，各民族的诗学传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视界交融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接受诗学的纵向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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