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

第四节　诗学的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

上面我们对诗学的价值系统作了一个静态的描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诗学的价值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动的。所以，还需要对诗学价值进一步作动态的考察。

诗学价值变动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对读者群体，都是如此。就个人而言，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初读一部作品时觉得很有价值，或者相反，觉得价值不大；但过一个时期再来看同一部作品，也许就觉得相当平淡，价值贬跌了，当然也可能相反，发现了前所未见的价值。对读者群体，这种价值变动现象更为明显。不仅作品的总体价值是如此，而且一部作品中诸价值侧面的关系也是变动不居的。

诗学价值的变动性是一个客观事实，谁也否定不了。造成价值变动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在于诗学价值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都不是常数而是变数，所以价值关系在时间这根轴线上始终是变动着的。价值关系的客体方面的诗歌作品，看起来是恒定不变的，但是诗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作品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意义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动，特别是其不同的价值侧面的地位会或开或降；诗歌又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同一作品的语言符号系统，在不同时代，对语义与文体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多元价值系统的诗歌作品本身也是变动的。更主要的是，诗歌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方面，是最活跃的变量。不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的读者或读者群，甚至同一时期同一读者或读者群，其审美期待视界，其阅读需求，都是或明显或隐蔽地变动着，其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与价值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价值关系的主客体双方既然都是变量，它们所形成的诗学价值关系自然是千变万化，难以把握的了。

然而，诗学价值虽变动不居，却并非无规律可循。在我看来，诗学价值变动的根源深藏于时代精神文化环境的变迁中。任何时代的读者都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阅读的，相反，他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精神文化视野和审美需求。丹纳（H. A. Taine）认为，“‘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⁹⁾，它对艺术家的发展道路和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起着“选择”、“淘汰”的定向作用。他分析了法国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崇尚等级森严的礼仪的宫廷生活的特点和国王至高无上、贵族为之献身的传统，认为在此精神环境下成长的人所形成的趣味也同人品一样爱高尚、爱端整。这种趣味熏陶了一代读者，成为他们审美需求的主导倾向，从而也产生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古典主义价值尺度和价值目标，至使“17世纪所有的艺术品都受着这种趣味的熏陶”，“但文学受的影响更明显”，法国出现了一批著名作家，如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等，“优美的文体成为普遍的风气，一个人不知不觉被感染了”，“大家对一切外表都要求高尚端整，结果在语言文学方面做到了”，悲剧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所有悲剧都冲淡凶杀、残暴、兽性等不雅的事实；作品结构匀称，高潮循序渐进，没有突如其来的奇想；对白工整、精炼，音韵铿锵；多数题材取自古希腊、罗马，所有人物都是宫廷贵族人物，姿态优雅，彬彬有礼，行为高尚，合式得体⁽¹⁰⁾。这是17世纪法国的特殊精神文化气候——时代风尚造成的读者的特殊审美趣味和需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价值尺度。彼时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个价值尺度下炮制出来的，凡不合此尺度的，就出不了、站不住。但是进入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整个精神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的欣赏趣味为之大变，古典主义的价值观的根基彻底动摇了。博马舍曾嘲笑拟古典主义的悲剧说“生在18世纪的我们，一定要知道雅典和罗马的事件干什么呢？对于古代帝皇之死，公主之牺牲，有什么趣味可言？这一切和我们毫不相干，这一切全无意义”，“当今的戏剧就是要表现不幸的中产者……，可笑的市民和荒唐的贵族”⁽¹¹⁾。这是18世纪法国读者的新要求、新情趣，在此基础上新的文学价值尺度诞生了，新的价值关系形成了，启蒙主义的悲喜剧、严肃剧——市民剧也应运而生了。这个例子充分证明，文学价值与价值关系的变动，直接受制于时代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变异。

上面我们都是谈的诗学价值的可变性，我把这种可变价值称为浮动价值。诗学价值还有另一方面，即基本稳定的方面，不变或变动较少的方面，我称之为基本价值。诗歌作品的基本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1）一部诗歌作品的价值在同一时代或时期，对于多数人来讲，其价值基本不变，至少价值取向基本一致。譬如上述古典主义作品，在整个17世纪的法国，其价值基本稳定，有一部分优秀作品，其基本价值远远超越了17世纪，为历代读者所肯定。（2）一部诗歌作品的价值超越时代而长存。这尤其表现在一些经典性杰作上。古希腊荷马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至今不变；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也历经数千年而价值不衰。（3）一部诗歌作品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价值恒定性很强。李后主的词，虽然具体思想价值早已丧失，但其审美价值至今仍为人们赞叹赏识。（4）一个民族，由于其前后相继的文化传统，而在诗歌作品的审美、思想、道德等方面的价值取向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譬如中国诗学从一开始就重视言、意、象三者关系，以后发展成对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境外之境的追求，形成我国所特有的意象、意境、韵致、境界等审美价值范畴、尺度和目标。这样一种审美价值尺度延续两千年至今基本未变。

诗学基本价值存在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怎样解释诗学基本价值相对稳定这种现象？我想，马克思对于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虽然产生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但至今“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困难问题的回答，也许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因为古代艺术至今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和成为“规范”、“范本”，那就表明其审美价值丝毫未变，甚至增强了。解答了这个难题，也就间接回答了基本价值何以稳定不变的问题。马克思的答案是：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¹²⁾

马克思的回答是把人类发展比作一个人的成长阶段，认为如同成人对自己儿童时代的天真的返顾令人愉快一样，人类在较高发展时期返顾自己童年时期虽不成熟但却充满纯真天性的艺术创造，也能获得一种永远再得不到的审美愉快。这个回答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类有共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方面：人人都向往童真，后代人与祖先的心是相通的。这也启示我们，应从共同人性这一点入手来解决诗学基本价值为什么不变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整体上讲，人类有着追求真、善、美的共同天性，这是人类不断向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就审美而言，从原始人的纹饰开始，就有了爱美的追求。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传统下，爱美的天性会产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审美需求和价值目标。但是，在同一民族，在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气候下，人们的爱美天性会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而形成大体一致的审美价值观念。而且，民族文化传统虽有变革的一面，但也有相继、连续的一面。同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使该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基本不变，即使向前发展，也是沿着同一走向，而不是转向或逆向。因此，共同的永恒的人性乃是诗学基本价值保持稳定或不变的最深层根源。

那么，诗学的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的关系如何呢？我认为，两者的关系与人性的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即人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地变化着的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相似。马克思指出：“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¹³⁾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至少有四点启发：（1）“效用原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运用于人，就是研究什么对人有价值； （2）要研究“效用原则”即价值关系，必须研究人的本性，即价值关系的主体方面，这是价值尺度的基准，据此才能评价人的行为、运动与关系等是否对人有效用、有价值；（3）而人的本性包括一般本性与可变本性两个方面；（4）研究人的本性，首先要从人的一般本性方面入手，再考察人的可变本性方面如何“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

那么，什么是人的一般本性呢？我以为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用到“人性”即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从他的不同使用中，大致可以推定“人性”的三层基本含义：（1）指人身上残留着的动物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如饮食男女之类。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生产率同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相互联系时说：“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¹⁴⁾“人本身的自然”显然是人的自然本性或动物性方面，这是人的现实存在（生命活动）的自然物质基础，是普遍人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¹⁵⁾这是再明确不过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方面。不过，这儿“人性”一词的用法有所不同，是指（2）与人的自然本性不同的人的本性的另一方面，即人的一般社会本性，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些类的特征，如直立行走、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等等，马克思说，在劳动中，“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¹⁶⁾（3）指人的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所独有的语言和意识。马克思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仍然是这种产物。”⁽¹⁷⁾以上三层“人性”的基本含义就是人的一般本性，既包含人的自然属性，又包含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社会共性、人的类本质。人的一般本性是人之为人的质的规定性，也是人作为一个类的、社会存在物的共同本质。人的一般本性是比较稳定的，是人从诞生起就具有的一直到人类消亡都具有的普遍、恒定的本质。它也可能有局部变化，但总体上是稳定的。如兽性（自然本性）相对缩小，社会本性相对扩大，这标志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但人的自然本性永远不会消失，否则人就没有生命活动和种族的延续，人类就不再能继续存在。

人的可变本性则是指上述人的一般社会本性中的具体内容会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如人的实践活动、劳动、物质生产的能力是始终存在的，但实践、生产的方式、水准则会历史地改变，人的语言与意识能力始终不变，但语言本身（包括语词、语法、语义）和意识内容都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人始终处在社会交往与关系中，但具体的交往方式与关系也是历史地演变着的，各个文明时代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人的阶级、阶层属性是具体地变化着的。所以，人的本性是一般与特殊、稳定与变化的历史的统一，是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从奴隶主到地主再到资本家，社会统治阶层的阶级性在具体的变化，但他们都是人，作为人的一般本性在他们身上都保存着，并没有改变或消失。

人的一般本性与可变本性的这种辩证关系，从主体方面制约着人与对象世界的价值关系（效用原则）的性质，必然形成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为人的一般本性决定着主体的一般的稳定的需求，而这种一般需求又决定了对象的一般价值走向，即形成较稳定的基本价值；人的可变本性则决定着主体的具体、变动着的特殊需求，而这种特殊需求决定了对象的历史的、可变的价值取向，形成变化不定的浮动价值。这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说明诗学价值关系中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的关系。诗学中被称为“永恒的主题”的爱情、生、死、母爱、民族精神、勇敢、童心、荣誉、人类的同情心等，为什么古今中外被无数次重复，而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接受、感动、追求，始终不变，从而具有不朽的审美和思想价值？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和“俄狄甫斯情结”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说，为什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诗学基本价值的不变和稳定性，从而被广泛地接受或部分地认可？其中最深的根源就在于人的一般本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的一般审美需求。据此，马克思提出的古希腊史诗、悲剧等何以至今仍能满足人们的艺术享受这一难题也可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些作品满足了人的一般的稳定的审美需求，包括人的“童心”这种从返顾自身童年作品而获得愉快的普遍人性的需求，因此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人的本性的具体、可变的方面，则会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由此产生的人的具体的审美需求也会随着文化环境与精神气候的变化而不断变动，诗学的浮动价值就是这样形成的。法国古典主义到启蒙主义的价值浮动实例足以说明这一点。就以爱情、生、死等“永恒主题”来看吧，由于各时代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爱情观、生死观，所以在具体表现这些主题时，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具体价值也会浮动变化。从《孔雀东南飞》表现的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到高则诚《琵琶记》歌颂奉守三从四德的“有贞有烈赵贞女”；从“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大团圆式的通俗故事，到《红楼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从繁漪（《雷雨》）对周萍的“乱伦”之爱，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对“第三者”眷恋和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反思，其中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变化浮动多大啊！可见，诗学的基本价值是稳定的，它体现了人的一般本性与普遍审美需求；诗学的浮动价值是变化的，它体现了人的可变本性与历史、具体的审美需求。基本价值不变中有变，浮动价值浮动中有稳定。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

就单篇诗歌作品而言，也往往具有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两方面。因为诗是作为人的诗人的创造物，是诗人的人性的对象化，所以作品中总是包含着人的一般本性与可变本性两个方面，虽然二者在作品中是交融为一体的。如糖溶于水中，一般本性是溶于可变本性中的。一般并不脱离具体而存在。正因为作品体现了人性的两重性，也反映出一定时代读者的一般审美需求与特殊审美需求，所以就具备了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两个方面。诗歌作品是在历史中存在的。它在为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欣赏时，具体的价值关系会发生种种变化，但基本价值则保持相对稳定，不断变化的是作品的浮动价值。如《诗经》作为我国早期诗歌总集，其四言体的样式早已不被人们欣赏了，但其中表露的对爱情的追求、对压迫的抗议、对战争的厌恶、对安乐的向往……人类的普遍感情，以及对这些感情的诗意的表达，作为其基本价值仍然稳定不变；至于只属于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境和诗体、用语等等则作为浮动价值早已变化了，有些已丧失了。这里已涉及诗学史的问题了，不再多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6页。(www.chuimin.cn)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52页。

(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9页。

(8)同上，第44页。

(9)〔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0)同上，第56～59页。

(11)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