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纠葛：美狄亚与安娜·卡列尼娜

爱情纠葛

爱情应能得到幸福的结局，大概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人生观，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教养和对于幸福的不同理解，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爱情观。幸福的爱情是常有的，但是相爱的人们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所以，爱情纠葛也是常常发生的。爱情生活中遇到的纠葛，触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是一种细腻而又复杂的感受，是人际关系中最为微妙的表现之一。它造成了许多曲折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悲剧与喜剧。因此，中外古今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很愿意在作品中描写人类在爱情纠葛中演出的各种各样的戏剧。

古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欧里庇得斯（约前480～约前406年）所写的悲剧《美狄亚》，可以说是描写爱情纠葛的一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女主人公美狄亚救过丈夫伊阿宋的性命，帮助他取走了金羊毛，又跟着他离乡背井到了希腊，为他的父亲报了仇。但是后来，出现了第三者。伊阿宋为了要娶希腊氏族部落的军事首领克瑞翁的女儿，就决定抛弃美狄亚。克瑞翁还准备把美狄亚和她与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儿子驱逐出境。美狄亚深爱自己的丈夫，她为此而饮食不进，泪流不止。她也曾当面质问过伊阿宋，伊阿宋虽然理屈词穷，却没有回头之意。于是，性格刚烈又带着点儿魔气的美狄亚，就决定采用十分原始和残忍的方式为自己复仇。她用一件浸满了毒药的精致的袍子和一顶同样浸满了毒药的王冠，将她的情敌和情敌的父亲活活地烧死；为了孩子日后免受克瑞翁亲族的伤害，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尸体，乘龙车飘然而去，连孩子的尸骨也不留给伊阿宋。当伊阿宋请求她让他埋葬儿子的尸体时，她竟恶狠狠地对他说：“到你老了再哭吧！”这种由于失去了爱情，而将热烈的爱转换为强烈的仇恨的做法，流露出了原始时代的野蛮。

熟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只要一提起描写爱情纠葛的作品，立刻就会想到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确，可以说，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中，恐怕还没有哪一部在描写爱情纠葛方面，就它对人物心理活动刻画的细腻，就它对当事人形象塑造的栩栩如生等方面，能够比《安娜·卡列尼娜》做得更出色。

托尔斯泰是一位塑造形象的能手。他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为读者塑造出了一个艳丽动人的活生生的安娜形象。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位陷入了爱情纠葛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年轻妇女，是一位美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真挚、善良，有着炽热的感情和旺盛的生命力的悲剧人物。她在17岁的那一年，由姑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官僚卡列宁，他当时是一个省的省长。这个婚姻，是出于家长之命的包办婚姻，并没有爱情作基础。她并不爱他，结婚之后也曾努力地想要爱他，但实在办不到，就转而去爱儿子。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正是青年男女提倡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了一个儿子的二十几岁的少妇，遇见了风流潇洒的年轻伯爵渥伦斯基。

这个人与她的丈夫卡列宁完全不同。卡列宁是一部官僚机器，头脑僵化，思想保守，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只把安娜当成一个归他所有的女人。而渥伦斯基却既有贵族气派又有自由思想，他对安娜死死地追求不舍，表现得温柔体贴，温情脉脉，仿佛除去想要得到安娜的爱情之外，他一生中再无别的要求。

在邂逅渥伦斯基之前，安娜虽然与卡列宁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但是因为已经生了孩子，她便像多数已婚的但是双方缺乏爱情的妇女一样，过着一种表面平淡而且内心平静的生活。但是，渥伦斯基的出现，他与卡列宁的强烈对比，尤其是他对安娜的热烈追求与温情，使得终日无所事事，但是渴求幸福爱情的贵妇人安娜，陷入了剧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中。

托尔斯泰用十分细腻的笔触，来描写安娜的心理活动。当她与渥伦斯基偶然相遇之后，渥伦斯基是那样地惊异于她的美貌，和她脸上流露出来的那股引人注目的旺盛的生命力，于是他就毫不掩饰地欣赏她，毫不犹豫地追求她。这些，都使她感到惶惑，感到不安，却又感到隐隐的激动。托尔斯泰生动地描写了安娜内心的骚动不安，她怎样地克制着内心的波动，却又怎样第一次发现了卡列宁的那对丑陋的招风耳；她的内心是怎样地矛盾，她是在怎样努力地进行着自我控制，怎样说服渥伦斯基，请他不要追求自己，而应与等待着渥伦斯基求婚的吉蒂言归于好。

托尔斯泰用更加细腻的笔触，来描写安娜以后的生活和感受。可以说，她自从委身于渥伦斯基之后，虽然尝到了爱情的甜蜜滋味，内心却再也不曾平静过。过去，当她与卡列宁共同生活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爱情幸福可言，但在社交场合里的众人面前，她却能够高高地昂起骄傲的头颅，因为在那个充满了勾引与偷情的社会里，她是清白的。但是，她抵挡不住渥伦斯基的爱情，也抵挡不住自己心中对渥伦斯基的爱，当她终于做了他的情妇之后，她就陷入了一种极为激动，极为矛盾，极为欢乐，又极为痛苦的复杂心绪之中。她既觉得无限的幸福，又觉得无限的羞愧。这种爱情，根本地改变了她的心情、她的处境、她以后的生活道路，也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因为，从此以后，她除去拥有渥伦斯基对她的爱情之外，便一无所有了。正如作品中她对渥伦斯基所说的那样：“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安娜还爱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儿子谢廖沙。这个孩子，曾经是她在没有夫妻之爱的家庭生活里感情上的唯一寄托。她爱儿子，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但是儿子的父亲却不是她所爱的男人渥伦斯基，而是她不爱的卡列宁。她想要把这两种爱（爱情和母爱）结合在一起，想厮守着所爱的男人和儿子，过充满了爱的完满的生活。因此，她提出要与卡列宁离婚，以便再与渥伦斯基结婚。但是，以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为代表的伪善的道德家们却不允许这样做。卡列宁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他如果同意离婚，就要被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等权贵们所鄙视），宁肯提出：只要安娜还住在家里，不在家里与情人会面，他就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卡列宁并不爱自己的儿子，却非要从安娜手中夺走儿子不可，还不允许安娜与儿子会面，不允许任何人在谢廖沙面前提起他的母亲。卡列宁这种不通人情的态度，给安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这种深沉的痛苦，又是她所深爱的渥伦斯基不能理解的。在以后的生活里，这个本来热情温柔的女人所表现出来的烦躁、不安、冷淡、易怒，甚至于心理变态，都与她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有极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在作品的第五部里，花了不少的篇幅，描写安娜从欧洲回到祖国之后，在儿子生日的那一天，潜回家里看望儿子的场面。作家在这个仅一个小时的母子相会的场面里，把安娜终于见到想念已久的儿子的激动心情和她对儿子的思念和爱，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

除去安娜个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之外，还有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带给安娜的压迫和威胁。这个贵族阶级社会是当时不发达的俄国经济造成的两个阶级的混血儿。在这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带来的社交公开化，给男女勾引和通奸开拓了方便的途径；而旧的封建阶级所残留的礼法大防，又迫使他们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这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既淫荡又虚伪的气氛，因而也就显得特别无耻而可厌。在这里，丈夫欺骗妻子另找新欢，妻子欺骗丈夫另找情夫的事司空见惯，人们不仅不觉得奇怪，反而当做艳闻加以欣赏。只要严守着上流社会的一条戒律，就是偷偷地干，而在社交场合和大庭广众之中维持着夫妻之间应有的礼仪，就不会引起人们的非议。但是，安娜企图追求一种诚实的生活，她希望能与自己所爱的人堂堂正正地生活在一起，这就触犯了上流社会的信条。托尔斯泰详细描写了这个社会的贵妇人们，是如何早就听厌了人们称赞安娜贞洁的话语，所以当她们刚一发现安娜与渥伦斯基可能正在相爱时，就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准备好了一把把污泥，随时等待时机，好把这些污泥向安娜掷去。诚实的安娜不像她们那样秘密地干着偷情的勾当，而是敢于把自己的爱情公开，她们却又觉得她大逆不道。她们虽然比安娜坏上千百倍，却不允许安娜再在上流社会露面。作品中的培脱西公爵夫人，用最卑鄙的手法欺骗自己的丈夫，上流社会人人皆知，只因为她是秘密地这样做的，社会就视而不见，她依然出入于各种沙龙，神气十足。而诚实的安娜胆敢在彼得堡歌剧院的包厢里出现一次，她们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来侮辱她的人格。

但是，较之以上的痛苦更令安娜不能忍受的，还是渥伦斯基对她的冷淡。渥伦斯基的爱情，是安娜的全部生活内容。她为他抛弃了丈夫、儿子、家庭、名誉、地位——她原有的一切，上流社会也抛弃了她。她不得不一直蛰居在她与渥伦斯基所筑的巢里，过着情妇不像情妇，妻子不像妻子的生活。这一切的牺牲，一切的屈辱，安娜都忍受下来，为的是保全渥伦斯基对她的爱。然而，这个渥伦斯基，不过是当时俄国社会改革后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所诞生的一个畸形儿。他专一地追求与热爱安娜，是出于她的美貌。他并没有窥见安娜的内心世界，毫不理解安娜内心深处母爱与爱情的痛苦斗争，只知道和安娜一起寻欢作乐。当这种带着虚荣心和享乐主义成分的爱情得到了满足之后，暂时潜伏着的“功名心的蠕虫”就活动起来了。他想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就要经常出门，经常与外界的人交往（包括女人）。而为了他的爱情牺牲了自己一切的安娜，却希望他永远足不出户，永远不与别人（尤其是别的女人）接触，日日夜夜地陪伴着她。渥伦斯基做不到这一点，并且由于行动受到约束而逐渐觉得不堪忍受。于是他们之间就产生了距离。吵嘴，斗心眼儿，误会……他甚至有时对她产生了厌倦的心理，有意地疏远她，对她病态的喜怒无常置之不理。热烈的爱情渐渐地变成了憎恨。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就选择了最后的一条道路——卧轨自杀。这段爱情纠葛，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

托尔斯泰虽然把安娜塑造成了一个艳丽动人、情感热烈、心地善良、为人诚挚的可爱的形象，对她的悲剧命运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但是，托尔斯泰对安娜这个人物和她处理自己感情的方式，态度却是矛盾的。在小说的开头，作家即引用了《新约全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与安娜不幸的爱情相映衬，托尔斯泰又在小说里花了与安娜的故事相差无几的大量笔墨，描写了列文与吉蒂的爱情故事，着力塑造了一个温柔、恬静，具有典型的俄罗斯贤妻良母型性格的少女吉蒂的形象，并把吉蒂与列文的美满爱情与婚姻，当做理想的婚姻来描写。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从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这部描写爱情纠葛的杰作（当然，它也是揭露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托尔斯泰本人进行精神探索的杰作），却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色。相反，当无数描写爱情纠葛的平庸之作出现于读者面前的时候，就更衬托出了这部杰作的瑰丽多姿。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已经成为一件艺术珍品，璀璨地闪耀在古今中外优美艺术形象的画廊之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篇小说《怎么办？》里，也写到了爱情纠葛。这就是女主人公薇拉·巴夫洛芙娜与她的第一个丈夫罗普霍夫和第二个丈夫吉尔沙诺夫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但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位信仰空想社会主义与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革命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就与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的人物都是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像他本人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与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些贵族出身的男女不同，他们运用全新的观念与健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爱情纠葛，这与过去任何时代的处理方式相比，都有着天壤之别。

罗普霍夫是医学院的高才生，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的父亲是外省的一个小市民，只能供养儿子读到中学，所以罗普霍夫完全是凭自己的奋斗开拓前程的。他立志要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所以准备在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可以发财致富的出外开业的生活道路，而宁肯过一种清苦的生活，在医学院里进行解剖和研究，为的是给以后的医学留下更多的资料。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医学院里读到三年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几个人家教家馆，是女主人公弟弟菲嘉的家庭教师。

薇拉是彼得堡一个房屋管理人的女儿。她有一个懦弱无能的父亲，和一个庸俗、粗暴的母亲。这个母亲是个精明的市侩，她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当做发家致富的工具。当罗普霍夫在这个家庭出现的时候，她正逼迫着女儿接受房东儿子的求婚。薇拉既年轻又美丽，有一颗正直的心。她向往健康自由的生活，厌恶母亲那种俗气、势利的算计。在被母亲禁闭、诅咒、打骂的时候，她与罗普霍夫开始了交谈和讨论。罗普霍夫的理想是使世界上不再有病人和穷人，他有进步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的哲学思想。薇拉因此十分尊敬与信任他，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学生，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苦恼，都向他和盘托出，请求指导和帮助。她把与他的第一次谈话称作自己的“生日”，请他帮助她找个工作，自食其力，离开这个庸俗的家庭。罗普霍夫为了帮助她，不惜荒废自己的学业，为她到处奔走。但是，当演员处境太坏，当家庭教师又没有人聘请，他只好劝她忍耐些，从长计议。但是，接受了罗普霍夫先进思想的影响，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的薇拉，在自己的家里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她把自己的家庭比喻成为“地下室”，迫切地希望得到解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为了搭救这个陷于困境中的姑娘，罗普霍夫不得不采用最后的一个办法，那就是与薇拉结婚。为了供养妻子，他不得不尽快地从医学院毕业，暂时放弃了他心爱的医学研究，而干起了教书、在工厂里当职员等等能够赚钱养家的工作。(www.chuimin.cn)

而薇拉也是一个有志气的妇女。她不愿意做一个由丈夫供养的女人，而要过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生活，于是，她也做起了家庭教师，后来，又自己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缝纫工厂。

除去罗普霍夫和薇拉之外，《怎么办？》中还有第三个人物，那就是罗普霍夫在医学院的同窗吉尔沙诺夫。他是医学院的高才生，罗普霍夫为了搭救薇拉而结婚成家之后，吉尔沙诺夫成为医学院里一位很有成就的年轻教授。他是罗普霍夫的好友，当然就是这个家庭的常客。但是，他却发现自己也对薇拉产生了爱情（因为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与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有共同信仰的青年很少，尤其是女性，而薇拉却是一个）。他成了第三者。怎样处理这种纠葛呢？——他采取了一个有教养的人必定采取的态度，那就是不惊动任何人，不露形迹地逐渐疏远这个家庭，不给任何人的生活带来骚动，而由他来克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爱上的这个女人已经心有所属，是他朋友的妻子。他觉得自己很正直，因而也觉得很愉快。他认为：正直地做人，正直地生活，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而这一条简明的原则，干脆说便是科学的全部成果，也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

但是，原来对吉尔沙诺夫的所作所为毫无察觉的薇拉，在她与罗普霍夫共同生活了四年之后，却发觉心里似乎有了一种要求。罗普霍夫把她从“地下室”里解放了出来，使她过上了一种新鲜健康的生活，她感到快乐。可是，她在这四年当中渐渐地长大成人了，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妇女，她的天性需要恬静绵长的爱情；而罗普霍夫却是一个生性严肃、喜欢孤独地进行思考和工作的人，用过多的时间陪伴妻子，他觉得有点儿勉强。一次，他患了肺炎，薇拉不放心，他为了不让妻子也病倒，便请吉尔沙诺夫来照看他。吉尔沙诺夫与薇拉的相处，就引起了薇拉内心的骚动。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喜爱的一位女歌剧演员（吉尔沙诺夫常陪她去听歌剧）告诉她，她对罗普霍夫的感情，是感恩、尊敬和信赖，并不是爱情。她把自己的梦如实地告诉了丈夫，请求丈夫温柔地待她。

而罗普霍夫经过冷静的思考，终于弄明白了薇拉为何要做这样一个梦，吉尔沙诺夫过去又为何要疏远他们。他虽然很爱薇拉，但看出自己与她性格不同。他为薇拉的幸福着想，主动地来到吉尔沙诺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一场理论性的谈话。在这场谈话里，两位男主人公都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作为第二者的罗普霍夫邀请吉尔沙诺夫常到家里来，让薇拉自己选择她的所爱，他认为只有如此处理爱情纠葛，才可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作为第三者的吉尔沙诺夫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个女人在婚后已经得到了自由生活的好环境，没有必要再让她去冒险，社会远没有进入黄金时代。直到罗普霍夫对他说，假如他不答应这个要求，就向第一者泄露他的秘密时，吉尔沙诺夫才不得不同意继续来往。但吉尔沙诺夫提出：如果第一者要求自己陪着出门，不用他招呼，罗普霍夫就必须跟着一块儿去。这两个朋友在讨论这一最微妙的感情问题时，动机都是为了他人着想，所以当他们分手的时候，竟然拥抱起来。

然而，当吉尔沙诺夫又在罗普霍夫家中出现之后，薇拉的心中却起了微妙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思考之后，她终于发现：自己与吉尔沙诺夫性情投合，已经爱上了他。她把这个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丈夫，而且向丈夫表示：她不愿意伤害丈夫，希望与吉尔沙诺夫断绝来往，只爱罗普霍夫一人。她为了进行自我克制，就整天地埋头于工作之中。这时，罗普霍夫向薇拉建议，与吉尔沙诺夫合住在一所房子里。薇拉看到丈夫不仅不支持她的情感斗争，反而支持她的斗争对象，就大声地向丈夫吵嚷，然后又向丈夫道歉。这是她和丈夫之间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吵嘴。但是，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薇拉战胜不了自己的爱情，终于向丈夫承认：她虽然愿意爱他，但是没有吉尔沙诺夫，她就活不下去。

在这段爱情纠葛中，没有争吵，没有打闹，只有平心静气的思考，和为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而采取的审慎的行动。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这三个人物，都是他理想中的新人形象，在沙皇的监狱中写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教育和领导俄国群众，改变俄国的社会面貌。这样的新人在处理个人的爱情纠葛时，当然也要表现出高度的教养和高尚的情操。

因此，当妻子向他表明了心迹之后，认为婚姻应该自由的罗普霍夫就采取了“退出舞台”的做法。他说自己要去探视一下已离别五年之久的父母，用这种口实离家，又劝住了要与他同去的薇拉，然后使他自杀的假消息传播于社会，只身离开了俄国，解脱了他与薇拉的婚姻关系，给予薇拉重新组合家庭的自由。他知道，薇拉听到他的死讯之后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与悲伤之中，所以又拜托他的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拉赫美托夫（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形象），把他假自杀的真相在适当的时候转告薇拉，并且开导薇拉，不让她对这件事情愧疚和自责，而让她去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现在的有些青年读者看到这里，也许奇怪他们何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爱情纠葛这一难题。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感情。他们认为爱一个人，就是希望这个人生活得好。正如书中拉赫美托夫所说的：“有修养的人不应当嫉妒。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感情、虚伪的感情、卑劣的感情，正如我不让任何人穿我的内衣或者用我的烟嘴抽烟之类的现象一样。这是把人当做我的财产，当做一件东西的观点所产生的结果。”

这样，在罗普霍夫退出了舞台之后，薇拉短期地离开了彼得堡。吉尔沙诺夫带着证明罗普霍夫已经故世的证件赶上了她，他们幸福地结了婚，组成了新的家庭。

知道他们近况的罗普霍夫，已经改换了姓名，又从欧洲给他们寄来了信件，他们通起信来。

薇拉与吉尔沙诺夫的结合，是非常幸福而又完满的结合。她与他不仅有着共同的信仰，而且有着和谐的性格。她参与丈夫的日常生活，丈夫也关心着她的一切（这一点，就不像她与罗普霍夫那样，各自都有单独的生活，只有在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丈夫才会帮助她）。而薇拉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缩短她与丈夫的距离，她除了继续经营工厂之外，又为自己找了一个专业——研究起医学来。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妇女问题和幸福问题的见解：“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结束了这场爱情纠葛之后，又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吉尔沙诺夫夫妇的幸福生活，同时通过这样的描写阐明了作家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和妇女观。他认为：“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第二次结婚后，在幸福爱情的滋养下，薇拉成了俄国最早涉足医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妇女之一，而吉尔沙诺夫也在医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成全他们而在假自杀之后更名为“查理士·毕蒙特”的罗普霍夫，在了解了他们的幸福结局之后，又回到了彼得堡，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他已取得了美国国籍）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他的身份是一家英国公司在俄国的代理人。在一个俄国工厂主的家庭里，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卡杰琳娜，厂主的独养女儿。她也是一位聪明正直的姑娘，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实际的贡献。除去教当地的孩子们读书识字之外，她还想要尝试着把当时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去，于是她就结识了在这方面比她先走一步、早就办起了缝纫工厂的薇拉——几年前，吉尔沙诺夫医生曾经救过卡杰琳娜的命。

卡杰琳娜的性格与薇拉很不一样。她恬静、谦和，喜欢过平静的生活。她的性格和她对家庭生活的看法，与罗普霍夫和谐一致。于是，他们也结合成了幸福的一对。

这样，罗普霍夫和他的妻子又出现在吉尔沙诺夫家中。两个家庭的四个成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彼此都知道过去的秘密。他们还找到了两套合适的、毗邻着的房子，过起了充实愉快的生活。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成了革命青年的领袖卡杰琳娜也办起了一所缝纫工厂。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作品，主要的用意并不在于写爱情。他是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只是为了减少检查机关的注意，他才把严肃的革命小说遮上了一层爱情纠葛的纱幕。在小说的结尾，当这四个人已经结合成为两个幸福家庭之后，他又用“穿丧服的太太”这个人物，以及薇拉和卡杰琳娜担心丈夫被捕等情节，预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