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先生的肖凤文集-肖凤文集.

我眼中与心中的冰心先生

我能够有机会与文学前辈冰心先生亲密地接触，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请我撰写《冰心传》一书。

这话需要从头说起。

一、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其中的《冰心传》，他们决定约我来写。那时候，出版社对作者的了解完全靠“神交”，由于此前，我的另外两本女作家传记《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庐隐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不久，读者反响强烈，国内外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所以十月文艺出版社知道了我。

记得是在1982年的春天，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由该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和总编辑出面，邀请这套丛书的在京作者开会。他们还专门请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唐弢先生，大家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讨论的问题有：如何写好传记文学，中国和域外的著名传记作家及其风格特点，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公正地评价传主，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地繁荣中国的传记文学，等等。唐弢先生和全体与会者，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这些意见经过出版社的整理，后来就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在会议的休息时间里，大家闲聊，说六十余年前，我们的几位传主，就是在这座“来今雨轩”餐厅里，创办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是啊，我们在座的诸位，不是正在讨论着，怎样为茅盾、朱自清、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等先生写传吗？当然，我们的视野很广，我们的传主中，不仅有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还有其他文学社团的作家，以及不属于任何社团的独立作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负责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李志强先生。

接受了撰写《冰心传》的工作之后，我就开始重新研读冰心先生的全部作品与此同时，也开始寻访她老人家曾经居住过、生活过、读过书、工作过的地方。

其实，我在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寄小读者》、《繁星》和《春水》。冰心先生在她有的作品里表述出来的价值观，我也很赞同，比如她在短篇小说《我的学生》里阐述的女性择偶标准，我就非常认同，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在当大学生的时候，我又在许多公众场合里见到过她。然而，我仍然觉得写作《冰心传》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任务，因为冰心先生不仅是一代才女，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女学者，20世纪的几代中国读者都热爱她。这次是为她老人家写传记，我必须从头来起。

二、去冰心先生府上

鉴于当时有的作家及其亲属对如何评价传主非常在意，所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社方决定，对健在的传主，应该先去拜访一下。责任编辑李志强先生几次与我商量此事。出版社的意见是：请我单独前往。

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6月11日的上午。

上面说过，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冰心先生的散文《寄小读者》和散文诗集《繁星》、《春水》，她那满蓄着温柔的宁静幽远的情思，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她是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散文诗可以说是这种文体在我国的开山之作。第一次看见她本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首都剧场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上，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那时候的冰心先生五十几岁，头上挽着典型中国式的发髻，穿着纯粹中国式的斜襟夹袄，站在舞台上朗诵自己的作品，她那高雅圣洁的形象，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而今天，是我第一次与她老人家，面对面地交谈。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大院。大院里有多座楼房。在一座“高知楼”里，我找到了冰心先生住的单元。那时候，吴文藻先生还健在。

开门的是冰心先生的女婿陈恕教授的姐姐陈大姐，她是冰心先生家里的管家，一位朴实、整洁、干练的中年妇女。后来，我又多次与她见过面和通过电话。她把我领进了一间清洁、明亮的客厅，请我坐下稍等。

一会儿，冰心先生就从她的书房里走过来了。我立刻站起身来，向她鞠躬致敬。那一年，她已经84岁高龄，身板依然挺直，步履也很利落。她让我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又请陈大姐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仔细地端详着这位文学界的老祖母。她的肤色白里透红，除去又高又阔的额头上刻着几条明显的皱纹外，其他地方仍然显得白晳细嫩。一双丹凤眼，眼角稍微有点下垂，但是仍能射出熠熠的光彩。在这光彩中，与其说是流露出睿智，不如说是流露出了更多的慈爱和宽厚。嘴巴的线条很柔和，缓缓吐露出来的语言，是聪慧的，谦逊而又严谨的，听起来非常入耳。带着有德、有望、有智的东方老人特有的那种令人倾倒的修养。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在她的身上，使她显得更加慈祥而美丽。

我向她请教说：“谢先生，稿子写好后，是否请您过目？”没想到冰心先生很豁达又很坚决地说：

“不用。这是你和出版社的工作。”

我又继续请教她老人家，对于给她立传，她有什么需要指教我的地方时，她沉思片刻，说了如下一句话：

“真。我希望写得能够像我。”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自己的文学理想“只是一个字真”，“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的主张。她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都在沿着她为自己规定的“真”和“善”、“美”的文学理想前进。正是她的文学主张和实践，使她赢得了一代接一代的读者群，和文学晚辈们的喜爱与敬仰。

今天，她再次用“真”字来教导我。她的这句话，像一道潺潺的清泉，顿时流进了我的心里，使我感到滋润和温暖。我深深地相信，只有“真”，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虚假和伪善，不管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包装，总要凋谢和枯萎，而最终会被人们抛弃。

我面对着尊敬的文学前辈冰心先生，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一定把这个“真”字，当成写作《冰心传》的座右铭，一点儿也不能懈怠。

三、冰心先生写给我的信

在拜访冰心先生的前后，我一直专心致志地写作《冰心传》。除了去系里上课之外，就是埋头书桌，或者寻访与冰心先生有关系的地方。

为了找到谢葆璋老先生（冰心先生的父亲）位于中剪子巷14号的家，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去了三次。这条胡同在东城区的张自忠路里边，胡同的南口就在“段祺瑞执政府”的西侧。

因为我是老北京，找到中剪子巷胡同很容易。可是，当我三次在这条胡同里徘徊，反复地从胡同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那一头的时候，却始终不能确定，哪一个院子，就是20世纪初的14号院。我又请教了几位对冰心先生十分熟悉的作家朋友，他们也都没有明确的答复。

毕竟是年代久远，时事变迁，门牌号码几经变更，难以确认了。冰心先生全家住进去的时候是1913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

我是一个不喜欢打扰别人的人，遇到困难时，愿意通过努力自己解决。可是确定冰心先生在中剪子巷旧居的院子实在太难了，所以，我不得不打扰她老人家本人，给当时已经85岁高龄的传主冰心先生写了一封信，向她请教这个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冰心先生青年时代写了《寄小读者》，老年时写了《三寄小读者》，为什么在“一寄”和“三寄”之间，却前后写了两组《再寄小读者》呢？此问题，我也在这封信中一并向冰心先生请教。

冰心先生很快地，就于1985年的8月8日，给我回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肖凤同志：

信悉，我的中剪子巷14号故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1944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这次是卓如同志在重庆报上找出来的）因此，58年又写了《再寄》。至于《三寄小读者》到底有多少篇，那是登在上海儿童福利会出版的《儿童时代》上的，我自己也忘了是多少篇，它们可能有书可查。匆匆。

冰心　八、八

后来，上海《文汇报》的一位编辑知道我正在撰写《冰心传》，热情地向我约稿，我就把这件事情的始末，写成了《为冰心写传》一文，发表在1986年1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冰心传》于1987年9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在此传的第3次印刷本上，冰心先生写给我的这封信的全文，被作为扉页，印在了文本的前面。

四、冰心先生写给我的第二封墨宝

1987年秋，《冰心传》顺利出版。当时我正生病住院，于是委托我的丈夫林非，将一本仍然散发着墨香的书，寄呈冰心先生，请她过目教正。

不久，于11月26日，我收到了冰心先生写给我的如下一封信：

肖凤同志：

你写的《冰心传》收到了，十分感谢！

书里真是没有失实之处（只是我回燕大教书时，不是住在朗润园，而是在燕南园53号女教授宿舍，因为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到这里，不能怪你！），因为都是根据我的作品写的，比我的回忆还详细，只是在用作者的口气说话时，有时会把我“捧煞”，这是你的罪过！一笑。

耑此鸣谢，并请双安

冰心　十一、二十六　大雪之晨

收到这封信时，我仍然住在医院里。这封信是寄到家里的，林非探视我时，把它带给了我。

捧读这封信，我的泪水盈满眼眶4。她老人家的字体娟秀而有功力，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她的墨宝。在《冰心传》第次印刷时，出版社把这封信印在了书的扉页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冰心传》，一共印刷了7次。

《冰心传》初版顺利出版后，著者肖凤与传主冰心先生合影。1988年夏，在冰心先生家中（张讴摄）

2004年，我又应广东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作《冰心图传》。于是，我在《冰心传》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增加、删节和修改，又加入了约200张照片，出版社把冰心先生这两封墨宝的照片，也加入其中，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视觉感受。《冰心图传》于2005年1月顺利出版。详情我已写在《冰心图传》一书的“后记”里，这里不再赘述了。

五、陪同美国友人访冰心

1988年的夏天，从冰心先生的母校——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来了一位青年学者，她是中美混血儿，研究中国文学，冰心先生是她的研究对象。她想拜见冰心先生。她设法找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张讴先生，张讴先生又通过十月文艺出版社找到了我。张讴先生向我提出，请我帮助，希望我能带着他和这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美国学者罗瑞琳，去拜望冰心先生。在征得了冰心先生家人的同意之后，我们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

罗瑞琳见到了她心仪已久的杰出校友后，很激动。她告诉冰心先生，她正在冰心先生原来读书的系里念研究生，同时在系里教中文。她还告诉冰心先生，她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广东人，她自己虽然在美国出生，但是她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这位中美混血儿的个子不高，身材窈窕，长着黑色的眼睛和一头黑发。冰心先生一边端详她，一边说：“怪不得你长得像个中国姑娘呢。”

冰心先生亲切地握住她的手，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与她娓娓地交谈。

冰心先生向她询问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现状，询问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几位老师，询问自己在年轻时候曾经住过的“闭璧楼”。这位青年学者都一一地向冰心先生描述，只是冰心先生提起的那几位老师，她摇摇头说，一个也不认识。

冰心先生说：“是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的老师都是年轻的了。”

罗瑞琳很兴奋，话题没完没了，我看约定的时间已过，不得不示意她“打住”，因为担心冰心先生太累，我们便恋恋不舍地向她老人家告辞。

陪同来访的张讴先生也很兴奋。他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了许多照片。我坐在冰心先生身旁，手捧初版《冰心传》的那一张与冰心先生的合影，就是张讴先生，在那一天，拍摄的。写到这里，想再啰唆几句：我是一个对“公关”毫无概念的人，我与张讴先生只见过那一面，后来就各自忙各自的。直到十几年之后，我才又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他，当时他是中央电视台驻印度的记者，正在报道新闻。

六、陪同台湾作家访冰心

记得是在1990年的秋天，我和林非，还有从台北来的散文家郭枫先生，一起去拜望冰心先生。

林非早就想请冰心先生给他题写书名，我打电话与冰心先生府上联系后，她老人家很欣然地答应了。

恰巧在这时，台湾的散文家郭枫先生从南京飞来北京，找到我们，提出要拜访冰心先生，并且拿出了一份向冰心先生发问的书面提纲给我们看，说准备把他与冰心先生的对话，发表在他于台北主办的《新地》文学月刊上。我再次打电话给冰心先生府上，说明情况。答复说，同意我们一起前往。

为了不让老人家过于劳累，我们在途中就商定了，不多说一句废话，开门见山，节省时间。(www.chuimin.cn)

这一年，冰心先生已经90岁高龄，腿脚不太方便了。她接见来访者的地方，从客厅改到了书房。所谓书房，实际上是她和吴文藻先生两人共用的书房兼卧室。此时，吴先生已经仙逝，但是，屋子里仍然摆着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两把椅子。两张单人床上，都铺着非常干净的蓝白格子布床单，码放着朴素的枕头和被子。在冰心先生的书柜里，立着吴先生的照片。

冰心先生端坐在她的那张书桌后面，微笑着，又让陈大姐给我们每个人都泡了一杯茶。

在冰心先生的卧室兼书房里。冰心先生的书柜里，立着吴文藻先生的照片。1990年秋。站立者为肖凤

我们都向冰心先生鞠躬致敬。之后我向冰心先生介绍了来自台湾的郭枫先生。冰心先生指着她对面的椅子，请郭枫坐下来。

我又再次地向她老人家介绍林非，她仰起头来，装出生气的模样说：“我知道！”然后扭过脖子，慈样地望着林非，撅着嘴笑了。

林非立刻把他刚刚出版的《读书心态录》一书捧上，敬请冰心先生教正。冰心先生当即翻了起来，一边看还一边说：“我年轻时先看的《三国》，你也是先看的《三国》。”

为了不让老人劳累，我在家里就把林非想请冰心先生题写的书名，写在了一张大纸上。等冰心先生的话音一落，林非就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宣纸，和我事先写好的书名，都铺在了冰心先生的书桌上。

冰心先生请陈大姐摆好砚台，伸手握住毛笔，蘸着墨汁，挥毫疾书起来。

她先写就了《散文新论》四个字。待换了一张宣纸，准备再写《散文的使命》这五个字时，落笔之前，她风趣地说：“散文的使命？这就难说了，我说不出来。”

第三本书的书名是《云游随笔》，当她写到这四个字时，抬头问林非道：“到哪里去云游了？”林非赶紧回答了老人，就“让位于贤”，请郭枫与冰心先生对话。

冰心先生知道郭枫是从台湾来的，就先向他问起了住在那边的老友。她最惦念的是梁实秋先生。她说：“梁实秋先生很想回北京看看，可是年纪大了，行走不便。韩菁菁来内地时，特地代表梁先生来看看我。我们都老了，见面很难了。”

她又问起了孙立人将军，说：“国民党对不起他。”

之后，他们的交谈，就转入了文学话题。

郭枫询问冰心如何估价当前的散文创作。

冰心先生说：“散文最能够表现作家的性格，对读者来说，和自己相似，或者能够引起共鸣的，就更容易欣赏和喜欢，却很难说谁好谁坏。”郭枫又向她提出了关于当前新诗创作的问题。

冰心先生说：“真不敢说当前的新诗，看得太少了。”“我厉来信服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话。新诗不管多好，总是背不下来，连我自己写的，也背不下来，旧诗却很好背。”

郭枫请冰心预测当前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

冰心先生沉吟了片刻，很坦率地回答说：“不知道，批评当前的文学，要等待后人来做，我们不好说。”

郭枫又问她，祖国的文学如何与台湾文学交流？西方商业性文化进入内地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冰心先生充满信心地回答说：“和台湾文学的交流愈多愈好。至于西方商业性文化的涌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相信大家的选择，引导人们去接受健康的影响。”

冰心先生还告诉我们：“下个月初，在福州有个讨论我作品的会，希望他们不要把我放大，而要挑出缺点和不足，好当做后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一贯主张写作必须真诚，不能为写作而写作，要有迸涌的感情，才动笔去写。三言两语能表达的，就不写许多不必要的话，当然如果有很多的感情，想短也不行。我在上海的《文汇报》，开了个《想到就写》的专栏，越写越短了，不写废话，也不写风花雪月。”

她老人家知道我将去参加这个会，就对郭枫和林非说：“肖凤也去参加开会。前些日子福建方面来人，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了。”

然后把头转向我说：“开会的时候，要记得我的意见，不要老是一味说好。”

我点头称是。

之后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住在什么地方，我都据实一一禀告。

虽然我每次见到冰心先生，都觉得有很多话想说；而看样子，林非和郭枫也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我怕冰心先生过于劳累，就示意他们两位“暂停”。

于是我们就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向冰心先生鞠躬告辞。

冰心先生谦虚的为人，是我特别敬仰的。后来，在福州的会上，大家不仅讨论了她老人家的作品，尤其赞美了她老人家高尚的人品——她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她对祖国和人民大众的爱心，她外柔内刚的坚强性格，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在福州开会的时候，冰心先生的小女儿吴青教授也来了。招待所里的客房标准间，每间房里有两张床，会议的组织者把吴青教授和我分在了一个房间里，使我有了与她闲谈的机会。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冰心先生的。记得我曾经对吴青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是非常幸福的。”

七、陪同韩国学者访冰心

1992年至1994年，我受聘到韩国著名的高丽大学校中文系任客座教授。韩国的汉学家们知道了我是《冰心传》的作者后，也纷纷向我表示他们对冰心先生的崇敬。有的汉学家还提出，请我带着他去拜访冰心先生。

韩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和诗人许世旭教授，是第一位走进冰心先生府上的韩国学者。

记得那是1992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在征得了冰心先生家人的同意之后，我和林非陪着许世旭教授去拜望冰心先生。

许先生刚一走进书房，就冲着冰心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自我介绍说，他是韩国高丽大学校中文系的教授，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

冰心先生端坐在书桌后面，抿着嘴，仔细地打量着许先生。然后面带着微笑说：“你跟中国人长得完全一样。”

许世旭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他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他刚进门时的紧张状态，也在冰心先生这句话的鼓励下，渐渐地松释了。于是他开始向冰心先生讲述自己的教育背景——如何在童年时代就跟着父亲读唐诗，如何于高中毕业后就去台湾留学，他在台湾留学时的导师谢冰莹教授如何指导他用中文写作，他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如何用汉语写诗和散文，等等。他笑嘻嘻地告诉冰心先生说：“从前我就称自己是中国人，现在也有人认为我是海外的华人作家。”

接着，他又说到，他早就读过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几十年来，他一直非常景仰她老人家。多年来，他每年都在课堂上讲授《中国现代十诗人论》，并且已经撰写成书，其中的第一章就是《冰心论》。

冰心先生听后，很谦虚地说：“久仰这样的话不好说。”

稍稍停顿了一下，她又接着说：“我的那些文章怎么能当大学教材呢？我那是写给小孩子们看的。”

片刻之后，她又很严肃地补充说：“我还得写下去，长的写不了，就写短的，写千字文，我不能不写，我心里还有多少话想说。”

这时，许世旭赶紧低头打开书包，拿出了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城主与草叶》，恭敬地签上名字，双手递给了冰心先生。冰心先生很高兴地翻看起来。

冰心先生和这位韩国学者款款地聊着，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就谈到了“女性美”的话题。

冰心先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福建乡下见过的妇女，那种自然和健康的气质，实在是美，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魅力。

“您讲的这些妇女长得苗条吗？”许世旭插嘴问道。大概是因为现在的时髦女郎都追求“骨感美”的缘故吧，如许先生这样的书生，都关心起“苗条”二字来了。

“太苗条了有什么好的？喜欢苗条的妇女，这是大男子主义的趣味。太苗条，就不是新女性。我主张妇女应该具有本色美，不要打扮，不要追求束缚自己的病态美。我在意大利见过许多漂亮的女郎，都是一点儿也不打扮的。”冰心先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这是她坚持了一生的女性审美观。

许世旭听得人神，还想继续和冰心先生谈下去。我一看表，会见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来规定的，我怕冰心先生累着，赶紧给许先生做手势，示意他打住。

许先生理解了我的用意，于是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向冰心先生鞠躬告辞。

走出冰心先生的家门，在中央民族大学宿舍的大院里，许世旭教授就高兴而激动地对我说：“今天过得太充实了，太幸福了，我是汉城第一个见到冰心先生的人。回到汉城之后，得认认真真地看你的《冰心传》。”

后来，大概是在1994年的夏天吧，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教授来到北京，光临寒舍，他也向我提出，希望我能陪着他去拜望冰心先生。朴宰雨教授是中年学者，在汉城时我就与他相识，他曾经开着车，载着我和也在韩国任教的北京大学杨贺松教授，去大田参观国际博览会。1993年秋天，我仍在高丽大学校任教时，林非与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同行，去汉城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时，朴教授还盛情地邀请林非和我到他的府上做客。

在征得了冰心先生家人的同意后，我和林非又陪着朴教授去拜望冰心先生。这一天，朴教授也像他的同胞前辈一样，成了“最幸福的人”。

八、冰心先生住进了医院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冰心先生因为高龄和身体状况欠佳，住进了北京医院。

此时，仍然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找来，让我带着他或她或他们去见冰心先生，要与冰心先生合影留念。

我深知高龄老人需要的是静养，所以总是尽力地劝说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我劝阻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你真热爱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看他或她的作品，对待文坛老祖母，更应该如此。”

有的人听从了我的劝告，不再去打扰她老人家。

而有的人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也坚决地不与冰心先生的家属联系。也许因此我就得罪了他或她。但是我认为冰心先生是属于社会的，属于我们大家的，人人都有保护她的责任。因此，我希望当时被我拒绝了的人，能够谅解我。

在冰心先生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她老人家的健康状况。我希望着，并虔诚地祈祷着，在医护人员的护理下，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冰心先生，一定能够再度康复。因为她在80岁的时候，曾经动过一次手术，康复以后，她还豪情满怀地宣布过：“生命从80岁开始！”我盼望着，当她百年华诞时，我会站在热爱她的人群中，为她老人家欢庆，欢庆，再欢庆。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先生的名言。虽然她老人家在99岁高龄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我坚信，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保护这颗无比善良的灵魂。

1999年3月20日于北京静淑苑

（原载《神剑》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