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写给肖凤的16封信及注释1980年5月23日肖凤同志:你还是把我说得太好了——比我本人好。关于此信的说明:萧乾先生是我青年时代即敬仰的作家。我喜欢萧乾先生的作品,始于读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之后就开始关注写出了此书的这位作家。萧先生看过拙文以后,给我写了如上的这封信。为此,萧先生设计了如上的交换书籍的办法。启程之前,他于5月份给萧乾先生写信,告知他要来中国的消息。......
2024-02-01
谢冰莹先生致肖凤信及注释(1981年11月13日)
谢冰莹女士1981年11月13日从美国旧金山写给我的信,是她请美国著名汉学家、《萧红评传》一书的作者葛浩文教授,于1981年岁末转寄给我的。
谢冰莹先生为什么会写信给我呢?此事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还是从头说起吧。
谢女士1906年出生,湖南新化人,著作很多,尤以《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最为著名。
写于大革命时代的《从军日记》,曾经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出版,受到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欣赏。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投笔从戎,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走上前线,为负伤的将士服务,成为现代的花木兰。写到这里,不能不补充几句:谢冰莹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有国仇,还有私恨——她曾在20世纪20年代末参加过反蒋的“闽变”,失败后逃亡到日本,1936年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无故抓捕,监禁了三个星期,受过各种酷刑及侮辱。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她跟随丈夫贾伊箴去了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
1980年我写的《萧红传》一书出版后,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我又开始写作《庐隐传》。在研读了能够找得到的所有庐隐作品之后,我接着搜集有关庐隐的其他资料。
为此,我于1981年专程去上海,访问了庐隐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陆晶清教授和程俊英教授。陆、程两位先生和庐隐都是20世纪20年代初女师大的毕业生,所以陆、程两位都称我为“小校友”(本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同时,我还访问了也住在上海的赵清阁女士,她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素有研究,在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位外甥女原来是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20余年的同事,彼此之间立刻感觉亲切了许多。
从赵、陆、程三位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原来《从军日记》、《女兵自传》的作者谢冰莹女士也是女师大的毕业生,并且可能仍然健在,她们几位都很惦念她。于是,我便萌生了想要研究研究她的作品的兴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读大学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不可能提到谢冰莹,她的作品1949年以后也从来不曾在内地出版过,因此,图书馆里很难找到谢冰莹的作品。她虽然可能“健在”,但是住在什么地方呢?陆、程、赵三位都不知道她的通讯处,几十年来,她们与她没有任何联系。
1981年夏天,黑龙江省举行了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的作者,所以也被邀请赴会。这样我便到了哈尔滨。前来参加同一会议的还有东北作家群的几位老作家和他们的家属—舒群先生及夫人、萧军先生及女儿、塞克先生及夫人、骆宾基先生等。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了《萧红评传》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也来了,他是匈牙利裔美国人,比我小两岁。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会面。前一次见面是1980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来北京拜会诸位东北老作家,我奉当时中国作协外委会主任毕朔望先生之命,与他进行学术交流,并带着他去访问诸位老先生。
与葛浩文的历次交谈,内容都是有关中国文学的。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博士,他的导师是柳亚子先生的公子——美籍华人柳无忌教授。
一次谈话时,话题就从中国抗日女作家萧红,说到了另外一位抗日女作家谢冰莹。他告诉我,谢冰莹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旧金山(当时葛氏是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去拜访过她,也有通信联系。他问我:
“你对谢冰莹感兴趣吗?”
我说:“是的。”
他问:“为什么?”
我回答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祖国遭受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能够投笔从戎,保卫国家,坚持抵抗,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他问我:“你想与她联络吗?我可以代劳。”
我说:“我想研究她的作品。现在我正在写《庐隐传》,知道谢冰莹与庐隐是女师大时期的前后同学。”
哈尔滨的那次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我交给了葛浩文教授一本拙作《萧红传》,请他转赠给谢冰莹先生,并请他转达我想研究她的作品的意愿。
这一年的岁末,我收到了葛浩文教授寄给我的邮件,这个邮件里有三个内容:(www.chuimin.cn)
(1)一篇谢冰莹1986年7月7日发表在台湾《联合报》上的文章《血肉铺成胜利路——抗战时的我》的剪报。
(2)一篇谢冰莹的老友、现住广州的魏中天先生发表在1981年11月1日香港《文汇报》上的文章《记谢冰莹》的剪报。
(3)还有就是谢冰莹先生1981年11月13日写给我的一封信。
此信的全文如下:
肖凤女士:
您好!
由葛浩文教授转来您送我的大作,收到很久了,只因戏体欠佳,眼疾未愈,经常流泪,到今天才向你道谢,真对不起!
葛教授在电话中谈及您想写介绍我的文章,我又感激又惭愧,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实在值不得您花费宝贵时间来写,您的一番好意,我心领了。
匆匆草此,乞恕不恭。
敬祝
谢彬敬上
1981年11月13日
写到这里,还需再做几句补充:
我收到了谢冰莹先生的来信后,立刻把有关她的信息写信报告给怀念她的陆晶清先生和程俊英先生。告知她们:谢先生现居美国旧金山市,因为谢先生写给我的信是通过葛浩文转寄的,她的信封上和葛氏的信封上都没有写她的地址,所以如果陆先生或程先生欲与谢先生联系,可请葛氏代劳,同时我也把葛浩文的通讯住址告诉了她们。
1982年的5月,我收到了陆晶清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所署日期是5月10日,信是从北京寄出的。她告诉我,她已经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希望我去看看她。
于是我便在5月14日的上午,骑着自行车,找到了位于地安门西大街38号的中直招待所。院子很大,一座很考究的三层楼房,楼道曲曲折折,像进人了小迷宫,我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了陆先生下榻的251号房间。房间内有一张大铁床,一张写字台,一对沙发,住室东侧有一间卫生间。
陆先生看到我这名“小校友”后,很高兴。她非常健谈。她告诉我,她此次来京的目的,是为何香凝女士逝世十周年整理文献的。她对我的工作情况很关心,也甚表支持,她说我对中国女作家的研究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她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她也非常关心我今后的写作计划。此次会面,是我与陆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选《庐隐选集》,这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此套丛书的体例是要我写一篇《庐隐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再列一个《庐隐年表》;然后还要请一位与所选作家比较熟悉的人写篇“序”,我和责任编辑商议的结果,决定请陆晶清先生来写。当时陆先生已经从北京返回了上海,我写信给她,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她写的序就寄到了责编的手里。此书于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联合顺利出版,分“大陆版”和“香港版”两种版本。
(原载《文论报》199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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