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送给肖凤的墨宝这件事需要从头说起。在会上邂逅的华裔女作家陈若曦,托林非给沈从文先生带来了一盒巧克力。林非请我给沈先生送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估计是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女士。沈先生坐在一张椅子里。那次的拜访,虽然是第一次,但是沈先生独特的性格,却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沈先生寄给我的一封信。打开信封一看,是沈先生送给我的一张墨宝。......
2024-02-01
再去美国
2001年4月,我随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老教授学术交流团去美国。我们先后走访了三所大学,参观了四座电视台。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育电视台访问时,60岁的台长戴尔·伍兹先生亲自为我们做向导和解说,带着我们楼上楼下地看,详细地介绍教育台的节目和体制,坦诚地与我们交流看法和心得。在他的接待室里请我们吃了一顿工作午餐之后,晚上又在一家非常好的美式餐厅里宴请我们,请我们与他的几位老部下共聚畅谈。在芝加哥,我们还参观了著名女黑人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制片大楼,在她的一次心理咨询节目中做客。
其实,我1998年曾去美国探亲,住了几个月,那次新奇感很强,回到北京后就写了20篇散文,已经分别发表在《北京日报》、《羊城晚报》、《文论报》、《散文》、《散文百家》、《中外期刊文萃》等报纸杂志上。这回是第二次去美国,新奇感不如三年前那么强烈,可是因为走的地方较多——北边到了美国、加拿大边境,南边到了墨西哥边境小城,东边到了纽约,西边到了洛杉矶,虽是走马观花,却也很长见识。4月底回到北京后,倒完了时差,就把我的见闻和感想记录下来,发表于此,愿与读者朋友们共享。
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校园内,与教育电视台台长戴尔·伍兹先生(中)合影。左为肖凤,右为叶凤英教授
未来的电视是什么样的?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育电视台台长戴尔·伍兹先生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一台高清晰度电视,电视屏幕约有一平方米左右大小,很薄,厚度约两寸,长方形,影像清晰得令人感动,花和叶子的颜色都很有层次,花瓣上的露珠透明。那是他花了两万美元从日本索尼公司购进的,他说再过几年,大概在2004年吧,他们就要播出这样的节目了。
几天后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乐园里,我们走进了“未来世界园”里一个叫做“家庭影院”的展览厅,这是一间面积不大的房子,我想我的很多同事家里的“厅”都能够改建成这样的一座影院。很薄很大的电视屏幕挂在正面的墙上,几乎把墙面占满了,而左右两侧的墙上挂着油画。解说员是一位来自韩国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遥控器,按一下,屏幕上就出现了体育比赛节目;又按一下,体育节目关机,而侧面墙上的油画却动了起来;再按一下,油画静止,电视又开演,大屏幕被分割成多个块状的小屏幕,不同的节目正在不同的小屏幕上演出着,任人选择;选中了其中的一项,再按一下,这项节目就占据了整个大屏幕,其他节目就都销声匿迹了。总而言之,只需坐在沙发上,动动手指,就能在自己家里自由地娱乐了。
更令我惊奇的是在“未来世界园”里的另一座展厅。这是一座电影院,很宽敞,面积像我们熟悉的电影院一般大小,银幕成环形,四面八方都是。开演后右侧的大屏幕先亮了,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男一女两位好莱坞影星进入了一座大森林,我刚觉得脖子扭向右边有点吃力,此时,整排坐椅开始缓缓地向右转,让我能够正面对准银幕,舒服地看。一会儿,两位影星走出了银幕,走进了黑暗中。这时,坐椅又开始跟着他们的行踪缓慢地滑动。多排坐椅组成一个方阵,整座影院分成多个方阵,井然有序地向前行进,然后就像一列火车那样,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队列。因为光线很暗,又因为太新奇,我没有看清楚究竟是哪个方向的银幕像舞台大幕一样被吊了上去,而我们的坐椅也就顺序地穿过了大幕,渐渐地走进了一条隧道中。这条隧道似乎就是那两位影星离开银幕后来到的地方,中间是路,左右两边皆种着参天的大树,树林里活跃着恐龙等各种各样的动物。我睁大眼睛,想把这幻想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衔接起来。就在我左顾右盼,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坐椅的方阵却又有序地慢慢地回到了影院大厅里,银幕上又出现了刚才那两位影星,继续表演着他们的故事。等到影片结束,亮起了灯光,我才看明白,自己的座位仍然固定在电影开始时的地方。惊奇和赞叹充满了我的脑海,看看脚下,并没有铁轨,只发现了很细的几条金属纹路,不知道这满大厅的坐椅,是沿着什么样的轨道,在现实与想象中往来穿行的。
几天前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影城,我们还曾经看过一场立体电影,那是动作巨星施瓦辛格主演的一个短片,主题照例是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施瓦辛格骑着一辆摩托车,直向银幕下面冲来,所有的观众都大喊一声:“啊呀!”然后身体统统向侧面闪去,为的是躲开摩托车的撞击。当然这是假象。有时银幕上出现海啸或者别的什么,观众的脸上就会感觉到有水珠落下来。
同样是在好莱坞影城,我们坐在一辆长长的观摩车上,它把我们先后拉到了拍摄过多部大片的场地上,我们亲身体验了地震、洪水、火灾、雷雨交加、大白鲨的突然袭击等情景。在山上,架设了一座模拟电影《桂河桥》的铁桥,观摩车开了上去,刚刚走到桥的中央,桥身突然断裂,大家惊叫,以为就会身陷水底,桥的两边却又连接起来,让车子平安通过。所有这一切的灾难和恐怖,都是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效果,但是它们个个逼真,与真实的情境一模一样,让你不得不佩服那些布景师、灯光师、音响师,和一切技术人员,虽然他们诸位不像影星那样与观众混个“脸熟”,但是如果缺少了他们的劳动,任何好看的电影都制作不出来。
在好莱坞影城,还有“未来世界园”里,我们一共看了多少场电影,已经统计不过来了。应该说,场场电影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高科技在影视中的应用。一位研究影视的华裔学者曾经指出,目前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已经跃居他们出口收入的第一位。而他们的影视产品所以能够暂时称霸世界,除去故事编得精彩导演、影星有票房号召力之外,科技水平高于别国,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次在“未来世界园”的一个放映室里观看《狮子王》,坐在我旁边的高教授边看边发出感叹说:“这才叫电影!中国电影简直没法看了!”对于此论,我们都有同感。
二、好莱坞影城
20世纪40年代,北京东城八面槽附近有座“真光”电影院(50年代更名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上映好莱坞影片而闻名。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姑母是位“爱影族”,她有时带着我做伴儿,去“真光”看过《月宫宝盒》和《人猿泰山》。这两部影片就是好莱坞电影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20世纪60年代初,众所周知那几年的“自然灾害”换来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难得的宽松,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座内部放映厅里,我第一次有幸看到好莱坞名片《翠堤春晓》,施特劳斯的动人音乐和女歌唱家的美妙歌喉,令我年轻的心灵激动不已。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电影散场后,我从阜成门附近的影院徒步走回复兴门附近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集体宿舍,一路上耳边都在回响着花腔女高音的绝妙歌声,那声音几天之内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与脑海,此时我才懂得了《列子·汤问》篇:“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70年代末,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一系列的外国影展,我得以看到《飘》、《鸟》、《茶花女》、《间奏曲》、《农家女》、《美人计》、《瑞典女王》、《空谷幽兰》、《鸳梦重温》、《煤气灯下》、《化身博士》、《战地钟声》、《傲慢与偏见》、《爱德华大夫》、几种版本的《简·爱》等经典影片。从这些电影里看到的是悬念,是悲欢离合,是善与恶的冲突,是人之常情。8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的好莱坞电影涌入我国大门,其中不乏像《克莱默夫妇》、《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莫扎特》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是也有令人讨厌的暴力片。
在知道有好莱坞电影的半个世纪以后,在2001年的4月,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制造了这些电影的地方,也就是被有的人称之为“梦工厂”的好莱坞电影城。
这座影城的规模太大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参观了它的一小部分。
好莱坞留给我的最突出印象,用学者惯用的语汇说,它的经营者们实在是太会“积累资料”了。影城拥有广袤的土地,它因此能够保留住许多经典影片的布景。18、19世纪的美国小镇、餐馆、酒馆、咖啡馆,西部牛仔的豪宅,绿地和田野,偏僻乡村的小路和小屋等等,虽然都是后人搭建的,但是却像实物一般大小。坐在游览车上,行走其间,身临其境,仿佛回到了上两个世纪。车上的小电视屏幕中有位男解说员,每到一处景点,他就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哪一部电影曾经在此处拍摄。(www.chuimin.cn)
炒作过一时的当代电影《水世界》、《侏罗纪公园》等,它们的拍摄地已被开辟成为表演专场。《水世界》有人工湖,四周是类似体育场那样的露天看台,几位男女演员穿着破破烂烂的海盗服装,骑着水上摩托车,表演惊险的动作和剧情,赢得了挤满看台的众多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侏罗纪公园》专场也是水上游戏,不过是请游人参与的。它有一条河,弯弯曲曲的,游人坐在特制的船上穿行河中,两岸美景如画,但是接近终点时,猝不及防,一次水上滑坡,令我心惊肉跳。在恐怖片里吓唬过无数观众的大白鲨,它的人造躯体就倒悬在电影城的入口处,许多孩子把头伸进它的大嘴里,拍照玩耍。
除此之外,我觉得好莱坞的股东们太懂得如何获取“经济效益”了。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各个表演专场的入口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各辆游览车上都坐满了人,整座电影城里人山人海,有白人,有黑人,有黄人,有棕色人;有大人,有孩子,也有老年人,单门票一项收入,就很可观。电影城里还到处可见纪念品小卖部、摄影部、快餐厅、咖啡屋,不必走出影城,尽可以在此地流连一整天。可以说,好莱坞影城是好莱坞电影的副产品,特别在乎经济效益的美国人,特别善于化腐朽为神奇,把已经完成了拍摄任务的布景道具种种,变成无价之宝,细水长流,赚取二次利润。如此行动,每拍一部影片,都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是把文化产业当做商业来运营的。
奇怪的是,影城外面不远处有座中国城,面积不大,房子和亭子都是红色大屋顶。中国城的水泥地上散布着好莱坞影星们的手掌和签名。电视屏幕上曾经多次炒作过这一位或那一位影星蹲在地上按下自己的手掌,殊不知当我亲眼见到这块地面时,方圆竟然如此之小。因为时间短促,只能浅尝辄止,所以至今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在此处建立一个小小的中国城,这座中国城又是哪位中华同胞兴建的。我只看见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民族的旅人,在此处兴趣盎然地照相。
在好莱坞电影城内
三、做客奥普拉·温弗瑞的谈话秀
2001年4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七人进入了奥普拉·温弗瑞的演播大厅,在她的一次谈话节目中做客。
黑人女主持奥普拉·温弗瑞在美国电视观众里知名度很高,据说在美国电视界与电影界的明星收入排行榜上她也名列前茅。她拥有一幢制片大楼,房屋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英尺,相当于一条街,这幢楼位于芝加哥市靠近中心区的一条马路上。她是这家制片公司的总裁,聘有300位员工,这些员工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其中包括技术专家、音乐家、摄像师、摄影师,还有专门为她写“谈话词”的撰稿人等等。奥普拉·温弗瑞出身贫苦,生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个穷苦黑人家庭,靠着个人奋斗才有了今天,她写过一本自传,叙述童年时的悲惨境遇,以及后来离开家乡,在社会上独立奋斗的艰苦历程。
她主持的节目皆是谈话类型的。因为她平民化,坦率地把个人历史告诉观众,说话富有人情味儿,所以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我在1998年赴美探亲时,曾在电视屏幕上多次看见她。她的节目主题多是家庭问题或妇女问题,比如夫妻关系、母女关系、子女与父母的沟通,外遇,如何区别外遇与性骚扰,为什么自认为聪明能干的女人总是单身,遇见了初恋情人如何相处,等等。每次节目谈一个主题,有时请嘉宾与她对谈,有时请观众到现场与她讨论。她的节目“观众参与性”很强任何人想到现场参加讨论,都可事先用电脑网络与制作中心联系。她的谈话主旨是“从大众中来,又回到大众中去”,所以很受大众欢迎,尤其是受一般的妇女大众欢迎。有人称她为“谈话节目女皇”。
我们做客的这天,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专家,一个白人老头,他在现场说话很多,除了与奥普拉·温弗瑞对话之外,主要是回答若干参与者提出的询问。
一对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婚期将至,女方突然提出不愿结婚了。这位拒绝现在做新娘的小姐来到演播室陈述理由,她说:“我是准备婚姻,而非准备婚礼。”她认为:“结婚”与“快乐的结婚”是不一样的。她的话,竟然得到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现场来了一对夫妻,丈夫的一位女同事主动挑逗他,妻子认为丈夫有了婚外情,而丈夫坚持“没有”,他的理由是:“无性不算外遇”。心理咨询专家和现场观众一致认为丈夫有理。
三位自我介绍是“成功人士”的年轻女性,二白一黑,至今仍然单身,她们都很想结婚成家,但是很难。其中的一位金发美女表示:“男人怕被拒绝,不敢接近我们这样的女性。”心理专家反问:“为什么你们不主动接近男性?”另外一位金发蓝衣女郎表示:“女性主动很难。”
一家四口人,一对年迈的父母和两个成年的女儿,姐姐抱怨父母偏疼妹妹,对她不公平,在现场又说又哭。父母认为“没有”,他们一直同样爱她。姐姐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令在场的所有人心烦,有人觉得她有心理疾患,心理专家让她“闭嘴”。
总而言之,奥普拉的节目就是如此地讨论“家长里短”,所以很受妇女大众的欢迎。演播大厅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布局类似我国中央电视台改版前的“正大综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男人寥若晨星。我自始至终都在观察这些参与者,从她们的气质和做派看,差不多都是普通妇女。大概文化程度很高的知识女性,自己就会处理好各种关系,不需来此接受指点;或者是,即使碰到什么问题,也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自己的隐私,宁肯独自苦思冥想或向亲人知友倾诉。
奥普拉的大楼里只是制作节目,之后卖给电视台播出,每周播出五次,每次一小时。她还有赞助商,有大量的广告收入。我们做客的现场,谈话进行一小会儿,就要插录广告,一而再,再而三,惹人心烦。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和财产的增加,奥普拉的架子看来也在逐渐地膨胀。陪同我们参观制作大楼并为我们讲解的一位金发中年女士,是奥普拉·温弗瑞的雇员之一,她在这座大楼里已经效劳11年,可是奥普拉的总裁办公室,她只进去过一次。
(原载《电视艺术》2001年第3期;又载《散文百家》2001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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