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编辑部李立女士

文学，滋养影视艺术的土壤——与《现代传播》编辑部李立女士的对话

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

李立（以下简称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在中国的迅速普及，电视剧越来越明显地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位置，成了拥有更多受众的“文化快餐”。以至使很多往日的“文学青年”忘却了自己曾是读着小说长大的，更使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和理解自己的前辈们那种“昏灯厚卷消磨晚间时光的娱乐方式”。尤其是近些年，很多影视制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名著，以及当代有影响作家的作品，经过改编把它们搬上屏幕银幕。这种将文学与影视联姻的现象，无疑在文学与影视之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赵老师，您作为文学史的教授和研究学者，作为研究文学与影视改编的专家，我很想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一文化景观？怎样看待文学与影视的关系？

赵凤翔（即肖凤，以下简称赵）：对于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我想先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

中国的文学史和欧洲的文学史都有三千年左右的文字记载，而电影从西洋传入我国不过一百年左右，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传入我国只有四十几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多么历史悠久，而影视是多么年轻。

我国的影视、油画、雕塑、西洋古典音乐、西洋式建筑艺术等都是从外国借鉴引进的，只有文学是地道的“国货”。因为文学的载体是语言，而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象征物。在各种艺术样式中，文学的民族性是最强的。所以说文学最能体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文学成就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记得1999年我们在欧洲进行文化考察，看了西欧的一些雕塑、油画、建筑等艺术成就，当时我们边看边议论：我们中国可以用什么艺术与他们媲美呢？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文学，我们的文学完全可以同他们媲美！事实就是如此，可以说从远古到20世纪末，我们的文学成就都是极高的，至于文学经典作品，更可以说俯拾即是，美不胜收。所以，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是积累了几千年的有形的文化遗产，而影视是引进来的艺术，在中国，它与文学有着本源上的不同。

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对中国来说，电影引进不到百年，电视引进不到半个世纪，但影视发展后来者居上的阵势是令人不可轻视的。它的雅俗共赏，它的大众化的艺术样式，使得它比文学更易普及，尤其它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更以多姿多彩，变幻多端吸引了更为广泛的观众。这样一来，作为古老艺术的文学，就自然以自己的丰富和灿烂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从美学的观点来说，任何一种传统的艺术样式都离不开文学。因此影视与文学联姻是一种必然。

李：那么影视与文学联姻最早起始于什么时候？

赵：把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也是从外国兴起的。据说从20世纪的默片时代开始，就有人尝试着改编文学名著了。20年代初，美国的名演员电影公司曾把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巨著《基度山伯爵》改编成无声电影。可惜我们至今无缘见到这部电影，所以也无法对它做出评价。最近又有一种说法，是英国学者麦克南爵提出来的，他说英国在1899年就用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戏院里上演的莎士比亚的《约翰王》片断，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把戏剧搬上了银幕。外国人改编得最多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人统计过，从莎士比亚去世（1616年）到现在，不到400年的时间里，根据他的戏剧改编的影视作品有368部。其中，《哈姆莱特》一剧曾改编过59次；《麦克白斯》改编过25次；《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过21次；《奥赛罗》改编过20次。不仅英国人改编，美国人改编，前苏联也曾大量改编。另一位跨越了国界，作品被反复改编的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除了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之外，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普希金、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作品，也是改编者注目的对象。

我们国家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而且是先从电影开始的。在“文革”之前，一些电影工作者就将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春》、《秋》、《憩园》，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等名著改编成电影，使之成为至今还在播映的电影精品。但是文学的影视改编真正形成潮流却是在1978年以后，从这时起，鲁迅的《阿Q正传》、《药》、《伤逝》，茅盾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巴金的《寒夜》等陆续被搬上银幕和屏幕，在影视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尤其要提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形成的文学思潮对电影改编的影响。比如“文革”结束后，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谌容的《人到中年》等，由于这些作家敏感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对历史进行反思，所以这种文学思潮也影响了影视创作者，他们很快就将小说拍成了电影，从而形成了一批历史反思影片。再比如我所撰写的《萧红传》出版后，马上就有电影厂和电视台找我洽谈改编问题。当时我考虑到东北的老作家们都健在，而改编会触及他们的感情隐私，所以便婉言谢绝了改编者们的好意。这些都说明，文学思潮对影视的影响很大，文学与影视是紧紧相连的。

电视剧同文学结缘的成功例证，应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西游记》、《三国演义》，山东电视台于80年代初拍摄的《水浒传》人物系列片，还有《红楼梦》与《聊斋》故事等。最近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是当代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成功例子。文学作品除了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之外，电视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用其他方式把文学作品搬上屏幕。80年代初，江苏电视台做了一次尝试，把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搬上了屏幕，被电视研究者称为“电视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当即受到了著名作家陈白尘的赞许，他称赞这部作品是“短小精悍而极富艺术魅力的精品”，称制作者“为电视艺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其实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表现样式，但正是这个简单的改编，使电视与文学发生了更广泛的“碰撞”，“碰撞”出了“电视小说”、“电视散文”和“电视诗”。

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要不要忠实于原著？

李：随着影视与文学联姻，改编的作品越来越多，创作方法也越来越多样，比如有完全忠实于原著的“移植”；也有忠实于主题加以补充或删节的改编；当然，引起争论的便是距离原著较远，重新塑造人物和反映主题的重编。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在改编问题上出现了争鸣，由创作实践引发出了一个很有理论色彩的话题：文学名著的改编要不要忠实于原著？怎样忠实于原著？我想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赵：我认为，名著改编应该忠实于原著。因为名著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经过了历史的筛选、经过了时间和空间检验后由读者公认的精品。但现在对这个问题明显出现了分歧。1977年美国好莱坞推出了一部影片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香港人把它翻译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后现代激情篇》。在这部片子中，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个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时穿古代衣服，有时穿牛仔服，仇家打斗时有时用剑有时用手枪。那么导演为什么要这么改编名著呢？请听他的阐述：“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走向一个看、听、做事的方式都完全不同的新纪元。这些都反映在电影里。”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位导演导出了一部气死莎士比亚的电影。”这部片子的出现，似乎使很多改编者有了新的看法。中国的影视圈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例如电视连续剧《雷雨》，结尾的处理与原著大相径庭，与曹禺的创作初衷距离甚远。我们看到，周萍不仅没有自杀，而且还继承了周朴园的事业，周朴园变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由鲁贵哄着喂药。这种违背原著的结尾无疑削弱了《雷雨》的主题和悲剧力量。因为《雷雨》原著的结尾是整部作品的高潮，是最能体现作者意图的地方。如此修改，使全剧失去了光彩。还有去年（指1999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骆驼祥子》，据说改编的方式变化较大，与原著很有距离。当然，除了创作实践，在理论上对这种改编方式也看法不同。有些年轻人就采取了另一种视角，比如有的研究生在论文答辩时就回答：“我认为导演可以随意想象，随意改编，应该把自己的美学理想在改编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不强调一定要忠实原著。”这也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李：看来，这种“随意说”是不大符合改编的一般规则的，的确是一种比较“前卫”的看法。那么您认为怎样改编才算是忠实于原著呢？请结合作品谈一谈。

赵：我上面说到名著改编一定要忠实于原著，但这个忠实并不是一点儿不变地照搬原著，因为从文学载体转向银屏载体必然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同时，还要允许导演根据自己对名著的理解来发挥其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只要在主题、主要人物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不游离于原著，就应该是允许的，就可以称为忠实于原著。这样的成功作品是不少的，电影作品且不谈，电视剧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四世同堂》以及平民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是很成功的，其标志就是把书面上读者看到的文字形象，成功地转换成了影视形象，而且人物生动，内容饱满，充分调动了演员、道具、场景、音乐等在全剧中的作用，使全剧整体富有韵味。(www.chuimin.cn)

李：根据您上面所讲的，我理解所谓改编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在保持原著的主题思想、艺术精华的前提下进行修改或加工；二是不仅仅是对原著的照搬与移植，还应体现出改编者一定的理解和表现风格。如果脱离了作品去“戏说”，那就不该采用原著的名称了。看来这是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需要很好把握的创作原则。例如您上面提到的《雷雨》的改编，按照创作者的意图，他们就是想用电视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把原著紧凑的情节拉开，加以电视化、通俗化，并注入自己的理解，并不想改动原著的经典本质。那么怎么会遭到如此非议呢？

赵：《雷雨》是曹禺最为成功的一部剧作，也是现代话剧史上的一部杰作。其同名话剧是曹禺剧本的舞台再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给观众的印象也太熟、太深。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十分精致，在24小时之内把一个家庭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感情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剧本台词设计得十分精练，几乎每一句台词里都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全剧特别紧凑，应该说充分体现了西方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创作原则。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最棒的剧本就是《雷雨》，包括曹禺本人其他的几个剧本，都没有超过《雷雨》的。对于这样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戏剧，把它拉长了、松垮了，必然就把它原有的优势破坏了，更破坏了它的精致性。这就使人想到了鲁迅说的话：“宁可把一个适于写长篇的题材写成短篇，也不能把一个适于写短篇的题材拉成长篇。”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对文学精品的改编。

李：除了文学名著的改编，近几年历史名人也成为影视创作者改编的对象，比如《雍正王朝》、《刺秦》、《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等，这些改编后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招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非议。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赵：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的文章，他说《人间四月天》这首诗是他母亲写给他的，是写给襁褓之中的儿子的，表达的是一种母爱，而不是爱情。他认为电视剧的立意压根儿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对林徽因形象的一种歪曲。还有徐志摩的侄子也认为电视剧歪曲了自己长辈的形象。徐志摩本是一位著名诗人，是一个才子，可是从电视剧里看不到这些，看到的是一个只会谈恋爱的人。与这两位意见不同的人则撰文说，评价人物电视剧不能听取传主家属的意见，因为家属的意见是最不可靠的。

我想一个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因为他有成功的作品，而不是因为他的感情经历。有的作家情感经历较为丰富曲折，但如果只表现这一点，那么表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当然不是不能写名人的情感，而是应当放到对人物整体的表现中去。比如外国人写拿破仑的电视剧，不只写他与情人的关系，还要写政治、写战争，这样的历史人物形象才会丰满，才能立得住。

至于荆轲、秦始皇、武则天、太平公主、雍正等人物，都是我国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而非作家虚构出来的人物，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所以，当电视剧的编导者们做出了某些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再创作时，就会引起历史学家的非议，这是很自然的。一位导演在拍摄一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片时，公开宣称他立意是“气死历史学家”，这样的立意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赞成，不仅不赞成，还会提出如下疑问：这种做法对青少年观众了解祖国历史是否是误导？

雍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残酷、专制的封建帝王和暴君，而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里塑造的雍正却改变了他在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的形象，似乎也给人一种“戏说”的感觉。还有电视剧《大明宫词》中的一个情节，让太平公主与唐朝大诗人王维谈恋爱，历史学家指出太平公主死时王维才13岁，他们可能谈恋爱吗？所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引起争议是很自然的。

李：看来，对历史名人故事的改编，应该比文学名著的改编更加尊重历史、贴近真实，这不仅是创作原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文学是“月亮”吗？

李：近年来，很多小说因为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例如我们谈到的《四世同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同时一些作家因小说被频繁改编成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而名声更响，比如王朔、苏童、海岩等，这种现象被有人概括为：“文学是月亮，需要借影视的光来照亮自己。”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赵：我觉得这种说法首先是对文学的本质不够理解，是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文学不需要任何东西来照亮。因为在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都代表着民族的魂。例如古代的司马迁，身受酷刑，仍然书写真实的历史；现代的鲁迅，为了民族的进步，顶着邪恶势力，勇敢地抨击黑暗，向往光明。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们都被后代人所称颂。当代作家也是如此，虽然当今文学受到影视的冲击，不易引起轰动效应，但是一些严肃作家仍在孜孜不倦地写作。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思考的艺术，它思考人类的进步，思考人性的真善美，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学的这种主旨是其他任何艺术样式都难以替代的，尤其影视更无法替代。为什么人们看了改编后的电视剧还要去看小说？这说明文学永远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当然人们看完了电视剧又去看小说原作，这对于文学是好事情。为文学作品扩大了读者，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这说明二者是一种互动关系。

李：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今更多的人打开了电视，合上了小说。尤其许多青少年，都是在银幕屏幕中了解中外文学名著的。所以不能不说影视与文学的联姻，虽然给小说带来了销路，却也掩盖了文学的独立品格。我想如果真正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使文学逐渐失去生命力？

赵：你谈到的现状，是一个令人担优的现实。由于影视形象生动，浅显易懂，所以一些年轻人和孩子们在电视机前总是如痴如醉，欲罢不能，看改编成影视的文学名著也比看小说更轻松更好看。但语言文字在表达思想的深刻性上是影视所不及的，语言文字所产生的想象力也是不受任何框框所限制的。而长期用影视和声音来解读作品，就容易减弱人的思考能力，甚至难以驾驭语言了。所以不少学者提出多读书，少看电视；美国学者也提出“远离电视”。我们不必悲观，因为看影视与读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享受，比如我自己，也许因为是中文系出身，对文学总有一种割舍不了的爱！我想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据我所知，很多知识分子都不会离文学太远的，所以尽管各种新媒体席卷而来，但文学不会消亡，作为民族精神的特殊载体，它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原载《当代电视》2000年12月和2001年1月文化艺术合刊（总149/A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