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萧红，她的遗产是什么？

女作家萧红，留给世人什么？——在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上的讲演（1983年）

一、国内外萧红研究的情况

正如诸位所熟知的那样，像萧红这样一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大家，但却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较深足迹的、比较知名的几位女作家之中，一定会包括萧红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有二：

第一，她是鲁迅亲自培养出来的作家，鲁迅对她评价颇高，寄予的希望颇大（鲁迅没有料到她会那样早死），据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以尼姆·威尔士的笔名所作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中透露，鲁迅逝世前，在一次和斯诺的谈话中，称萧红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第二，萧红的作品也确实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使你觉得难于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混到一块儿。所以，当萧红很多年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之后，会在一种春暖花开的气候下，又成为被人注目的对象，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萧红热”。

其实，对萧红的作品进行评论和研究，在萧红生前就开始了。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就是鲁迅先生写于1935年11月14日的《萧红作〈生死场〉序》，以及胡风写于1935年11月22日的《〈生死场〉读后记》。这两篇文章分别附在《生死场》本文的前后，在1935年12月出版时，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萧红于1942年1月病逝在香港之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也发表了评论性质的文章。在评论性质的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茅盾先生写于1946年8月的那篇《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了，后来，在《呼兰河传》再版的时候，将这篇文章当做它的“序”。除去茅盾先生的文章外，萧军于1942年在延安写了一篇分析萧红的短篇小说《手》的文章，题目就叫《手》，这是他在文学讲习班的讲稿，后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艺月报》上。除此之外，还有石怀池、麦青、骆宾基、谷虹等人写的评论文章，就不一一列举了。

根据端木蕻良提供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香港浅水湾埋葬萧红骨灰的地皮被人买去，于是由广东省作协出面，于1957年8月3日，将萧红骨灰迎回广州，重新安葬在东郊银河公墓。迁墓时，广州举行了迎接仪式，香港方面也举行了告别仪式。因此，在8月3日前后，香港的一些报纸上，又发表了一批回忆萧红的文章和评论性质的文章，比如迁墓当天（8月3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曹聚仁的文章《谈抗战文艺的风格——兼论萧红的小说》。

而自从1957年迁墓之后，萧红这个名字在国内就很少再被报刊提起了。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由于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热心提倡，以及萧红亲友的热情支持，对于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的研究才又热烈起来。这些生前友好以及研究力量分散在全国各地，北京、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地都有，而大部分人则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从已经发表了的研究成果看，大致可分为生平资料、作品研究和传记三类。

东北方面有不少人是进行生平资料的研究的。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对于具体史料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萧红的出生年月问题，这是一个很细小的日期问题，说法就有三种。其次，萧红祖母的去世年月，萧红生母的去世年月，萧红上小学的年月，萧红到哈尔滨上中学的年月，萧红祖父去世的日期，等等，这些细微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还有，萧红的家庭出身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萧军先生则说她的父亲张选三（此人是地主）是萧红的继父，她的生父是一个贫苦农民，张选三谋害了萧红的生父，并且霸占了萧红的生母，萧红和她的一母所生的弟弟张秀珂就这样跟随母亲来到了张家，待萧红长大之后，张选三对她曾有乱伦的念头，因此萧红一直憎恨她的继父（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第十三信的注释）。对此，双方也曾争论很久。同意萧军说法的人认为：有关萧红的身世，都应以萧军先生的说法为准。反对萧军说法的人，找到了一本张氏家谱，以此为武器反对“继父说”。

除去上述种种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之外，最严重的分歧恐怕还是对萧红逝世前四年的生活及创作的看法上面。大家知道，1938年初夏，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蕻良结合，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关于这次分手的经过，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里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述。而端木蕻良却从未著文讲过此事。萧红本人更是绝口不提，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一点痕迹。一个明智的研究者是不会在此类问题上纠缠的。但与萧红相识的老作家，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特别敏感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萧军在他所写的《萧红生平及著作年表》（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第五辑）里，1938～1942这四年是一片空白。骆宾基在他的出版于1946年的《萧红小传》里，用“T”来代替端木蕻良，并用“二九、从忍受到无视（略）”这样标明章节题目而又故意略去内容的写法，以及“三二、萧红谈话录之一”、“三三、萧红谈话录之二”这样的章节，明显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1978年，钟汝霖写了《反帝爱国女作家萧红》一文，发表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是专门与《萧红小传》商榷的。文章被端木蕻良的朋友、香港作家刘以鬯（《端木蕻良论》一书的作者）介绍给香港读者，他把钟文放在自己的一篇名为《关于萧红》的文章里，开列了一个标题，叫做：“钟汝霖怎样看《萧红小传》”，逐条地、逐句地引用了钟文中批评骆宾基《小传》的词句，此文发表在香港《开卷》杂志第5期上。这样，当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的《萧红小传》时，骆宾基就在修订版自序中写道：“因为国内某学院院刊有人著文赞萧红为‘反帝爱国的女作家’，也评论了《萧红小传》——解放以后三十年间，这本《小传》国内并未再版，为什么忽然评论起来了呢？”这段话的意思是明显的。可以说，在对生平史料的看法上，最大的分歧，还是在这里。

关于作品研究，本应该是一个重点。鲁迅先生、茅盾先生的文章和胡风的《〈生死场〉读后记》，都属于此类。“文革”结束后，也出现了不少对她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有研究在哈尔滨时期的早期作品的（未成名前），有研究《生死场》的，有研究《呼兰河传》的，有研究《马伯乐》的，有研究她的散文的，有研究她在创作思想上接受鲁迅影响的，等等。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高等院校学报上，和由黑龙江、辽宁两省的文学研究所联合编辑、印刷，由内部发行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上。从各篇论文看，对萧红创作风格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有人也在探讨萧红文学创作的分期问题，我觉得，像萧红这样一位作家，由于时代提供给她的特殊机缘，在24岁就成名，之后只写作了七年，在31岁时就去世了，在24岁成名前，虽然有些作品也曾经得到过发表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22岁时）发表在哈尔滨和长春的报纸文艺副刊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的五个短篇小说与萧军的六个短篇小说结集为《跋涉》，在1933年10月由作者自费在哈尔滨出版，但是这些早期作品都属于习作性质，显得比较幼稚。即使把这些作品也计算在内，一个写作了九年的作家，又这样年纪轻轻就死去，恐怕再分什么前期后期就没有必要了。

除去生平资料与作品研究之外，还有传记作品。最早的一本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此书出版于1946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四个作者为她立传。哈尔滨有三位，分别写了《萧红评传》，其中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陈隄所写《萧红评传》的部分章节曾在1979年第1期的《文艺百家》上选载。另外两部《萧红评传》的作者是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的铁峰（本名牛金山）、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钟汝霖。这三本《萧红评传》的单行本，尚未出版。已经出版了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文学传记《萧红传》，此书1980年12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除去上面所谈的情况之外，近几年来，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萧红的一些生前友好也纷纷撰文，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其中有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聂绀弩为《萧红选集》写的序，萧红在哈尔滨时的老友李洁吾写的《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萧红在哈尔滨时的另一位老友高原写的《离合悲欢忆萧红》，等等，都为萧红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的史料。1981年，《哈尔滨日报》在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前后的日子里，发表了不少萧红的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录，其中包括萧红在哈尔滨时的中学同学周玉屏写的《我的怀念》、袁时洁写的《“牵牛房”忆旧》等文，也为萧红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史料。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不仅提供了新鲜的史料，也澄清了一些搞资料的人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有人一直坚持说萧红曾与李洁吾同居，萧军一直反对这种说法，现在找到了李洁吾本人，他写了这篇文章，把萧红在北京的那段生活叙述得非常详细，研究者一看，真相自会明了的。

上面介绍的是我国内地的研究情况。

在我国的台湾省，也有萧红生前的友人，这是一位名叫孙陵的人。从50年代至60年代，他都写过有关萧红的文章，在70年代，他还向一位美国的萧红研究者口头提供过许多有关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等人的材料，被这位美国人（葛浩文）写进他的《萧红评传》里。1980年这位美国人首次访问中国时，把由香港出版的《萧红评传》初版本送给了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等人和笔者，这几位东北老作家都表示：孙陵提供的有关他们本人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1980年7月，台北的一家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研究萧红作品的书，名为《论〈呼兰河传〉》，作者周锦，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后居台湾。1982年1月22日，台北市的尔雅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以萧红为主角的传记小说，名为《梦回呼兰河》，作者谢霜天，女性，1943年出生于台湾。

研究萧红最热的地方是香港。这有一个原因，即香港是萧红逝世的地方。从40年代至70年代，关于萧红的回忆文章和评论文章，时有发表。到70年代后期以至80年代初期，有关研究与介绍萧红的文章，就更多了。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明报》、《明报月刊》、《开卷》、《海洋文艺》、《抖搂》、《文坛》、《象牙塔外》、《广角镜》等报刊，都陆续地发表过一些文章。有些文章是萧红在香港文艺界参加活动的纪实或发表的文章目录，具有比较高的资料价值。其中如周鲸文的《忆萧红》，发表在1975年1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第33卷第12期；萧红与端木蕻良在香港时的生活费用，尤其是萧红逝世前的住院费、医疗费，主要靠周氏接济。还有刘以鬯的《萧红的〈马伯乐〉续稿》，发表在《明报月刊》1977年12月号。以及卢玮銮的《一九四○年萧红在香港》，发表在1979年11月出版的《明报月刊》第14卷第11期；《萧红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9月出版的《抖搂》第40期。

日本也一直有人研究萧红。日本是最早翻译萧红作品的国度，她的短篇小说《马房之夜》（最初发表在1936年5月出版的《作家》第1卷第1号上），在1937年就被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之后，在一些刊物上又发表过鹿地亘的文章和长野贤的研究文章。鹿地亘还在60年代写过有关萧红与萧军的回忆录。现在很活跃的一位研究萧红的日本学者，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立间样介教授，他是《呼兰河传》的日文译者，并曾写过有关萧红的研究论文，“文革”结束后，他曾数次访问我国。

萧红的作品在她生前也曾被介绍到美国，翻译的作品也是短篇小说《马房之夜》。译者是尼姆·威尔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与另外一人，这人究竟是谁不知道，因为署名是缩写。译文发表在1941年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尼姆·威尔士主编）。现在很活跃的一位专门研究萧红的美国学者是上面提到过的葛浩文，他曾两次访问我国，1981年6月去哈尔滨参加了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为什么会研究萧红，说来具有戏剧性，原来他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他的指导老师是柳无忌教授，教课的题目是传记文学。而萧红在香港时，曾得到过柳亚子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于是，葛浩文便把《萧红评传》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是我国领土以外唯一的一本萧红传记，它1976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1979年9月由香港出版，修改后的第二版于1980年6月由台北市的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葛浩文还把萧红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译成了英文，于1979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葛浩文是第一个把萧红的长篇译成英文的美国人，他分别给这两个译本写了序言。

二、萧红的创作风格

萧红从1933年（这一年她22岁）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成名，1942年逝世，共写作了九年。在这九年中，她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散文、小说合集《桥》、《牛车上》，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中篇散文单行本《回忆鲁迅先生》，中篇小说单行本《小城三月》，等等，还有一些单篇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并写有一部哑剧《民族魂》，有自集组诗手稿一册（直到1980年才正式发表）。

第一，在反复地阅读萧红的作品以及她的生平资料之后，我觉得萧红可以算做一个自传型的、抒情型的作家，而自传型的作家，往往就是抒情型的。我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萧红所以能够写出像《商市街》、《呼兰河传》等等这样一些感人的作品，是与她的坎坷身世分不开的。而在萧红的所有作品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也正是她那些抒写个人身世与内心感受的散文和小说，这部分作品，明显地比那些客观地描写现实与他人生活的作品写得好。

萧红的命运是够不幸的了：一个女孩子，早年丧母，童年生活缺乏温暖和爱护；想到哈尔滨去读中学，就被冷酷的父亲一拳头打倒在地上；阴险的继母又把她许配给一个纨绔子弟加流氓，由于孤苦和软弱，受了这个流氓的欺骗玩弄之后被遗弃，幸好遇到了侠义心肠的萧军，把她从危难中救出来；成名之后，两人感情又破裂，最后客死异乡。曾经做过母亲，但是一个孩子死去，一个孩子不知下落。在有数的几位中国现代女作家中间，萧红要算是经历最为坎坷、寿命也最为短促的了。凡是心地善良的人，知道了她的身世之后，没有不同情她的。而她的大多数散文和小说，记述的就是亲身经历的生活，以及她在当时当地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像她的散文《商市街》，写的就是她与萧军结合前后，在哈尔滨度过的那段饥饿、寒冷、无家可归的生活。她述说自己怎样饿，实在忍耐不住了，就问：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她也写到对于寒冷的感受，如何穿着带孔的单鞋，踩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如何在寒冷的冬夜流落在街头，望着人家临街的窗户里闪烁出的温暖的灯光，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张温暖的眠床，如果没有眠床，就是一间马厩或一个狗窝，也能有厚厚的茅草可以暖暖脚呀！像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她在异乡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自己的故乡、祖父、祖母、同乡人的面貌，不仅绘制出了一幅20世纪初中国东北农村的社会风俗画，更感动人的，则是倾诉出了她在童年时的种种内心感受，那是一种出自一个聪慧的、解事颇早的女孩子心中的，喜爱幻想，有些孤独，有点忧郁的心境，和对于老是因袭着传统习惯而思想、而生活的故乡生活方式的不满。她的这些抒写亲身经历及内心感受的作品，是她作品中最感动人的篇章。(www.chuimin.cn)

她也有一些描写客观现实的作品，总觉得写得不太成功。一个偏重自传型、抒情型的作者，总是擅长抒写主观的感受，对于客观现实的冷静描写，就显得有些不足。即使是她的成名之作《生死场》也不例外。鲁迅作为一位前辈作家，对晚辈作家出于培养、提携、爱护之情，[鲁迅曾在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如果删掉几段（指检查官——笔者注），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又由于当时中国文坛上确实需要描写抗日题材的作品来鼓舞人民的斗志，才亲笔为她写序言，并在序言中对这部作品加以充分的肯定。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在充分肯定这部作品之前，也曾含蓄地指出了它的不足，即：“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鲁迅指出的这种不足，确实存在于《生死场》中。萧红的老友、老作家舒群对笔者说过：他曾亲眼见到鲁迅修改过的《生死场》手稿，有修改了的错别字，也有把段落移前移后的改动，用的都是红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漂亮的朱砂小楷。除去人物性格不甚鲜明之外，似乎结构也还不够完整。这与《生死场》中描写的生活不是她亲身经历的有关，义勇军的故事是她间接听来的。而在有的作品中，萧红却是描写性格的能手，像她那篇优秀的散文《家族以外的人》，叙述的就是她家的远亲，也是她家的老雇工有二伯的故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像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除去成名之作《生死场》外，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如《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牛车上》、《旷野的呼喊》、《黄河》、《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逃难》等短篇小说里，都存在着人物缺乏鲜明的性格、故事缺乏完整的结构等非常明显的缺点。说一句比较直率的话，如果这样的作品出自一个没有成名的作者之手，你很难想象会有发表出来的可能。

然而就是写了以上这些不成功的小说的萧红，却写出了令人爱不释手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还有刚才说到的《家族以外的人》，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样明显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翻来覆去地思考，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作家显然是非常擅长写作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内心的感受，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她有细腻地捕捉细节的本领，而且文笔清新，对她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有一种顽强的、经久不衰的、鲜明的记忆力。而当写自己不曾亲身经历的生活时她就不善于冷静地观察，并进行典型的刻画了。这是萧红创作风格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她的小说很像散文。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人们都把它算做是长篇小说，可是，如果有人硬是把它当成长篇散文，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就说过：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和细腻的艺术鉴赏力的作家，他对萧红的思想感情了解很深，比如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红最主要的心境是“寂寞”。这是萧红的任何一位亲人和朋友，都没有体察出来的；而跟她私人交往并不多的茅盾先生，却从她的字里行间，深切地体味出来了。他对萧红的创作风格也看得很准，他深刻地、很有见地地指出：在《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里，重要的不是它有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物，而是更加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同时，茅盾先生也指出了：它也确实不太像一部小说，它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断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综合起来看，就是说，萧红的小说跟其他作家的小说风格不一样，它所具备的特点，倒像是散文，或散文诗。

像《呼兰河传》这样的长篇小说是如此，一些短篇小说也是一样。有时你就很难划分这一篇是小说，还是散文。比如：像《三个无聊人》、《索菲亚的愁苦》、《林小二》、《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这样的作品，有人说前三篇是散文，后两篇是小说，但是你在逐篇阅读了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后两篇就是小说，而前三篇就是散文呢？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明显的区别呢？简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总而言之，在萧红的作品中，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很不明显。她的小说，都存在着散文化的特点，这与她是一个主观型的、抒情型的作家，不无关系。这是萧红创作风格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萧红在创作思想上，是想要努力地继承鲁迅传统的。她也想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与习惯，当做自己鞭挞的主要对象。当然，由于她在学识上、经历上、思想深度上，都与鲁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绝不能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但是从作品中看她的创作思想，她却是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

在聂绀弩为《萧红选集》所写的“序”里，曾经回忆起萧红在临汾或在西安（聂绀弩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不管是在临汾还是在西安，都是发生在1938年春天的事），和他的一次关于文学问题的谈话。其中也谈到关于鲁迅的小说，萧红对鲁迅小说是这样看的：“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接着，萧红也谈到了她对鲁迅杂文的看法：“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宴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我们说，萧红毕竟可以算作鲁迅的学生，她对鲁迅的创作思想体会得是很对的。

她本人也想沿着这条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比如在《呼兰河传》里，她就想通过对小团圆媳妇命运的描写，还有对磨倌冯歪嘴子与他的妻子王大姑娘命运的描写，指出：给这些普通的农村劳动群众带来不幸的，是几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人们头脑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和习惯，正是这种思想和习惯，造成了人民大众的愚昧和麻木，使他们看不惯与众不同的人和事，一看到与众不同的人和事，就不假思索地蜂拥而上，加以迫害，给无辜的人制造悲剧。像那个可爱的小团圆媳妇，她有什么罪呢？就因为她人虽然只有12岁，却发育得太好了，像十四五岁的姑娘，做人又很大方，见了生人不怕羞，饭量大，长得高，成天总是笑呵呵的，就构成了胡家对她进行迫害的理由。把她吊在大梁上，用皮鞭狠狠地抽，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等到她快死了，再请人给她跳大神，算命，开偏方，最后还把她脱得一丝不挂，当众用滚开的水给她洗澡。直到把她活活地捉弄死，而她的婆母却又哭诉为她花费了一大笔钱（请人跳大神等等）。这种野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是带着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吗？不是只有在那些长期被封建统治所毒害、所霉染了的国度里、角落里，才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情景吗？在这里，萧红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与习惯是发出了很含蓄，但却是很强有力的谴责的。

当胡家当众把这个12岁的少女脱得精光，在滚开的水中为她烫澡的时候，呼兰县的许多无聊的居民，竟然倾巢出动，来看热闹，像去参加什么盛举，饶有兴味地看着胡家如何把这个健康的、可爱的、无辜的小姑娘活活整死。等到城外的地边上又增添了一座新坟的时候，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们又会觉得生活没有滋味了。但是，用不着担心，马上就会有新的刺激来满足他们，那就是一个漂亮、能干的王大姑娘，竟然会爱上一个赤贫如洗的磨工冯歪嘴子，而不声不响地与他结成了美满的夫妻，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虽然这个家庭是贫穷的。按照正常人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他们两人相爱，靠劳动吃饭，没有影响和妨碍他人，也用不着别人来费心干预。但是不行，这件事不合呼兰居民的口味，于是他们又积极地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当成娱乐自己的好材料。那些曾经夸奖过王大姑娘漂亮能干的人们，这时候穿起了最好的衣衫，走门串户，去传播诽谤这对夫妻的种种谣言。为了搜集夫妻对话的材料，有的人甚至不辞劳苦，竟然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戴上皮帽，穿上毡靴，跑到冯歪嘴子的窗外偷听，以便听到人家夫妻的几句谈话，当做第二天进行宣传的好材料。直到王大姑娘在贫困、诽谤的重压下悄然死去，丢下了丈夫和两个幼儿，看客们还是不放过他们，他们的反映是：“看热闹吧！”

这是多么冷漠、无聊、麻木、空虚、病态的人群呀！他们为什么对那些勤劳善良而又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抱着病态的好奇的醋意，而当他们不顺利的时候，又抱着幸灾乐祸的得意呢？难道他们的精力、兴趣，不能发泄在更为有意义的地方吗？看到这样的地方，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鲁迅的小说《示众》、《药》、《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群众精神的麻木来，我们会很悲愤。但是造成这样的社会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这是因为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和习惯的统治，腐蚀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受到了扭曲。而这一点，正是萧红在创作思想上努力继承鲁迅传统的地方。

这也正如茅盾先生所指出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歌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萧红对这样一种刻板单调的生活方式是感到难以克服的“寂寞”的。她很想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素，而生活”，很愿意在她的作品中贯穿着反封建这条思想主线。这个创作思想，在《呼兰河传》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思想主线，才使得像《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变成不朽之作。如果萧红能够跟随鲁迅成为不朽的话，我觉得她的这部作品最能流传久远。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想实施这个主张，也想争取妇女的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也想追求理想的爱情、理想的人生，当然，在旧中国，她只能时时碰壁。统观萧红的思想，她在30年代虽然是左翼作家群中的一员，但她与有些左翼作家的思想不同，她思想的实质是民主主义的。她在有的作品里也写贫富的悬殊，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如《小六》、《王四的故事》、《家族以外的人》等，但她并不像有的左翼作家那样，把这类题材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而常常是纳入探索善与恶的道德伦理的轨道，因此，在这类作品以及在她的其他作品里，感动人的力量往往是作品的人情味，而不是其他据舒群先40生对我说：萧红几次谈到她最敬仰的政治人物是孙中山。在20世纪30年代末年代初那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她没有能够像她的有些也是左翼作家的老朋友们那样，奔赴延安，虽然表面的理由是怕在那里遇见萧军，却在思想斗争之后决定了去香港，然后又曾动员茅盾夫妇与她一齐远走新加坡（因为茅盾先生在香港有工作离不开没有去成），这虽然是一个作家的自由，但这些现象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点了解萧红思想的线索。

第四，萧红文笔的风格是清新流畅的，她能免去许多烦琐的叙述，而直截了当又相当机敏地捕捉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或心情的生活细节，同时她的笔端又常带深情，有浓郁的人情味。这个特点，在她的《呼兰河传》中有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在她的散文里，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家族以外的人》、《商市街》等篇章中，更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回忆鲁迅的文章我们看得太多了，这些文章的作者中，有鲁迅的妻子、兄弟、老同学、老朋友、学生、被鲁迅提拔起来的文坛新秀，还有外国人，等等，但是，萧红这篇，却与众不同，读后会给人留下清新隽永的印象。为什么这篇散文会收到如此不一般的艺术效果呢？我觉得它与其他的回忆录相比，无非就是文笔清新，更带有抒情色彩，更富有人情味儿。她并不像有的回忆录作者，为了描写这个伟大的人物而故意板起严肃的面孔，相反地，她却把读者轻轻地领进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居生活的种种情形，他怎样做丈夫，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兄长，怎样做老师，娓娓道来，使你看到了这位长相举止很像一个普通乡下老头的思想家，其实却是一个有着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宽厚的胸怀、和蔼可亲态度的可爱老人，你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可以袒露你的心扉，甚至可以撒娇，他对你是一片赤诚，他会无私地帮助一个晚辈。这种把一个伟大的人物描写成一个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笔法，确实比其他的笔法更能吸引人，也更使人难忘。

第五，萧红在语言和文学的修养方面是根基不深的，在她的作品里常常出现语法修辞方面的错误。有人曾对我说过：萧红不值得费力研究。我觉得，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如何，作用如何，地位如何，她（或他）本人的作品早已给安排好了，不是任何人的吹捧或贬抑所能左右的。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自有一把很公正的尺子。萧红确实算不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作家，当然更不是一个大作家，但却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她将永远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这一点，大概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从萧红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埋头耕耘的人，总会有收获的，即使在她死后，人们还会记得她（或他）。而那些并不耕耘，却总是轻薄地任意褒贬别人的人，虽然能够鼓噪于一时，却不会在文化史上留下什么足迹，只能遭到有见识的人的轻视。

（原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