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与教育创新：《新教育讲演录》完整分享

人类思想的进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个体学习的进程。从信息到知识，到人类理解，再到智慧，像一座金字塔，是一个精神与智力逐步升级的发展过程，而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创新，就要围绕这一过程进行，从而构成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江西师范大学与大家讨论人才培养的问题。你们的校长眭以凡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教育学家，所以，我在这里讲演有班门弄斧的感觉。不过，弄斧就要到班门，这样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所以，我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较低

首先，我想以专利为例，分析我国的自主创新情况。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人大关于专利法修订草案的讨论，了解了一些我国专利工作的基本情况。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专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利法，以后在1992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对我国的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创造发明起了积极作用。据统计，1985年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仅为1.4万余件，2007年已有69.4万余件，已授权的有35.1万多件。2007年每8天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差不多相当于1986年全年的申请量。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专利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真正的发明创造数量还太少。我们知道，现在的专利有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法实施以来，来自国内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项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只占19.9%，还不到20%。主要的专利来源于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专利的科技含量太低。相比较而言，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到86.6%。

二是专利偏向传统遗产和生活领域，在高新技术领域还没有优势。到2007年年底，与国外专利申请相比，我国中药、非酒饮料、食品以及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分别达到了98%、 96%、 90%和79%，也就是说这几种专利占了绝大多数。而国外在无线传输、移动通讯、电视系统以及半导体领域的专利，则占93%、 91%、 90%和85%。也就是说我们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专利的数量相对是比较少的。

三是在国外的专利申请数量太少。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的报告，我国在国外申请的专利比较少，只占美国专利申请总量的0.2%、欧洲专利申请的0.1%，这个数量是相当少的。

四是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申请专利的数量比较少。1998年至2003年，我国企业申请专利占国内专利申请的总量不到30%，在中关村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密集的地区，14 000家企业也只有12%左右申请专利。我国99%以上的企业从没申请过专利。

专利是创新的一个缩影。但是，就从这四点来看，我们的创新现状并不乐观。

专利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创新能力不足的背后是什么？我认为其实是教育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差不多都能到教育里去找到答案，根子往往就在教育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认知风格，都是从学校里开始塑造的。所以当我们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妨带着教育的眼光去观察，带着教育的头脑去思考，去寻找它背后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原因很多，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文理分科使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分离；第二个问题是阅读能力的下降导致国民整体素质降低；第三个问题是满堂灌的教学体系，使学生失去了思考与探究能力。当然，这几个问题都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远远没有涵盖人才培养水平偏低的全部原因，但是这几个原因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一）文理分科使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分离

前不久白剑峰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他在文章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到位。他写道：“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才智过人的学者，但是很少有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巨匠。一些人过分关注科研的‘果实’，而忽略了成长的过程；过分关注个人的小得失，而忽略了社会的大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做科学研究，往往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甚至欺诈造假。”

这里面提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分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施多年的高中文理分科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并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是个旧话题，在4年前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我就提交了取消文理分科的提案，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没得到解决。最近教育部的老部长周远清旧话重提，所以又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也有大学校长站出来讲，这个问题要慎重。但我还是坚持，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么早进行文理分科的。主要有这么几条理由：

（1）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在我们国家，由于理科的高难度，在全国所有的中学，千篇一律，几乎都是理科学不下去的人在学习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大多是无奈的选择。这样，学习文科的人本身就成为二等公民，选择文科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象征。在我们国家，文科是学习的失败者在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不重视社会科学的国家，一个文科学生没有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在人文精神方面取得真正的成就的。

（2）文理分科不仅对文科学生不利，对理科学生也不利，它极大地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经典、文学，不再与伟大的思想、智慧对话，因此，我们这些理科生都是解题高手，或者说是解题机器，他们知识面比较狭窄，人文精神比较薄弱。而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结果造成理科的学生走不远，文科的学生也走不远。我们的文科生到大学以后，很难改变专业。我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理科转文科是可逆的，文科转理科基本是不可逆的。到了大学学习高等数学、计算机学科，甚至一些文理兼收的学科，很多文科生都学得比较艰难。许多高校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反映，他们经常会遇到文科学生逻辑能力差、理科学生人文素养糟的情况。所以在文理分科的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人的许多才能是在大学以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如钱伟长就是大学二年级才开始从文科转向理科发展的。一开始他在清华读历史学，后来因为科学报国的理想，才下决心去读理科。他专业转换的成功，得益于他中学基础打得很扎实。他的中学是在苏州读的。所以中学阶段，全面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太早地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大批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和真正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师。

（3）文理分科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效果。由于文理分科，理科知识开始越来越难，考试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这样才能区分学生的学习水平。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开始学习那些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可能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少数学生就成为绝大多数学生陪同学习的对象。真正的最基础的、最现实的理科知识学生倒很少学习，而对学生们一辈子有用的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在中学教育中没什么地位。

在中学，学科有高低贵贱之分，理科学生明显比文科学生优越得多。更为荒唐的是，文理学生在保送大学时的“入场券”也是完全不同的，理科学生，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任何奥林匹克的竞赛成绩都可以换一张大学的“入场券”，而文科学生再精彩，也没有保送的资格。许多文科方面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心爱，选择报考理科。

目前，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中国中学生的压力现状不允许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二是认为文理分科体现了术业有专攻，教育应该因材施教。

我认为，这两个理由本身是可以讨论的。

首先是关于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习压力的问题。主张不取消中学文理分科的人认为，现在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每天学习的时间已经严重超出了学生能够接受的程度，如果再取消文理分科，把六门功课变为九门，学生的负担会更重。

其实，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生学习多少门课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即使只学习一门课程，同样可以把学生搞个焦头烂额。学生的学习负担往往不在于他们学习多少门课程，而在于他们对这些课程有无兴趣。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课程本身的意义。为了应付高考，我们不断加大学科的难度，不断扩大课程的知识容量，而忽视了课程的价值要素。大部分学生成为尖子生的陪读生，从而丧失了学习的激情与兴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降低学科的难度，加大学科的学习力度，解放大部分学生。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成为科学家的。真正“吃不饱”的学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利用假期选修大学的课程。不是让优秀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拼命地竞争，扼杀他们的创造性，而是充分满足他们个性的需要，让他们学得更快、更好，这才是优秀的制度设计。其次，全面推进新课程关于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规定，调动教师和社会资源，开设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第二是关于全才与专才的问题。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面面俱到培养全才，只能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抹杀学生的个性。

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首先，从多元智能的观点来看，绝对不能把学生的才能简单地划分为文科或者理科。根据加德纳的研究，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语言、数理逻辑、空间、肢体运动、音乐、人际关系、内省和自然探索等方面，其中又有交叉、派生的新的组合。其次，人的特色才能、人的专业素质，是需要各种舞台、各种机会去展示、去锻炼、去发现的。前面提到的钱伟长先生考清华大学的时候，是以文史见长的，其中历史得了满分。陈寅恪先生如获至宝。但是钱先生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改学物理，最后成为物理界一代宗师。在国外，大学生一般在第三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而且读研究生时往往还可以再改变专业，这样，人生就有各种的可能性，很少像我们这样没有变化、“从一而终”。

再次，文理分科也是不利于专才培养的。过早地分科，看起来是让学生“术业有专攻”，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门的知识，更容易早出成果，早出人才，其实不然。梁思成先生曾经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就是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钱学森教授也指出：“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真正的大师，大部分是文理兼容、才华横溢的。如数学家陈省身，就精通历史、音乐、绘画、诗词等。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曾经对清华大学的校长说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

（二）阅读能力的下降导致国民整体素质的降低

阅读的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最近《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九大高官以书问政》的文章，讲的都是注重读书的官员，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最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呼吁阅读的问题。那么阅读的问题与民族的竞争力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民族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力量，民族的精神力量不取决于人口数量而取决于阅读力。国际阅读学会在总结了读书对人类的巨大益处之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正是这份报告使得4月23日，也就是莎士比亚的诞辰日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和阅读日。

前面我提到，一个民族的力量不是取决于人口数量。全世界的犹太人加起来才3 000万，比我们江西省的人口还少许多，可是他们却很强大。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强大？靠的是智慧。智慧的背后，是犹太人精神成长历程中对于图书宗教般的依赖。在每一个犹太家庭里，只要小孩稍微懂事之后，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小滴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孩子去亲吻圣经上的蜂蜜。这个仪式的用意在于告诉孩子：书本是甜的。

犹太人爱书的传统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犹太民族也是阅读量最大的民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指出，在以犹太人为主要人口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1000多所，平均每4500人就有一所图书馆；在5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办有借书证的就有100万人；在拥有图书馆、出版社及每年阅读的人口比例上，以色列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是世界之最。这是一个特别热爱阅读的民族。因此，我说阅读不是小事情，它是直接影响到民族竞争力的事情。

有的人说现在信息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从网上都可以得到，我不赞同。有研究指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还是在书本里。 目前90%的人类知识和智慧还处在离线状态，即使那不到10%的内容，也大多数是信息与感官娱乐的内容，系统知识的内容比较少，人类理解（理性洞察力）的内容少之又少，智慧的内容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躯体的发育靠什么？最初是母乳的滋润，然后是自主进食。每天食物能量的摄入直接影响、决定我们自身躯体的健康发展。人的精神发育靠什么呢？最初是靠学校，因为学校把人类知识系统化、集约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高效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一个只读教科书的孩子就像只吃母乳的孩子，如果到了两三岁后还这样，就容易营养不良了。

人类思想的进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个体学习的进程。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人类理解，从人类理解到智慧，像一座金字塔，它是一个精神与智力逐步升级的发展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步一步往上爬，汇总起来便构成了历史和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

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商品化的时代，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本应该作为人文精神“堡垒”的大学，也日益远离人类的崇高精神。

那么，大学的人文精神如何塑造？(www.chuimin.cn)

我认为阅读是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大学是阅读的天堂。严格说来，大学读书已经晚了，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我觉得14岁之前是一个人阅读兴趣、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养成的最重要时期。但也不能因为“反正我们已经失去最佳机会”就不读了。“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是《学记》里面的一句话。教育与“时”是有关系的，“时过然后学”是“难成”而不是“不成”，最终还是可以成的。阅读对于大学生专业素养的形成，对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以及创造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大学生阅读的问题很多。首先是大学生基本上没有专业阅读。有调查表明，经常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和学术类著作、期刊的大学生不足三成，大多数学生课外阅读只是为了休闲消遣。经常阅读本专业经典著作、人文社会科学典籍、专业学术期刊、外文学术文献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5.2%、 22.8%、 9.3%、 5.2%，而经常或偶尔阅读通俗文学读物、时尚报刊、外文报刊的比例则高达88.5%、 86.4%、73.9%。所以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学术会议。

其次是大学生阅读的快餐化。广州市一所综合性大学对学校图书馆借阅情况曾经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以绝对优势高居借阅量榜首。占据借阅量前20位的是漫画和武侠小说，基本是所谓的快餐文化。

我认为，大学生阅读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教育的危机。因为在大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即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大行其道，阅读在学校中没有任何地位，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没有得到训练和培养，学生接触的是相对枯燥的教科书、教辅书，根本没有与那些伟大的、有趣的读物相遇，在应该形成阅读饥饿感和阅读习惯的时期，没有得到相应的训练与滋润。所以，问题出在大学里，根子还在中小学。

如何推进大学的阅读？首先，我认为大学图书馆的作用非常重要。图书馆应该是大学最美丽的风景，应该是大学最重要的设施，好书应该是大学最优秀的教师。一所学校的名师总是有限的，但是丰富的图书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无数名师。认真读一部文化名著，就是接受了一次文化的熏陶，其意义不亚于听一门系统的文化教育课程。所以，大学应该聘请最优秀的专家做图书馆的馆长，应该把最主要的经费用在图书采购上，应该为教师与学生的阅读提供最便捷的条件。

同时，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阅读指导。由于现代大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还没有实现从中学学习方式向大学学习方式的转变，还缺乏自觉读书的意识与习惯，所以，向他们开列阅读的书目，开设各种阅读的指导和讲座，把他们带进图书的斑斓世界，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就要求教师应该有阅读的情趣与习惯，有广泛的阅读背景与经验。

（三）“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失去了思考能力

尽管是“亡羊补牢”，大学毕竟还是培养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的最后的一个阵地。我认为，阅读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现在，大学基本上沿袭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教师是最轻松的，因为他可以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课堂上念，“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学生想真正获得智慧，最怕的是课堂里没有挑战，没有智慧的交流和碰撞。 目前课堂上基本是教师讲，因此某些演讲能力强、知识背景丰富点的教师，他的信息就会比学生多一点。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学生基本上是不需要预习就进入课堂的，阅读在学校教育中基本没有太大的价值，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新教育实验在做理想课堂的时候，就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的教学模式，我们将预习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环节。

前面讲到美国大学生为什么能够做到而且必须做到每周看500页～800页书，因为任何教师上课之前都会给学生开这么多的书单，阅读了这些书才能参与讨论。 自然科学是以实验作为背景的，但美国的理科、工科学生也有大量阅读，很多国外的理科、工科也有阅读清单，几乎没有离开阅读进行教学的。在这个背景下，我曾经提出“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没有共同阅读的背景，师生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没有共同的阅读背景，就没有对话的基础，那么课堂肯定是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没有效率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学模式、教学体系，从中小学到大学，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要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真正让学生可以开动脑筋，这样对教师要求也更高。毕竟开给学生的书单，教师自己得先读过，给学生开500页，教师自己至少要读1000页，这样就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是我们的课堂教学体系使我们的学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好奇心，失去了探究能力。西方著名大学基本上采用的是阅读加讨论再加报告的模式，阅读是整个教学的基础环节。如果我们大学的课堂教学能够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也许，人文精神的土壤就会比较肥沃。

二、人才培养与教育创新的出路何在

解决上述教育问题的药方很多，在此，我从客观的角度讲两个方面的对策，即回到“原点”与教育解放。

（一）回到“原点”

事实上，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思考教育要做什么。每个公民、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理解、认识教育的使命，很多做教育的人已经忘记教育是做什么的。如果问一下我们的老师，教育是做什么的，我相信答案一定会五花八门。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教育要干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我们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许多中小学校长也许会把教育方针背一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但他心底却会说，分数、好的成绩才是教育目的。大学校长对此也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教育的一切问题免谈，因为方向、起点错了，结果就可能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逐步从一个人口大国走向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是，教育面临着一个“再出发”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追问教育的“原点”，应该进行教育的启蒙，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教育素养，应该让每一个公民重新认识教育，思考教育，理解教育的使命。

最近几年，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似乎全社会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素质教育的问题，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讲了多少年，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路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方向还不明确，我们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不知道教育要干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决定着教育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却被我们忽略了。

我认为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是一项通过培养人，让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崇高、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事业。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从而建设美好的社会。这就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我称之为“原点”。判断教育的好坏，应该从这个“原点”出发；推进教育的改革，也应该从这个“原点”开始。这个“原点”，对于任何阶段的教育，无论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是一样的，它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的其他问题就会迷失方向。

当今，我们的教育似乎有点本末倒置，分数与就业倒成为我们整个教育的“原点”——中学校长讲，分数就是硬道理；大学校长讲，就业就是硬道理。分数成为衡量中小学教育品质的标准，大学生就业成为判断大学最关键的指标。这也是中国教育许多问题的根源。当然，这些问题也不得不面对。最近媒体调查，现在有80%以上的大四学生的工作还在天上飘，加上由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就业越来越困难。但是，分数与就业应当是教育的副产品，而不是教育的目标。

我们提出应该让教师与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样的幸福不是简单的感官的快乐，而应该是完整和谐的。教育不仅仅是为未来的幸福作准备，教育生活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 目前迫在眉睫的就是要给孩子多样化的教育，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多样性的发展，这是实现教育使命的第一步。

（二）教育解放

事实上，人才培养、教育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真正地解放，从小我中解放、从名利中解放，使科学家、大学教师能具有认真执著的科学精神，具有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

解放是改革开放最重要、最基础的关键词。

改革开放30年，教育同样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我们创造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但是，我们的教育仍然面临许多问题，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真正满意的程度。教育成为老百姓意见最多的领域，或者领域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解放做得仍然非常不够。6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曾经呼吁教育的解放：“创造的儿童教育，不是说教育可以创造儿童，儿童的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五十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发挥或阻碍，加强或削弱，培养或摧残这种创造力的是环境。教育是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他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所以，他提出要解放孩子的小手，解放孩子的大脑，解放孩子的时间与空间。当然，这个任务并未完成。

在30年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尽管教育的能量没有充分释放，还是有许多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在制度的夹缝中顽强而执著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创造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教育奇迹，为中国教育增添了些许春色。无论是湖南汨罗的素质教育探索，还是山西前元庄的农村教改新政；无论是江苏洋思中学的课堂教学突破，还是山东杜郎口的教学改革风暴；无论是政府推动的新课程改革，还是民间自发的新教育实验，30年来教育改革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问题在于，由于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间力量，基本上还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一方面是有形的镣铐——各种考试、评比、检查、评估，让你无法动弹、超越；一方面是无形的镣铐——各种心理的压力、舆论的压力，让你欲罢不能。

因此，教育的解放仍然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解放学生。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孩子，让他们不再为分数而活着，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让他们真正地成为自己。的确如此。美国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两名亚洲学生，其中一名是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汤玫捷。很有意思，这位同学在400名毕业生中的排名在100位以后，在中国，保送资格都不会给她，但是，她却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了。她就是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了，从不与其他同学比分数，而是参加大量公益活动，做学生会主席，为人家服务，在文艺、体育中发挥自身才能。哈佛大学并不稀罕高考状元，学生为分数而活着不值得，学生应当把自己从分数中解放出来。我们常讲，每个孩子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他成功的理由，总有他成功的领域，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它，因为学校教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我们只有一个英雄，分数的英雄。我们只用分数，只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一张考卷来考核学生。

其次要解放教师。从考试的镣铐中解放教师，让他们不再成为考试的囚徒，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与快乐。

再次要解放校长。从评价排名的恐惧中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教育，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教育的行家里手。不仅要解放中小学校长，同样也解放大学校长。实际上，大学没必要管制太严，如大学文凭、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各种评估方式，包括办大学都不应管制太严。国际上关于办大学有明确的标准，对于什么情况下办专科、本科，什么情况下招收硕士研究生、招收博士生，都有相应的标准，体现在场所、资金、图书、教授等方面。香港科技大学就是这样办出来的，在全球招聘了最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主要是华裔科学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世界排名现在已经超过了北大、清华。在中国内地办学，则是另一番情形，我们必须先办专科，有专科毕业生以后才能办本科，有本科毕业生后才能招收研究生，任何人都不敢去轻易尝试办一流大学，因为风险太大，不知道前景如何，所以民间资本不能真正进入中国大学。从中小学到大学，校长没有得到真正解放，都是带着镣铐在跳舞。

最后还要解放教育局长、厅长。把他们从一个个升学的指标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不要“跑部钱进”，不要“仰上鼻息”，从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从对分数负责变为对未来负责。

一句话，解放教育的关键是“还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属于老师、属于校长、属于局长与厅长的东西还给他们。

江西师大最近成立了教师教育处，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重要改革。教师教育如果仍然靠传统的“老三门”，即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教法，加上些辅助课程，是培养不出合格教师的。教师专业发展包括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共同体。在我们的实验学校，做了教师专业发展地图，通过研究，列出了一个教师在成长历程中必须阅读的教育类书籍，包括人文背景的书籍，根据专业背景进行阅读。比如我们在校大学生应当阅读一些教育家的书籍，如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杜威的著作、夸美纽斯的著作……不能等走向一线工作岗位后再阅读。大学是阅读的天堂，如果把专业阅读第一段提前到大学阶段，对今后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会大有帮助。阅读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进，写作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反思、学会思考，而写作是最好的思考方式，所以新教育实验非常强调教师的专业写作。我们从过去强调写作，到现在强调专业写作。专业写作是思考性、 目标性更强的写作方式，是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的教育叙事。同时我们还提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也就是说教师的伙伴成长非常重要，这也是国外教师教育发展生态学非常重要的模式。我认为，教师培养与经理人才培养是一样的，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我们把案例教学引进我们的大学师范教育，我相信对教师培养有非常大的好处。现在我们很多新老师遇到实际问题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相信，如果把案例教学引入高校，对于学生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的解放。民间的力量是巨大的，民间的智慧是无限的。你给民间多大的舞台，它就能够创造多大的精彩；你给民间多大的空间，它就能够演绎多大的辉煌。希望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更多地汲取民间的教育智慧，更多地引入民间的教育资本，更多地释放民间的教育能量。

一句话，更多地“解放”。解放了民间，也就解放了自己。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大学教育的任务还很繁重。在这条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今天就讲这些，请各位“班门”的老师多提意见！

谢谢大家！

【注释】

[1]本文为2008年11月在江西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校年度第四次领导干部讲座上的讲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