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及新教育讲演录

没有教师的成长，永远不会有学生的成长；没有教师的快乐，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快乐。 当我们的教师成长为一流教师时，才能有一流 的教育。

今天到苍南来，我很激动，一方面是因为来了这么多的新老朋友，另一方面是我对苍南的确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记得第一次来苍南，是我的恩师燕国材先生相邀，那是不能不来的。来了以后，看到苍南的教育，特别看到苍南教育负债的情况，我感到有些痛心。当时我没想到，身处富裕的温州地区，苍南的教育还那么困难，还有那么多债务。当时很多学校连用电、用水都很困难。回去后，我将我的感想写成一篇《苍南教育行》，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不少地方领导的重视。现在这儿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债务也基本上不再由学校直接来承担，这应该说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

从那时起，我有了一种“苍南情结”，更加关注苍南的教育。我欣喜地看到一批教师在逐步成长起来。在“教育在线”上有一个苍南俱乐部，里面有一批出色的年轻人，他们对教育执著的热忱和爱感动了我。这是我第二次来苍南，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这些教师而来的。

“中国教育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个题目是苍南教育局给我出的。接到这个主题后，我一直在考虑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到底有哪些重大问题。我特地温习了温家宝总理参加的4次国务院教育座谈会的内容，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问题肯定是教育的热点，肯定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第一次是今年7月18日，温总理召开了以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我最关心的一是教育的发展问题，二是教育改革的问题。”8月22日，他又邀请了部分基础教育界的代表，在这次以基础教育为主题的座谈会上，他对素质教育问题、对培养一流教育家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11月15日，他召开了以职业教育为主题的座谈会。在会上，他透露国家将专门投资150亿用于提升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11月20日，温总理召开了第4次座谈会，专门讨论高等教育如何提升质量和创新的问题。他连续开了4次座谈会，这中间还举行了一次讲座，邀请了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的张力教授去讲目前中国教育的战略，邀请了浙江师范大学前校长徐辉教授讲了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大家可以想象，总理日理万机，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召开了多次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可见总理对教育的关心。今天我想围绕每一次座谈会的主题，来谈谈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一个政协委员的想法。

“一流的教育”与“一流的国家”

温总理说过：“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到底一个国家怎么样去办一流的教育，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办一流教育？可以肯定，一流教育当然需要一流的观念，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的指导下，它才可能办一流的教育；一流的教育需要一流的体制，因为影响教育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一流的教育还需要一流的教师与一流的设施——我把“设施”放在最后。其他还有很多制约性要素，今天就不展开说。我这里主要讲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建立一流的教师队伍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打开一流教育的“两扇窗”的问题。

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流教育的基础，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浅显的命题，也就是说有一流的教师，才有一流的教育；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成为一流的国家。制约我们国家教育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队伍。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教育实验把教师的发展作为起点的原因，这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因为教师的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被广为认同的说法是，教师的工作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而教师是什么呢？有人说教师是蜡烛，点燃自己、燃烧自己去照亮学生，教师没有照亮自己的使命。还有人说教师是春蚕，不断地吐丝，不断地结茧，到最后作茧自缚，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些比喻很形象，体现了教师应有的奉献精神。不过，也许我们应当冷静地思考一下：教师能不能够享受教育过程带给他的快乐和幸福？能不能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实际上，没有教师的成长，永远不会有学生的成长；没有教师的快乐，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快乐。当我们的教师成长为一流教师时，才能有一流的教育。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中小学同样如此，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只要有一群拥有理想和激情的教师，有一群真正能够理解教育并且不断去追求梦想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校一定会很优秀。从1915年梅贻琦到清华担任教职算起，他和清华的渊源达53年之久。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及治校经历，跨越了晚清、民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这三个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清华之所以能从一个原隶属于清朝外务部的、以庚子赔款的部分基金创立的留美预备学堂，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奋斗，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享誉中外的、学科及学术水平很高的著名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培养出了许多日后成为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是和梅贻琦穷其一生的兢兢业业的努力奋斗和着力培养“大师”的治校方略分不开的。

然而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我们在教师培养的机制上似乎没有理顺。现在报考师范的孩子往往都不是最优秀的。当然我也是师范学院出来的，但我上学的那个年代，上学的许多费用是国家给包的，我们基本上免费就读，每个月还有伙食补贴。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给教育部提出一个课题，要教育部研究教师选拔的方式。总理的父亲曾是校长，他说他父亲那个时候读书是不用花钱的，这样才能吸引穷孩子、优秀的孩子来读师范。

去年“两会”的时候，我曾写提案，希望我们国家重新建立师范教育体系。我主张在重点师范大学全部采取免费教育的办法——免费教育，定向服务。要把那些真正优秀的但家庭经济相对困难的学生吸引到教师队伍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些最优秀的师范大学，包括浙江师范大学，都可以拿出相当的名额来。学生进了这个学校，所有的费用国家都给你包了，你只需要认真地读4年，毕业后你给国家服务若干年。我给教育部提的方案是服务6年，相当于初中或高中的两个循环或小学一个循环。6年以后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今后的职业，有一定比例可以免试保送研究生。这样，我想就有可能吸引一些真正优秀的人来做教师，而且又可以解决农村和西部地区边远学校和村小的教师队伍的问题。国家培养你4年，你有义务为国家服务6年。6年以后，有很多机会在等着你。这样一个机制在保障教师队伍建设上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大学里师范教育的过程也是有问题的，课程方面几乎还离不开老三门：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教师是育人的，没有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体系，如何能培养出适应国家发展的人才？师范学生没有机会对教育理论进行大量的研读，也未能将教学与基础教育的实际进行无缝对接。许多师范学生连见习和实习都很困难，城市学校往往不欢迎师范生实习，认为他们会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学校的教学品质。另外师范大学本身也没积极性，学校财政紧张，紧张到了让中小学校都觉得可笑的地步。

此外，我们还缺少一个去提升教师业务水平、打造一流教师队伍的继续教育机制。我国在教师的继续教育方面有不少规定和文件，但真正落实起来就面临很多很多的如经费、编制等困难。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工作数年就必须进修学习的规定，还有青年教师跟老教师的结对学习等一整套培养计划，而我们这套继续教育机制并不健全。这些问题不解决，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没有一流教师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一流教育。

由于看到了这种尴尬，我们将新教育实验的着力点放在了打造教师团队上。我们通过营造书香校园，让教师和学生一起来阅读，让教师真正地读起来；我们通过教育反思，通过师生共写随笔，真正让教师思考起来；我们通过聆听窗外声音，让教师的视野拓展开来。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学术的引领，即要有学问，浅薄的人不可能对教育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自我的反思，即反省自己的教育过程；离不开同伴互助，即在良好的沟通环境下共同讨论、共同提高。“教育在线”的教育俱乐部、博客团队都是同伴互助的一种方式。说一个老师有学问不是看他的学历，而是看学力。专业阅读对教师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只有真正地去和大师对话，专业能力才能得到发展。人类几千年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文明、教育智慧都在经典之中。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新论断、新词汇，不过是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对经典的再次解释。无论多时髦的教育理念，你都可以从传统中找到源头，多元智能、建构主义，都可以从孔子那，从《学记》中，从中国古代文献或西方古代文献中找到源头。阅读是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成长起来，反思则是迈开我们的双腿前进。一个人的成长如果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何能谈得上超越？为引导教师学会反思，学会思考，我们倡导师生共写随笔，让教师真正地思考起来，在记录自己生活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昨天从温州来的路上，教研室的杨老师与我有过一番讨论。他说：“我们现在不少校长有些疑惑，因为有些老师文章写得蛮漂亮，也经常发表，但课上得不怎么样，学生的成绩也上不去。会写文章是不是好教师呢？校长们对此有很多想法。”我说：“师生共写随笔，不是为了培养作家的，不是为了培养写文章的老师，而是为了培养思考的老师。思考和写文章不是一个概念，思考必须立足教育生活，是对自己的生活、对教育教学行为的一种再思考。这样的思考是用自己的双腿在攀援。每一天记录自己的生活，不是记流水账，而是在思考基础上的记录。如处理学生偷窃、说谎等不良行为，在不同的教育场景中，或者说在类似的教育场景中，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解决的方案。只要你去坚持，去思考，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和成长。”

孔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思对教师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教育随笔是凝聚一个教师反思品质最好的载体。有一个老师跟我说：“朱老师我也思考，但是我不写随笔。”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你不写反思，往往很难有延续性，你今天这样思考了，但没有把它凝聚下来，那么明天你还会继续这样思考，你不会延续今天的思考再提升一步，你很难去超越，因为思考需要载体。

同伴互助给教师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苍南的一批年轻人坚持定期交流，我知道的就有像林日正、赖联群、徐斌他们这样跨校组成的教育共同体。《学记》里有一句话叫“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同伴互助有时候就是一种智慧碰撞，同时也是情感意志的锻炼。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在一个群体的共同活动中，成员间的互励往往比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更有效率。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让1个人割1亩麦子，可能速度既慢又索然无味，很容易产生疲劳感，而10个人割10亩麦子，则可能干劲十足，欢声笑语，很快就完成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过这种“共做效应”。他写道： “12个人在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1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总产品要多得多。”人才团体的互励效应不仅表现为团体成员在一起活动时互相影响的“共做效应”，也表现为彼此间的互相劝勉、激励。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团体成员可以互相开导；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团体成员可以互相鼓气；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团体成员可以互相提醒；在空虚寂寞的时候，团体成员可以互相拜访。爱因斯坦认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真正的朋友。歌德对席勒说，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列宁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胜过历史上一切动人的传说”；鲁迅给瞿秋白的赠词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人才的互励、互助是人才团体正心理效应的重要内容。

关于如何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我就讲这么多。下面我说说如何打开一流教育的“两扇窗”。

我所说的“两扇窗”，一个是阅读，一个是体育。这两个项目目前是中国教育的“短腿”。之所以说阅读是影响我们中国教育走向一流的大问题，是因为中国的阅读率持续6年走低，而且已经跌破了50%，也就是说50%的人是不读书的。询问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回答没时间的占13.7%，回答不习惯的占29.1%。没时间里面的大部分是年轻人，首先是20岁～29岁的年轻人，其次是30岁～39岁的人；不习惯的里面18岁～19岁的占了45.9%。这些人群都是和教育有着密切关系的，或者是刚从我们中小学走出来的，或者是刚从大学里面走出来的。这样的人群都不读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些人刚刚从我们学校走出，说明我们学校的教育根本没有让这些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和形成读书的需要。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真正的阅读是没有地位的，大部分学生完全没有享受到阅读之乐。上个星期在南京召开了江苏省首届社会科学大会，我在会上讲的是“阅读和中国教育改造”。我说60多年以前，陶行知先生写过一本书，就是《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先生当时在南京，他的学校在南京，他的生活教育起航于南京，他是想用他的生活教育去撬动中国教育的改造。今天，我们想用新教育实验来撬动中国教育的改造，想用阅读来撬动中国教育的改造。新教育实验对苍南人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它是以教师发展为起点，以建设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成员共同过一种幸福完整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2002年这个实验在江苏正式起航，5年来有了较大发展，现在全国已经有24个省、市、 自治区的63 423名教师参加了实验，全国各类媒体发表了100多篇评价和介绍新教育的文章，有媒体称之为“新希望工程”。

关于阅读的问题，我一直说，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真正进入到精神世界，不能享受精神之乐，不能享受智慧之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残缺的人。阅读的思维会影响到文化的效果，美国著名的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开篇——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个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在赫胥黎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而我们不会陷入奥威尔的担忧中，却会被赫胥黎担心的美丽新世界所吞噬。不知道在座的老师有没有看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它非常有意思。其实奥威尔所担心的未来真理会被隐瞒，文化成为监狱，这在现在的文明社会、民主社会已经不太可能了。再让我们回到焚书坑儒的时代，恐怕不太可能了。而赫胥黎讲的，文化灭亡的方式是没有人想读书，没有人想知道真理。我总担心赫胥黎的预言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可能会不幸而言中。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想读书，还有多少人想知道真理啊？

有关阅读，我提出过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一个人精神的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你说人的精神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人的躯体的发育，是从母体吸取营养，从父亲、母亲那里获得基因，然后他通过母乳的抚育，通过后来的进食，他的躯体成长起来。人的精神的成长，没有办法以他的父母亲的基因来拷贝。人类的可悲和人类的伟大都在于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开始他的精神成长过程，否则多简单！我父亲有学问，我拷贝一下就成为有学问的人，然后不断地有学问，不断地做加法……其实这不可能做到，大家都要从零开始。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要从零开始他的精神成长。为什么说很多民族会走向衰落呢？因为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学习的能力。失去阅读能力的民族必定要灭亡。没有精神成长的民族最后肯定是没有精神力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来过。

那么你的精神怎么去成长？我说学校教育是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孩子的精神发育史的，我经常讲学校教育就是母亲的第一滴乳水，它让你活下去，让你能够适应这个社会。但是你要成为健康的、强壮的人，你要靠自己不断地去进食，要喝牛奶啊，要吃肉啊，要吃蔬菜啊，要吃维他命啊，要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你的躯体才能成长，是吧？那么，精神呢？精神吃什么呢？实际上你的精神也要吃东西。精神不吃东西，就会萎缩，就不能发育。精神的食粮就是书，就是经典，就是阅读。阅读才能让你的精神成长起来。没有阅读就没有人的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的发育，阅读虽然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不能让你长寿，但是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实际上有的时候阅读也是可以改变人生的长度的。很多善于思考的老年人，他们精神的世界、精神的天地就很开阔，他们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他们就长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还是可以改变人的人生长度的。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相，但是他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实际上阅读有时也能改变人生的物相。当我们和别人交流时，我们会感到某人很有品位，很有气质。对不对？而有时哪怕和很漂亮的女孩子打交道，却感觉她俗不可耐，并没有让你感受到她的美丽。原因呢？因为她没什么内涵。这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含义。人的气质常常是靠阅读的滋养，所以阅读也是可以改变物相的。阅读能让人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精神世界，能让人类超越其他的物种，所以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观点：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我认为，民族竞争力取决于民族的精神力，民族精神力取决于民族的阅读力。阅读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实际上一流的教育没有一流的阅读作为支撑是永远达不到的。国际阅读学会曾经在它的报告里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对100多个国家作的综合调研以后得出的结论。犹太民族为什么那么强大？这么一个在公元70年就失去了祖国而到处流浪、寄人篱下的民族，产生了不少伟人。到1984年，先后有98个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他们的总人口才多少人啊？你想想，以色列本土，人口500多万，现在接近600万！跟我们苏州的总人口差不多。我的一个朋友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他很感慨：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在那么一个沙漠上，建立起一个高科技强国，世界上很多先进的技术都从这里产生，包括农业方面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是犹太人，所以美国人讲，全世界的钱在我们的口袋里，我们的口袋在犹太人的脑袋里。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但是，很坦率地说，从经商生存的能力，可能可以这么讲，但从真正的阅读和真正的智慧来说，我们不能和犹太人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我们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当有一天，我们宣布温州人均阅读量超过50本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自豪地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所以我说，阅读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事情。今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到我们小组来。我在发言时，给总书记“上奏了一本”，内容就是阅读的重要性。我说中华民族如果不重视阅读，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不是危言耸听。阅读这个很个体的行为跟一个国家的命运怎么挂起钩？事实上就可以挂起钩来。

第三个观点：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昨天杨老师跟我一路上讨论，说我们苍南现在有32所实验学校，它们确定了各不相同的实验项目，但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书香校园”是必选项目。一个学校如果不读书，其他内容都很难跟进。书香校园是基础，这是打好我们精神底子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办一所学校，我的这所学校可以减少常规课程，增加阅读时间。回顾所有成功的教学改革，它们的核心都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真正地去读、去思考、去实践。学校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就是给你提供了读书的时间和空间的场所。最近我在网上给我的儿子写了一封信，题为“大学是读书的天堂”。我的儿子曾写信给我，说读大学没意思，活得没劲。我的解释是：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图书馆才是你要去的地方。苏霍姆林斯基说要“无限地相信书籍的力量”，读书成为他的信仰。他说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学生精神成长而准备的书，那就是学校。但是恰恰这方面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直都没有真正地为孩子的成长准备一些好书。现在，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已经成为新一轮新教育实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和主题。我们主张，让老师和孩子，让孩子和父母，通过共同生活，寻求共同的语言，寻求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课堂也是“共同生活”的空间，但现实中很多课堂都没有达到“共同生活”的境界，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世界。许多学校充其量就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没有阅读的教育。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人的躯体是有饥饿感的，再过两个小时，我们的肠就开始蠕动了，我们就想吃饭了，对不对？再过8个小时，我们的肠又一次蠕动，我们又想要吃饭，那是躯体的饥饿感，躯体的饥饿感会定时提醒你该吃饭了。精神有没有呢？精神同样有饥饿感。但是精神的饥饿感不像躯体的饥饿感那么强烈，有那么强烈的信号，甚至于很多人已经永远失去了。

我在苏州推进新农村教育时，跟村长们谈，让他们给农民们配个书架，给他们一个读书看报的地方。村长的回答是：配书容易的，不就是千把块钱吗？我们可以配啊，可是谁来读呢？农民们有时间不会去读书，而是去搓麻将。他有搓麻将的需要，没有阅读的需要。你想想，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许多人在受教育的基础阶段，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没有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我们出差的时候，在机场的候机室，很少看到中国人拿着书在阅读，相反打牌的特别多。但是你看老外，绝大部分会拿着一本书在阅读，那绝不是“作秀”。对于一些人来说，阅读是一种需要，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在喝牛奶的时候，也需要阅读，因为人有精神的饥饿感。但过了这个形成的时间，精神的饥饿感就萎缩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学生养成起阅读的习惯，那是功德无量的。这样的人他会拥有一生的幸福，他会有他真正的精神世界。所以，应该让我们的校园飘溢着书香，应该让那些好书进入我们的学校。

昨天我在苏州察看了几所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张家港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全部是标准化建设，按现代化学校的标准来建设，由政府给予资助，包括图书馆建设。但我在图书馆里看到很多薄薄的、印刷质量较差的书。这些书是有些不负责任的出版部门为学校接受评估验收“量身定做”的，主要是应付“藏书数量”的问题，里面错误百出。这种书孩子们能读吗？孩子们读的每一本书都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对书的态度啊！我一直要求我们的“毛虫与蝴蝶”阅读项目组，去做关于“我的第一本书”的课题，了解孩子们应当从什么样的书开始阅读，老师需要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什么。

新教育实验首先要“拯救阅读”，特别是儿童阅读。在这些儿童阶梯性阅读的过程中，在精心选择的这些书中，我们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告诉孩子什么叫宽容，什么叫合作，什么叫自立，什么叫慈悲，什么叫感恩，什么叫执著，什么叫信心，什么叫爱。我认为它们将编织出一张美丽的网，呵护着孩子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保持着他们的纯真、快乐和勇气。 目前这个项目组还在研究，接下来我们的新教育学校的生活方式是“晨诵、午读、暮省”，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新教育实验学校很重要的方式。早晨要有晨诵课，中午给孩子阅读的空间，晚上让孩子反省，记录自己的生活；这同样面向教师。

最后一个观点：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从城市来说，它的美丽一方面靠外表，靠建筑，靠规划。但一个城市真正的美丽，靠的还是这个城市的人的品质和气质，这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所以我一直呼吁，要设立国家阅读节，虽没被批准，但我们苏州已经开始做了，我们把9月28日，也就是孔子的诞辰日，作为我们新教育实验的阅读节。

关于体育，这也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觉得痛心的事。

在不少发达国家，许多孩子的梦想都与体育有关。如果去调查美国男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他们大多数人最想当球星，而女孩子们最想做的就是篮球宝贝，这都是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父母喜欢带孩子参与某种自己喜欢的运动，教师喜欢组织学生进行对抗性比赛，学校也都有特色体育项目。在日本，学校也很重视体育和学校体育特色的形成。而在中国，去问问高中生长大后想做什么时，他们往往一脸茫然，只知道自己要考大学。青少年学生体质大幅度下降，肺活量等重要指标已经连续3年下降，肥胖儿不断增多。体育课上有孩子因心脏病突发导致死亡已经不算新鲜事。仅以眼睛问题为例：世界上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而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却排世界第二，其中小学生近视率为28%，初中生为60%，高中生为85%。不做眼保健操的美国，近视率却只有25%。体育与健康，我们能感觉到它正在远离中国。(www.chuimin.cn)

你别看我们亚运会拿了那么多的金牌，13亿人出了那么几个运动健将一点也不稀奇，你别忘记了我们的足球被人口只有60万的卡塔尔打败过，所以明年“两会”我要写两个提案。

第一个，关于振兴国家足球战略的提案。要么我们再也不玩这个足球了，再也不转播国外的足球赛事和世界杯了，大家都忘记足球，眼不见为净；要么，我们的足球事业好好来做，慢慢进入世界一流。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找几个踢球的人找不到？足球运动最需要的是精神！我前几天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和范大将军谈足球”。我们苏州成立了一个足球队，范志毅受邀为主教练。范志毅是亚洲足球先生，也是第一个到英超踢球的中国人，尽管有人对他的品行与性格颇有微词，但我观察到了他的变化。他在苏州踢球时，建议要建立和谐的氛围，要培养良好的道德。他要求队员先学会做人。他对我说，这些队员要上文化课。你别小看这个足球，其后有巨大的商业背景与文化传统。我到国外看过两次世界杯，到过韩国，还有德国，都感受到了足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民族精神的影响。

第二个提案是建议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方案。体育一定要真正成为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的品德、品质、道德等不是靠说教能培养的，不是靠课堂能教出来的，而是必须通过包括体育在内的活动。我在《理想的德育》一文中表达了我的观点：离开活动的德育是苍白的。大家在一起游戏，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打球，什么叫做权威，什么叫做合作，什么叫做遵守规则，什么叫做权利责任和义务，都在这个活动里体现。这些概念会慢慢形成。你不遵循它，你就会被它所惩罚。比如你不合作，你所在的球队就不能得胜。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学生也会受到品德或道德方面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体质，体质决定了人的命运。我的博客上有篇文章《马季走了》，写道：如果将人的一生比做一个多位数，则健康是1，其他都是0。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容却往往不为我们教育者所重视，所以我们培养了那么多近视眼，培养了那么多“豆芽”，培养了那么多胖墩，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们要把体育真正振兴起来，让孩子玩起来。要通过足球联赛、篮球联赛、乒乓球联赛等运动项目，让孩子动起来。没有一流的体育，不可能有一流的教育。你看西方古代的教育，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的教育都很重视体育。孔子也是很重视体育的。中国古代还有武状元、文状元，现在体育却离我们远去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体育精神随着体育远去了。

让所有的孩子念好书

8月22日上午，温家宝就基础教育问题召集座谈。他在开场白中说，我国明年将在农村实现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很大一个举措。免费义务教育给孩子们上学创造了条件，但我们最终目的是要把基础教育办好，提高孩子们的学习质量，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基础教育如何改革和提高质量？这个问题比较重大，请大家发表意见。”

对于这个座谈会，新华社报道时的题目是“让所有的孩子念好书”。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里没有用“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这样的措辞。“念好书”跟“有书读”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教育转来转去只有两个大的主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品质。公平取决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或政府的公共财政怎样让所有的人平等地享受，从西方来说，从人权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受教育权利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一个社会是不是公正，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就是教育。因为通过教育，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通过教育更多的人能在成长过程中看到更大的世界。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有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甚至是被放在品质之上的，这就是所谓公平高于效率的问题。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强调要尽可能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而前年和去年的“两会”时，温家宝总理提出用三年的时间解决农村困难家庭的教育经费问题。今年的“两会”他提出用两年的时间解决所有农村孩子的免费教育问题。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教育的水平应当是一致的。这是公民教育权利的问题，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温总理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从去年的“用三年的时间解决农村困难家庭的教育经费问题”过渡到今年的“用两年的时间解决所有农村孩子的免费教育问题”的原因。

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这本来是国家欠他们的，“希望工程”本不应该是民间做的，而应该是国家做的。国家应该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在财力不够的时候，提供最基准的教育；在财力逐步提升的时候，提供高基准的、高品质的教育。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教育基准是最基础的教育指导思想。不过至今学校与学校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公平，主要是城市和乡村的不公平。城市跟农村之间的教育配置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主张义务教育的公共配置权利要以县级为主。实际上，在县级财政不够的情况下，应该由市来统筹。如苍南县在整个浙江来说，都比较困难，我们的教育就应该由温州市来统筹。如果温州市的经济还有困难，就应该由浙江省来统筹。我觉得国家应该对不同的教育分类指导，应该分东部、中部、西部这三个类别。东部可以要求以省级为单位去统筹地方教育的均衡发展；对中部来说，国家可以定一个比例，可以补贴一部分；而对西部来说，以国家为主来进行。我觉得国家的公共财政应主要用于基础教育。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所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曾经提出应该卖掉一批大学，因为城市与乡村发展非常不均衡。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苏州相对来说解决得比较好一些。昨天我看了苏州的村小和农村的外来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的配置和水准有些已经远远超过了苏州市区的学校，从政府来说，这些公共资源配置的平等性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教师的工资，甚至于教师的奖金，这些配置要逐步一致化。包括我们苍南，今后教师的奖金、工资要做到一致化。这样教师的流动就会比较合理，就不会过分地向城市、向优质的学校集中，也有助于农村学校的发展。现在我们很多资源是被垄断的，比如说优秀教师，因为他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他要去流动了，他要去“均等”了，那么作为校长就没有培养人才的积极性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情况。所以缩小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这条路还很长很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也会加大。国家怎样帮助乡村教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名校和薄弱校的差距也是存在的，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区域，名校的效益和薄弱学校的效益差距很大。而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也有需要商榷的地方。现行的评价体系有助于名校，它集中了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最好的设备，它的排名始终是第一，于是好学生不断往它那里流，好教师不断往它那里走，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薄弱校则正好相反。所以，我主张要改革教育评价。

苏州的张家港市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公办优质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建立一帮一的关系，向民工子弟学校派20%的当地教师，由当地政府负责部分奖金和工资，而不从民工子弟学校那里拿钱，然后评价的时候是捆绑评价，就是名校与所帮的学校的考核一起捆绑进行。苏州市区把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进行合并，考核时一起考核。管理学上有一种“木桶理论”，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你木桶的容积。同样，制约素质教育发展的是最薄弱的学校。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应该向最薄弱的学校倾斜，这也是一种走向公平、公正的配置。

中国的民办教育从整体上来说面临很大的挑战，真正的民办教育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没有进入中国教育。现在中国的民间资金很多，但是这些钱怎样用在教育上？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用在教育上？因为公办学校太强大了。有些公办学校办了还不够，还借公家的名义搜刮百姓的钱，搞什么名校办民校。对于名校办民校的政策，我是第一个写文章批评的。这个政策有问题。它的合理性只在于满足了一部分群众接受优秀教育的需求。这表面上是对的，事实上是错的。起码它把民办教育的路堵死了。谁还傻得再去办教育？他知道永远办不过公办学校。在发达国家，政府办的学校基本上是标准化的，同一个水准的。而更好的学校教育呢？由民间去办，让那么些有钱的人花更多的钱去享受超级教育。我主张政府要逐步从教育投资中抽身，把“市场”还给民间，让真正有影响的人去创办优质学校。

政府只要制定政策法规来约束民办教育就行了。这样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对于前些年政府在扩大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创办的学校，可以逐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通过重新整合交给民间去办。教师身份可以实行政府认证、人事代管的政策。

我强调公平的理念，是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一起来创造一种公平的机会。人和人的基础不一样，人和人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如果受教育的机会也不一样，那这个社会就不公平了。

职业教育就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

11月1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就职业教育主持召开了座谈会。温总理在座谈中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其中，我最欣赏“职业教育就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论断。他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而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既面向经济，又立足以人为本，为提高全民素质服务。

那么，职业教育怎样才能发展？我想，首先要有职业平等的理念。我们国家历来是等级森严的，甚至形成了一个等级文化。儒家文化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崇尚职业有尊卑之分，显然缺乏民主精神。

尽管常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大家还是都奔“公务员”而去，还是都要考名牌学校。究其原因，因为考名牌学校、做公务员在进入不同的等级序列上比较有利。职业和职业之间缺乏一种平等的理念，甚至同样是国家资源，也有等级观念。在这个部门就“吃香”，在那个部门就“喝西北风”。仅仅从工资的角度来说，有时这个部门的人就比那个部门的人要多得多。

在欧洲考察时，我曾问芬兰人，你们高考竞争激烈吗？他们说不激烈。为什么？第一，他们承认孩子与孩子之间有差距，同一个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第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那么大。在英国，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与宿舍管理员的工资基本一样。这样是不是知识贬值？不是，因为教授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强度显然优越些，因为他做学问，成长的成本也大些。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当教授打着领带、捧着咖啡、西装革履地在教室里大谈《1984》时，大学宿舍管理员穿着工作服、吹着口哨，他在快乐地拖着地。大家都活得有尊严，都比较满意自己的现状，同时大家也尊重对方的劳动，这不是一种和谐吗？作为一个技术工人，我觉得这职业适合我的个性，适合我的能力，适合我的特长，我过得很潇洒。你买得起别墅，我也买得起别墅；你买得起车，我也买得起车。在我国，行业之间差距太大。国家应该制定出一些最基本的规矩，比如说垄断行业的工资问题，应该有引导机制；对于高收入人群要有严格的调整机制，这通过税收就可以实现，这样才可以建立起一个职业平等的理念。职业平等的理念建立之后，选择职业教育的人就会多起来。

其次，政府要重视职业教育。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在体系完整的职业教育中，你哪怕去做一个餐厅服务员，做一个搬运工人，都应当有符合待业需要的系统训练。接受训练，取得证书，你才能有工作，否则你无法就业。比如到法国去，你要做导游，你必须经过国家的旅游课程训练，通过考试，拿到证书。你必须懂中文，通过中文的考试，才可以给中国人做导游。有这样的制度约束，职业才可能真正职业化。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职业教育很重要的问题。只有建立起职业平等理念和社会调剂职业差距的机制，我们的职业教育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不过，说国家投50个亿来建重点职业学校，我决不主张。行政部门喜欢用做工程的方式来做教育，这等于人为地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了。政府一定要公平配置，也可以让民间力量介入。

当然，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是要依赖市场。比如说我们苏州的职教生比例高于普教生，因为它有很好的教育市场，而且我们职业教育的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定购”了，就业以后，收入跟“大本”的学生没有多少差距。现在我们大学生就业有多困难？我们发现一个怪现象，很多大学本科的学生要跑到职业技术学校拿一个职业技术职称，才能找到工作。苏州的优势在于有巨大的就业市场。职业教育不是你重视它就能发展的，你得培养经济的发展。教育这种东西，工夫在教育之外。

“高等教育要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1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及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是两个“在心里盘桓已久的问题”。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与建议后，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解放思想，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要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首先是高考要改革。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教育专家都意识到了。高考事关基础教育如何培养人才（或者是如何为人的发展打好底子）、事关如何把最好的人才选入最好的大学。如果北大、清华没有一流的学生，怎么去办一流的大学？我们国内大学对国外学生都是降低要求的，而有趣的是美国对国外的学生比对国内的学生要求要高得多，它吸引你最好的学生来读他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在每个区域都有名额限制，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这就不能够保证高水准遴选优秀学生。同时，我们考核的方法是以分数为前提，但优秀学生未必都是适合考试而且每次都能考出好成绩的。高考制度必须改革，包括文理分科问题。高考不改，要想有好的教育质量很难。

其次，要重新审视大学的分类。现在很多大学都是同一个模式，都要办一流大学，都要办研究性大学，所有大学都是学科门类齐全，这个方向是错的。要区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及民办大学，至少要分这四种基本类型。国立大学，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大学，比如说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对这些学校的投资、配置、要求，都应该超过其他学校。这是真正培养顶级人才的学校，要允许它有真正的自由，大学没有自由是走不远的。如在招生方面，国家得给它不通过高考自主选择学生的自由，得允许几所大学联考，用他们的水准来挑选学生。没有必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去做北大清华梦，那是不正常的。这种办法可以促进中小学教材的难度降下来。我们怎么可以让80%的人陪20%的人读书呢？怎么能让学校用80%的精力做20%的事情呢？这是难题怪题。不如把80%的人解放出来，让20%的人做北大、清华的梦去吧。

这样大多数孩子就可以学得轻松一点、实用一点，学点对自己一辈子有用的东西。每个省办上两三所省立大学；市这一级办一两所市立大学，主要解决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大学分层次，办学目标也就分了层次。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竞争，全部到教育部寻求资源，全部到教育部申请重点学科、实验室，这个方向是错的。根本没有必要建一百所优秀的大学、 “211”大学、世界竞争力大学，不可能。我们有十几所或是二十几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就很不错了。像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很多指标都超过了清华、北大等优秀学校。只要方向正确，手段适当，早日建设出一批一流大学并非不可能。

第三，关于导师制。现在有的大学被戏称为“九三学社”——学生上午睡到9点，下午睡到3点，没有学习动力，没有人生方向。大学辅导员都是刚毕业留校的，他们还在张望着自己渺茫的前程，还在以谈恋爱作为生活目标。辅导员自己的人生观还没成熟，靠他们来管理学生、解决学生的日常问题，这套机制是有问题的，也许我们要走真正的导师制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导师每个星期是都要跟每个学生单独见面的，每个月都要一起讨论问题的，这样才有可能走进孩子的内心。此外，国外的大学生比中国的大学生要辛苦得多，他们有读不完的书。导师首先开个书单给你，这是学校最基本的课程。读完后要讲自己的观点，然后写成报告、提交论文。通过这种“讨论制”，让学生真正去阅读了，去进入研究领域。严格的导师制和讨论制是改进我们大学品质很重要的方法。没有讨论，老师不了解学生，学生没有压力。国外很多朋友说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每天读书到凌晨1点钟。因为不阅读、不思考，上课就没有办法参与交流。

苏州大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提起东吴大学，人们会想到法学院。当时是“东有朝阳，南有东吴”。一所大学应该有它的象征符号。特色就是卓越嘛，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品牌。与其让大学办得一流，不如让大学的某一个学科办得一流。现在的苏州大学号称全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大学，所有学科都有。但所有学科都去武装是不可能的，所有学科平分秋色是不可能的。学校应该对所有学科在全国大学中的位置作个调查，然后让所有学科负责人对学科作展望，如，我这个学科3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准，5年可以达到什么水准，10年可以达到什么水准；3年达到这个水准我需要什么支持，5年达到这个水准我需要什么支持，10年达到这个水准我需要什么支持；中间每一年你考核我的指标是什么……然后对3年内能够达到本学科第一流的予以重金支持，永远不可能达到第一流的就不支持。普通院系你把课上好就可以了，精力就不需要老放在发表论文、做研究上。要发展那些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分量的学科，这样这个大学也就带出来了。一个学科就像一个符号，会让人联想起一个学校和一座城市。

以上是我在学习了温家宝总理在四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精神后，关于中国教育的几点思考，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

【注释】

[1]本文为2006年12月在浙江苍南一中举办的教育论坛上的讲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