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别繁减：戏曲宾白的重要性

2024-0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词别繁减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者亦能默会，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并且演新的戏曲和演旧的戏曲是有区别的。

词别繁减

【原文】

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知我者曰：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罪我者曰：填词既曰“填词”，即当以词为主；宾白既名“宾白”，明言白乃其宾，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1]，实实为予，责之诚是也。但其敢于若是，与其不得不若是者，则均有说焉。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宾白之少，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盖彼只以填词自任，留余地以待优人，谓引商刻羽我为政，饰听美观^[2]彼为政，我以约略数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曲则仍之，其间宾白、科诨等事，有几处合于原本，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者亦能默会，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予非不图省力，亦留余地以待优人。但优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与其留余地以待增，不若留余地以待减，减之不当，犹存作者深心之半，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3]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于若是者，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奇翻为正者，不知凡几，吾不具论，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左传》、《国语》，纪事之书也，每一事不剐，每一语不过数字，初时未病其少；迨班固之作《汉书》，司马迁之为《史记》，亦纪事之书也，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数字为数十百字，岂有病其过多，而废《史记》、《汉书》于不读者乎？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诗之为道，当日但有古风，古风之体，多则数十百句，少亦十数句，初时亦未病其多；迨近体一出，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绝句一出，又敛八句为四句，岂有病其渐少，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亦何患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秕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予之宾白，虽有微长，然初作之时，竿头未进^[4]，常有当俭不俭，因留余幅以俟剪裁，遂不觉流为散漫者。自今观之，皆吴下阿蒙^[5]手笔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传十种之外，别有新词，则能保为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注释】

[1]始作俑者：开始用俑殉葬的人。后以比喻某种坏事或恶劣风气的肇始人。《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2]饰听美观：装饰音调与美化表演。

[3]中医：治疗方法取乎中。生病求医时，因医生医术高下不等，疗效也不相同，有治疗速愈的，也有不治的；如果不求医，不吃药，等于无过无不及，取得了中等的医疗方法。(www.chuimin.cn)

[4]竿头未进：达到顶峰时，没有继续努力，故未达到最高境界。

[5]吴下阿蒙：指三国吴之名将吕蒙，后亦以讥缺少学识、文才者。虞溥《江表传》：“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译文】

传奇中宾白丈字的繁多，实际上是从我这儿开始的。全国内理解我的、怪罪我的各占一半。理解我的人说：从来宾白都是被看做说话一样，随口一说就是，李渔把宾白当成文章写，每个字都用心推歌；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写得清楚明白就可以，从来不管嘴里说出来是不是顺口。往往有些戏曲看剧本非常清晰透彻，一到台上表演就听不明白，难道一个人的耳朵和眼睛有好坏的区分吗？因为作者只顾写，并没有设身处地地既为演员表演着想，又替听众着想，他心里想的和演员要演的是两码事，管它好说不好说、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就是有些戏曲作品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效果截然不同的原因。李渔能做到一边手里写，一边嘴里琢磨台上怎么表演，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当做戏园，又不停地在心里思考，研究其中的关目，试验曲词的发音，好就直接写下来，否则就放下笔不写。这就是他的作品看和听都适合的原因。

责怪我的人说：填词既然叫“填词”，就应该以曲词为主；宾白既然叫“宾白”，就是明明说宾白处于次要地位，为什么反而把主人当成客人，犯主次不分的毛病？我回答说第一个干坏事的人确实是我，你批评得非常正确。但是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和不得不这样做，都是有原因的。请允许我先说明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

以前的作品宾白少，不是规定一定要写得少，是因为作者只把填词当做自己的任务，把剩下的亭情留给演员，认为填词制曲是我的事，登台表演是他们的事，我用大概的几句话提示一下，他自然能够自己发挥成文。现在世上传唱的《琵琶记》、《西厢记》、《荆权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的记》等戏曲，曲词仍然和原来的本子一样，但其中的宾白、插科打诨等，有几个地方和原来的本子一样，用简单几句话来应付的呢？并且演新的戏曲和演旧的戏曲是有区别的。《琵琶记》、《西厢记》、《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构记》等戏曲，家家户户传领已经很长时间了，男女老少都能全部熟悉它们的故事，即使一句道白也没有，只唱曲文，观众也能在心里殷肤领会。这就是说它的宾白是多是少都没什么妨碍。至于演新的戏剧，它里边的故事情节观众事先一毅不明白，唱的曲词只能传达声音，不能传这感情，想要观众熟悉它的故事始末，洞察里面的徽妙之处，只能靠宾白。我不是不想利点精力，也给演员留了自由发挥的余地，但演员中聪明的愚笨的都有，能保证他们增加的内容都和作者的本意一样，没有一点楷糕的、画蛇添足的地方吗？与其留出余地来等特演员增加内容，不知留下余地让演员去删减。删减得不恰当，还能保留作者一半的苦心，就像生病了不吃药病也能好一半。这足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至于我敢于这样做，是认为自古写文章都没有固定的规格，有第一个创新的人，就有守着现成的规格不知变通的人；有守着现成的规格不知交通的人，就有在整体上保持原来的内容，稍徽改变一下原来的形式，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人嘲笑的人。把古代的作品内容由正统变成奇异、奇异翻写为正统的，不知道有多少，我不详细论证，只从字数增减多少的变化来说明。《左传》、《国语》，都是写事的书，每件事写得不过只有几行，每句话不过只有几个字，刚开始没有人批评它们的字数少。等到班固创作出《汉书》，司马迁创作出《史记》，这也是记事的书，他们把几行增加成几十上百行，几个字增加成几十上百个，难道有批评它们字数过多而把《史记》、《汉书》废弃不读的吗？这是字数少能变多的情况。诗歌当时只有古风休，古风休多的有几十上百句，最少也有十几句，最初也没有批评它字数多的；等到近休诗一出来，就把几十上百句减为八句，绝句一出来，又把八句减为四句，难道有人批评它们的字数逐渐缩减，而收录诗歌的人只选古风，却把近体诗、绝句侧掉不选录书中的呜？这是说的字数多可以变成字数少的。

总之，文字写得长还是短，要看这个人的创作风格。风格道劲有力的，不能勉强他写长的；风格纵横患肆的，不能缩短它使它变短。写文章担心它的篇幅不长，又担心它本来可以写得简短却一定要写得长。如果一篇文章能写得篇幅长又让人不能侧减的，那么即使它们长得像宾白中的古风、《史记》、《汉书》，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哪能担当起这方面的重任，不过是尽自己徽薄之力来抛砖引玉．以等待后来居上的人。我写的戏曲中的宾白虽然有点长处，但刚开始写的时候，水平不高，常常在该短的地方不简短，想留下多余的内容等到以后再修改侧除，于是不知不觉形成散漫的特点。现在再看他们，都很拙劣。如果老天爷踢予我长寿，让我能在已经写好的十部作品之外再另外写出新的曲子，就能保证会像在夜里吠叫的狗、早晨打鸣的鸡一样，在该叫的时候叫，在不得不沉肤的时候就沉默。

词别繁减：戏曲宾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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