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中，无名将军的真正实力不在军队或轰炸机

2024-01-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全球政治中，真正的实力往往并非那些显而易见的军队或轰炸机。这些药是为了扼杀肿瘤，而不是徒劳的想切除肿瘤。不管是思想的冲突还是军队的冲突，在中国哲学看来，都是无用的，也是卑下的。美国的将军们想的，却是比千斤更重的破城槌。但是请你记住，中国人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于连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无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兵刃相接。

基于效果的作战方式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比直接的进攻要看得全面，因为其将对手视为一个系统，并从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围去寻找有用的信息，发现改变力量角逐的杠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是一种有用的思考方式，我们不仅仅能用它思考军事问题，还能思考外交难题，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或是如何帮助巴基斯坦管理其核武器。基于效果的作战不是要取代直接的谈判或冲突，而是要加强其效果。我们在所有的地方作战，从敌人的领空，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的危险，不管这些危险是来自网络、市场还是实验室。实事求是的讲，基于效果的作战会使得计划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基于效果的作战会带来反作用：我们很难准确的预测，那些效果作战恰好能发挥出效果，而这些效果又会引发什么其他的效果。这会让作战变得无比复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这一方法使得你要尽可能的多关注一个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并随时保持警觉，注意哪些出乎意料的危险会突然出现。正如Mike Moritz提醒我们的，在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时，这将带来巨大的优势。这又是把深度安全视为一个免疫系统了。毕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从来也不会关闭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会正面和病菌作战，而且还要充分的利用其他资源，比如我们的血液中的维生素、我们的意志力等，尽可能的控制疾病。在全球政治中，真正的实力往往并非那些显而易见的军队或轰炸机。米诺斯维奇的电力系统比他的军队更重要。我们也可以将其比喻为最新的治疗癌症的药，它们不是直接攻击肿瘤（这可能会杀死健康的细胞），而是针对那些带来肿瘤的血液供应。这些药是为了扼杀肿瘤，而不是徒劳的想切除肿瘤。这就是我们如今需要的良药。

要想对比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的差异，我们还是要回到密歇根大学Richard Nisbett教授的实验室，看看他如何通过实验跟踪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眼球运动。让我们先假设，如果问美国学生，他们会怎么发动进攻。很可能，他们在观察事物时的直觉也会影响到其作战思路。他们会瞄准最要害的目标并狠狠打击。他们会集中90%的兵力，打击他们的眼睛花90%的时间紧紧盯住的目标：画面的中心。就是这样的感觉，激发了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破城槌”（battering ram）战术。这一战术反映了他本人对欧洲战争的体会，欧洲的战争历来都是正面交锋。这一战术也更深刻的反映出一个基本的思想，即结果总是可以通过直接的控制来决定的，不管是战争（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垒的壕沟战），还是观念（比如在国会或大学中流行的辩论）。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在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巨著《迂回于进入》中所说的，这一观念是我们文化中更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扩展。从苏格拉底的时候开始，反复辩论一个观念，如同雅典和斯巴达的军队不断交锋，似乎是发现真理的最直截的路径。你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这种西方的本能：戴维营峰会中“让我们讨论讨论这件事情”、电视中的法庭辩论、政治辩论、一家人坐在饭桌吃饭的时候，也会不停的辩论是否能允许年轻人开车，或是到哪里度假。直接解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习惯，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

但是，如果你去问问Nisbett实验室里面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世界呢？如果你让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会怎么做呢？你可能还记得，他们更重视环境，而非中心的图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眼睛会不停的动，要把整个画面的背景观察清楚。这样的视角将带来完全不同的行为，他们会把自己，或是自己的目标视为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系统的中心，不管这个系统是中东还是全球金融市场。如果你能够理解并掌控敌人所置身的环境，你就能间接的操纵他，这样会更有效，会让敌人无路可逃，你并不需要直接去劝说敌人，或是和他们产生冲突。这就好比一个人想要去野餐，与其劝说他不要出行，不如让天上下一场雨。控制环境的效果更快，而且比劝说更加可靠，不管我们谈论的是野餐、肿瘤还是伊朗问题，均是如此。但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利用整个系统。中国有句格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想采用基于效果的控制策略，你就必须知道河水会朝哪个方向流，然后逼迫你的敌人到上游作战。孙子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据说他生活在2500年前。在他的著作中，他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处处能体现出避免正面冲突的智慧。从这一角度来看，正像克劳塞维茨代表了西方的思想，孙子代表的是东方的智慧。大部分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真理并非不辩不明，真理是从研究、反思、内省、最终要靠内心中灵光一现的顿悟，才能体会到的。不管是思想的冲突还是军队的冲突，在中国哲学看来，都是无用的，也是卑下的。

孙子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一角度来看，孙子认为上兵伐谋、中兵伐策、下兵伐斗。如果你能够干扰他的神经皮质，让他动弹不得，他就会垮掉。如果河水朝西流，但你能迫使他朝东走，最后会把他拖得筋疲力尽，你都不用自己动手。几千年之后，一些恍然大悟的美国军官才开始在国防部尝试基于效果的作战，但是，几千年前，孙子就已经清楚的谈到作战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少打仗，最好是根本不打仗。孙子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中国人会把这种策略称为“四两拨千斤”。美国的将军们想的，却是比千斤更重的破城槌。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一思路运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制止全球金融恐慌、遏制核武器的扩散、或是其他一些能够改变全局的危险。这些危险难以察觉，我们又该怎么包围、抑制并最终扼杀它们呢？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环境，要对环境善加改造，以便其对我有利。比如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敌意？”，该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改变环境，以便让我们能更好的左右莫斯科？”(www.chuimin.cn)

这是思想的大跃进。但是请你记住，中国人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于连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无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兵刃相接。他们对地形、对环境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营造出深刻而无法逆转的效果，这样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打一仗。他们将改变我们对外交的看法，外交不是“创造可能性的艺术”，外交是创造不可避免性的艺术。中国人把西方的奥德赛式的对战争的描述，视为对环境的无助的抗争，好像是一条小船，在朝西流的河水中，拼命想向东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中国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其所获，而且因为他们能生存下来。

中国的英雄战士并非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巴顿将军那样，以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为荣。他们更像圣贤一样，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崇尚的是抢占先机，而非匹夫之勇。他们能操控敌人，让其陷于难以挣脱的困境。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新的想法，发现新的方法，这正如Holling的理想的生态系统管理者会做的一样。当我们回顾自己在卢旺达、缅甸或是信贷违约互换市场上的正常失误时，我们必须要像那些越战之后的年轻军官一样，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该怎么采取不同的措施？首先，你可能会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境下，你可能别无选择，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帮助自己操控局面的工具全都付诸阙如：我们没有能够立刻召集并依赖的人才、我们没有受过训练、能够正好派上用场的公职人员。就拿卢旺达的问题来说吧，重要的不是我们在1995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能够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我们在五到十年之前就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等到出事了，才依靠打过去一个劝说的电话，试图阻止一群暴徒放下屠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问题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更果断大胆的措施，这好过等印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才匆忙的有所反应。为了应对危机而需要的关系、工具，必须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准备。这印证了Holling的想法，即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中，那些稳定不变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从粮食援助到核能，养成国际合作的习惯是如此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我们可以藉此影响并左右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假如我们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再直接发动进攻了。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把中国的思想当做陈词滥调。如果我们过于简单的把中国的战略思想理解为和平、无为的道家思想，也是非常危险的。读一下麦克阿瑟吧。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内容讲到，如何将对手陷于困境并将之歼灭。中国在其3500年的历史中，产生的并非一些彬彬有礼、精于茶道、游戏人生的学者型的将军，像下棋一样，在谈笑间包围对手，兵不血刃。当然，兵家强调这种最高的境界。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实则是残酷而血腥的屠杀，尤其是在大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血淋淋的现实，萌生出那种强调回避冲突、强调效果而非武力的哲学思想。对间接取得胜利的追求，是为了避免无效而代价惨重的交锋。在西方人看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几乎很少谈到像正义、美德这样的抽象的观念，相反，他们谈论的都是如何才能生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度安全最成功的范例，都是来自这一思路，即出于生存的必要，把我们这个世界看做必须调控的系统，而非一个要不停敲击的弱点。请静下来片刻，好好回味一下孙子的说法，体会那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谜一样的生存方式。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全球政治中，无名将军的真正实力不在军队或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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