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与彭罗斯：两个反对者的失败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塞尔的实验也就是著名的“中文屋”实验。塞尔说这个程序缺少意图性，即符号和符号含义之间的连接。的确，塞尔相信意识与意图性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有一个想法或用一个词意味着什么是有意识的。“中文屋”引发了如潮的评论，100多篇文章对此做出了回应。屋子没了，而我们的符号操控者仍旧不懂中文。塞尔的策略是不断地诉诸我们的直觉常识。

当然，如果都不能想象心智计算理论可能是错误的，那就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内容。事实上，它已经受到过正面攻击。一个人如果想驳斥一个业已不可或缺的理论时，虚张声势是没有用的，没有什么比削弱它的基础更能有效地摧毁它了。两位耀眼的作者接受了这个挑战。两人都选择了适合于这个情形的武器，尽管他们使用的武器截然相反：一个诉诸淳朴的常识，另一个运用深奥的物理和数学。

第一个攻击来自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塞尔相信他在1980年就用一个改编自另一位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4]的假想实验驳倒了心智计算理论。塞尔的实验也就是著名的“中文屋”实验。一个一点儿中文都不懂的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门缝底下塞进来几张写着潦草字迹的纸。这个人有一个长长的清单，上面列着复杂的指示，比如“当你看到那样的字迹时，你就把它那样写下来”。其中一些规则告诉他把写下的东西从门缝底下再塞出去。这个人严格地听从这些指示。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些这样那样的字迹就是中文字符，这些指示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回答中文故事的问题。就门外的人所知，屋子里面有一个母语是中文的人。现在，如果理解包括运行一个适当的计算机程序，这个人一定理解中文，因为他正在运行这样一个程序。但这人并不懂中文，一个词都不懂；他只是在操控符号而已。所以，理解并不等同于符号操控或计算——也就是说，智能的任何方面也并不等同于符号操控或计算。

塞尔说这个程序缺少意图性，即符号和符号含义之间的连接。许多人将他说的解释为这个程序缺少意识。的确，塞尔相信意识与意图性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有一个想法或用一个词意味着什么是有意识的。意图性、意识及其他心理现象不是由信息处理所导致的，塞尔下结论说，它们是由“真实人脑的真实物理-化学性质”导致的（尽管他从没说过这些性质到底是什么）。

“中文屋”引发了如潮的评论，100多篇文章对此做出了回应。我觉得这是个极好的理由让我把自己的名字从所有互联网讨论小组列表中拿掉。对于人们说整个屋子（人加上规则清单）懂中文，塞尔回答：那好，让这人生记住这些规则，在脑袋里做运算，到户外去工作。屋子没了，而我们的符号操控者仍旧不懂中文。还有评论说，这人缺少与外部世界的感觉运动联系，这是缺少的关键因素；塞尔回复说：假设输入的字迹是来自一个电视摄像的输出，而输出的字迹是对一个机器人手臂的指令。他有了与外部世界的连接，但还是不讲中文。对那些说他的程序没有反映大脑做什么的评论，塞尔可以引用布洛克与“中文屋”对应的实验，“中文体育馆”：几百万个人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扮演神经元，每人都拿着步话机彼此之间大声传递信号，模仿一个回答中文故事问题的神经网络。但这个体育馆并不就比这个人懂的中文更多。

塞尔的策略是不断地诉诸我们的直觉常识。你都几乎能听到他在说“哦，得了！你是说这家伙懂中文？！一边儿待着去吧！他一个词都不会讲！他一辈子都住在布鲁克林区！”，诸如此类的话。但是科学的历史并不是那么好心，只需要简单的常识直觉就足够。哲学家帕特里西娅（Patricia）和保罗·丘吉兰德（Paul Churchland）请我们想象一下塞尔的论证应用到反驳麦斯维尔的“光是由电磁波组成的”理论的。一个人手里拿着块磁石上下挥舞，这个人在创造电磁辐射，但却没有光发出来，所以，光不是一种电磁波。这个假想实验将波幅放慢，以至我们用肉眼无法把它们再看作是光。由于相信我们在假想实验中的直觉，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速度快的波也不可能是光。与之类似，塞尔将心智计算速度放慢到我们人类不再认为是理解的幅度（因为理解通常是要快得多的）。由于相信我们在假想实验中的直觉，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快速计算也不可能是理解。但假设一个加速版的塞尔的荒谬故事能够变为事实，我们碰到一个似乎能够智能地使用中文谈话的人，但他实际上是在远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应用了数百万个记忆的规则，这时我们该不该否认他懂中文呢？

我自己的观点是，塞尔只是在探究有关英文单词“理解”的事实。人们不大愿意使用这个词，除非满足了一定的刻板印象条件：迅速而无意识地运用语言规则，且语言的内容与整个人的信念有联系。如果人们避免使用日常的单词“理解”，而去接受那些违背了刻板印象但仍保留着这个现象核心的奇异条件，那么从科学上讲，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再找另外一个词，或是使用一种技术意义上的旧词，谁会在乎呢？对“如何算是理解”的解释是一样的。毕竟，科学是关于事物运转的原则，而不是关于哪些事物是一个熟悉的词的“真正”例子。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解释人臂肘的功能时说它是一个二级杠杆，这并不是承认下面的描述：看到一个人抓着一根钢制的二级杠杆，于是宣布：“快看哪，这家伙有3个胳膊肘！”

至于脑的“物理-化学性质”，我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脑肿瘤、鼠脑以及放在试碟里仍然存活的神经组织切片都不能“理解”，但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我们脑中的一样。心智计算理论解释了这种差异：那些神经组织肉坨没有被布置成执行正确信息处理的连接模式。例如，它们没有能区分名词和动词的部分，它们的活动模式没有执行句法、语义和常识的规则。当然，我们总能称之为物理-化学性质的一个差异（同样的道理可以说两本书在物理-化学性质上有差异），但那样这个术语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不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语言来加以界定。

依照假想实验，倒戈转向就是公平竞争。或许对塞尔中文屋的最终回答可以在科幻小说作家特里·比森（Terry Bisson）的一个故事中找到。这个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很可能已经被传走样了。它讲述了一个星际探索舰队的首领与他的总司令之间的谈话，它是这样开头的：

“它们是用肉做的。”

“肉？”……“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从这个星球的不同区域选取了一些，把它们带到我们的侦察船上，对它们进行了彻底的探查。它们完全是肉。”

“这不可能。那无线电信号是怎么回事？是发往这些星球的信息吗？”

“它们使用无线电波来交谈，但信号不是发自它们，信号是机器发出的。”

“那么谁制造的机器？那才是我们想要接触的。”

“它们制造的机器。这就是我正想告诉你的。肉制造了这些机器。”

“太荒谬了。肉怎么制造机器？你希望我相信肉有感觉。”

“我不是希望你，我是在告诉你。这些生物是这个区域唯一有感觉的种类，而它们是肉做的。”(www.chuimin.cn)

“它们像奥弗莱人。你知道，那是一种基于碳的智能，但需要经历一个肉的阶段。”

“不是。它们生时就是肉，死时也是肉。我们对它们研究了几个生命周期，这倒没花多长时间。你知道肉的生命周期是怎么回事吗？”

“你饶了我吧。好了，也许它们只是一部分用肉做的，就像是维德莱人。

一个肉头里包着电子原生质的脑。”

“不是，我们那样想过，因为它们确实有点像维德莱人的肉头。不过我告诉过你，我们仔细探查了它们。它们是彻头彻尾的肉。”

“没有脑吗？”

“噢，是有个脑，行吧。只不过脑也是肉做的！”

“那么……思考呢？”

“你还不明白，是吗？脑在思考。脑是肉。”

“思考的肉！你让我相信思考的肉！”

“是的，思考的肉！有意识的肉！爱的肉。做梦的肉。肉就是整个东西！你明白我说的了吗？”

对心智计算理论的另一个攻击来自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畅销书《皇帝的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彭罗斯不是根据直觉常识，而是针对逻辑和物理问题的深奥讨论。他辩称，歌德尔的著名定理暗示数学家——以及延伸到所有人类——都不是计算机程序。约略地说，歌德尔证明了任何形式规范的系统（比如计算机程序或数学上的一组推导公理和法则），如果同等有效（效力足以表明算数的真理）和一致（不产生有冲突的陈述），那么它就能产生正确的陈述，而这个系统却无法证明这些陈述的正确性。既然我们人类数学家能看出这些陈述是正确的，我们就不是与那个狭隘的计算机一样的形式规范系统。彭罗斯相信，数学家的能力来自意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无法用计算来解释。事实上，它都不能用神经元的运作来解释，它们太大了，以至于不能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解释，甚至不能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物理学来解释。

彭罗斯的数学论证已被逻辑学家们认定为是谬误，他的其他一些论断也受到相关领域专家非正面的评价。一个大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数学家们并不具备彭罗斯所认为的他理想中的数学家所拥有的天赋，比如说，确定所依赖的系统规则是一致的。第二个问题是，神经组织中的量子效应几乎相互抵消了。第三个问题是，微管在细胞中是无处不在的，似乎对于大脑如何实现智能并无任何作用。第四个问题是，意识为何可能缘自量子力学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线索可言。

彭罗斯和塞尔的辩争除了目标相同之外，还有一些共同之处。不像他们所攻击的理论，他们的论点与科学实践的发现与解释无甚关联，在实证上也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对于心智如何工作，这些论点既没有贡献新思路也没有启迪新发现。事实上，《皇帝的新脑》最有趣的意义是丹尼特提出的——彭罗斯对心智计算理论的指责成了一种间接的恭维。心智计算理论如此适合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至于如果彭罗斯想要推翻它，就要驳倒当代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绝大部分内容！

塞尔与彭罗斯：两个反对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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