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山东豪杰”主要指的是什么人在隋末唐初的史籍以及口语中,最常见到的一个称谓是“山东豪杰”。陈寅恪指出,这里面所说的山东豪杰,实际上指的是由胡、汉民族杂糅在一起,富有战斗力,又能从事农业生产的有组织的集团。比如说后来与李建成、李元吉决斗时,唐太宗就派张亮前往洛阳招引“山东豪杰”来帮助自己。在窦建德死后的二百多年间,“山东豪杰”的势力一直存在,没有衰竭。......
2024-01-23
贰 唐太宗对佛教是什么态度
在唐太宗以前,陈寅恪指出,与佛教关系最深切的,一个是梁武帝,一个是隋唐帝。其中的梁武帝崇信佛教,可以说走上了极端。
梁武帝姓萧名衍,一生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在他统治梁朝期间,佛教被抬到了国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梁武帝前后设大会十六次之多,并曾三次到同泰寺出家,不当皇帝当和尚。最后都是他的大臣们用赎身钱才把他赎回来。
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描写的就是当时南朝在南京一地留存下来的寺庙的盛况。实际,南朝各朝代中,仅是梁朝时,在佛教最兴盛时期,佛寺就多达两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有八万两千七百余人。这种极度盛况,显然与梁武帝个人的影响密不可分。
本来,梁武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同时还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所有的皇帝当中,都可说是居首者。然而,他作为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因个人的喜好而把整个国家都带入了信奉佛教的境地,最后的下场不就是很好的警示范例吗?那么,梁武帝的经历,对唐太宗有影响吗?
唐太宗曾写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于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这段诏书的大意是:“我(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教义,并不是出自本心地去遵从。佛教中即使有有利于国家的经义,但也不过是维护弊端和流俗的虚假法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想通过修行求得正果的人,不能验证在将来就能得到幸福;对于修行中的人,所做的就是对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否定。在梁朝时期,梁武帝和简文帝都因为笃信佛教,掏空国家的钱给僧人们使用,耗尽国家的人力来修建寺庙。结果呢?侯景叛乱,北魏侵略,到陈霸先打过来时,国家也就灭亡了。所以,佛教中因果报应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
从唐太宗的这份手诏中明显可以看出,其对梁武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极不赞成的,因此他将梁武帝信奉佛教一事引为反面教材。从这可以看出,唐太宗本人不仅不信佛教,而且也反对别人信奉佛教。针对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陈寅恪又引用了一份诏书。(www.chuimin.cn)
上面说道:“至于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塈子道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始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朕风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此玄化。自今以后,齐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于九有。遵祖宗之风,贻诸万业。”
这份诏书讲述了中国佛教的由来,并指出了他对世俗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唐朝的建立及所取得的成就,所赖的是传统的道德和道家治理国家的策略,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为此,诏书规定,从今往后,佛教不得特殊化,在讲经论教时,僧人、女尼要排在道士、女冠的后面。
不过,在论述唐太宗本人根本不信奉佛教的同时,他又举出几个唐太宗推崇佛教的事例。
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癸丑,唐太宗下诏,为指挥作战的七处战场遗址,建立七所佛寺。他在“行阵所立七寺诏”一书中说:“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维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于是,在他的旨意下,交兵作战死亡惨重的地方,都为那些阵亡的将士修建了寺刹。并且还持续招集僧侣,为死难者招魂。
还有就是优礼玄奘——也就是家喻户晓的唐僧。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回到长安。唐太宗随即召见他,与他“谈叙时俗。从卯到酉,不觉时延”。玄奘向唐太宗列出了需要朝廷特别优待的各项条件,甚至有让大功臣尉迟敬德的爱子窥基出家的要求。对这些要求,唐太宗一一答应。于是,窥基被迫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到后来,唐太宗还想让玄奘还俗来当宰相,被玄奘婉拒。对此,唐太宗赞叹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陈寅恪举完事例后做出了有别于常人的判断。在他看来,唐太宗乃一代英主,他做出的上述举措,并不是出自本心。他的本心中,对待佛教的态度始终是“至于佛教,非意所遵”。他所做的敬佛的举措,都是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学术界存在着与陈寅恪的观点不一致的说法。较为公允的说法是,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是随着时势以及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的。纵观唐太宗一代,他对待佛教的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包括:利用佛教团结各方力量,平定割据势力,完成江山统一;为亡亲追崇冥福,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而造寺、布施、斋供;整顿佛教,监督僧尼;管理佛典翻译,批准在社会上通行;感谢佛教佑护,度僧弘法,树立功德。他本人对于佛教,也经历了由开始的半信半疑到晚年的笃信而弥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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