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伍文学作品作为史事佐证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伍文学作品能成为史事的佐证吗作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古典文学与历史的研究独具一格。用文学作品来证实历史事件，用历史事件来解读文学作品，是陈寅恪先生的独到之处。此举招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反弹。武元衡当场身亡，其副手裴度也受了伤。两人的关系之友善，由此可见一斑。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居易被贬黜为江州司马，很可能是因为卷入了发端于唐宪宗时的牛李党争。

伍文学作品能成为史事的佐证吗

作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古典文学与历史的研究独具一格。他研究古典文学时，并不局限于鉴赏诗词戏曲小说，而是打通了文史哲，将历史社会研究带入到古典文学研究中。“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就是他常用的学术手法。例如，他指出唐传奇小说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关，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关，“安史之乱”又源于河朔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这使得他在研究唐传奇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唐历史的理解。

用文学作品来证实历史事件，用历史事件来解读文学作品，是陈寅恪先生的独到之处。例如，他在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就注意到了该诗歌的历史背景。

据《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因为受武元衡遇刺案牵连。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叛大唐，他派兵焚烧了舞阳、叶县，掠取了鲁山、襄城、阳翟等地。唐宪宗勃然大怒，下诏发兵征讨。成德(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承宗与淄青(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师道等人，都与淮西割据势力相互勾结，他们不愿意看到官军攻克淮西，否则藩镇割据局面将会被打破。于是他们上表请求朝廷赦免吴元济的罪，但唐宪宗不准，打算派遣主战派宰相武元衡统领各路兵马进攻淮西蔡州。此举招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反弹。

李师道等人决定救援蔡州，但他不愿意直接出兵对抗朝廷，于是打算以暗杀主帅的方式缓解朝廷的攻势。在李师道看来，宪宗皇帝之所以下决心攻打蔡州，完全是因为武元衡这个强硬派撺掇。假如最强的主战派武元衡一死，其他宰相也不敢领兵攻打兵力强悍的蔡州。于是李师道一面派人假扮盗贼烧毁了唐军在河阴地区的粮草，以拖延战事；一面派刺客潜入长安行刺。

同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与副手裴度在赶赴大明宫的途中，遭到刺客袭击。武元衡当场身亡，其副手裴度也受了伤。武元衡之死代表着中央朝廷与地方藩镇矛盾激化到了最高点。出乎李师道的预料，唐宪宗完全没有动摇，反而任命同样是主战派的裴度继任宰相，主持讨伐淮西事宜。两军相持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时，唐朝邓节度使李愬在一个雪夜奇袭蔡州，一举俘获叛将吴元济。次月，叛军头子吴元济在长安被斩首，使得唐朝中央对地方藩镇的威慑力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巅峰。

白居易被贬官，并非是因为与李师道等人有过节，而是因为他是武元衡的好朋友，两人曾经以诗歌相唱和。有一回，武元衡曾经做了一首名为《孔雀》的诗歌，朝中不少诗人唱和，包括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白居易觉得这首诗对孔雀的刻画不够鲜明，感情也不够深沉透彻，于是他在创作唱和诗时，不但从韵律上回应了原作，还将情感修饰得更加深切悲伤。两人的关系之友善，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白居易在武元衡遇刺不久后，连连向朝廷上疏请求早日铲除叛贼，以求告慰武元衡的英灵。然而，当时的宰相认为白居易是宫官而非谏官，不应该比谏官更早提出上疏，据此奏请宪宗皇帝将白居易贬为江表刺史。天子诏书一出，中书舍人王涯也上疏道：以白居易所犯的过错，不宜做治理郡府的长官，于是皇帝追诏授江州司马。

虽然以上是正史对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司马的解释，但陈寅恪先生对这段很怀疑。

首先，白居易在当时官拜太子左赞善大夫，虽然是宫官，也的确“不当先谏官言事”，但是考察唐朝同时代其他人的传记，似乎没有发现一上疏言事即遭贬斥的案例。(www.chuimin.cn)

其次，白居易素来重视保存自己的文字。据朱彝尊称：“诗家好名，未有甚于唐白傅者（指白居易）。”（《曝书亭集》卷三十六）也就是说，唐朝诗人白居易最喜欢名气，而他主要通过编撰白氏文集来传播声名。然而在今天流传的白氏文集中，并没有收录这篇为武元衡宰相鸣冤叫屈的上疏。

由这两点来看，《旧唐书》的传统说法是有疑点的。于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文章中商榷道：“乐天（指白居易）此疏，必为宰相所憎恶，及与当时政府主要政策，即用兵淮蔡一端有关，可以推知。若所揣测不误，此疏当是乐天故意删去，不使流传于世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这篇上疏必然遭到了当时的宰相所厌恶，很可能与当时朝廷用兵讨伐淮西蔡州一事有关。假如这个推测没错的话，这篇上疏是白居易故意从自己的文集中删除掉的。因为他不想让这篇文章流传于世。

唐朝采用三省六部制，虽无“宰相”一职，但有与之职权相当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等官职，故而人们还是按传统习惯称呼为“宰相”。也就是说，唐朝的宰相不止有一个，有的有实权，有的没实权，彼此政见也未必相合。例如，武元衡、裴度两位宰相对藩镇是主战派，朝中也有主和派。

憎恶白居易上疏的宰相，指的是张弘靖、韦贯之。这他们是“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主要人物，而“牛李党争”指的是从唐宪宗到唐宣宗这将近四十年中的朋党斗争。斗争双方分别是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为魁首的“牛党”，以李德裕、郑覃等人为魁首的“李党”。两派在取士标准与对待藩镇态度两个重大问题上根本对立，故而争得你死我活。直到唐宣宗时，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才以牛党胜出告终。唐文宗对此感叹道：“去河北贼（指河朔藩镇割据势力）易，去朝中朋党难。”

陈寅恪先生认为，白居易被贬黜为江州司马，很可能是因为卷入了发端于唐宪宗时的牛李党争。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之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李党大臣多出身于士族门阀，站在中央朝廷的角度，主张武力削平藩镇。牛党大臣多是科举考进来的寒族士子，与地方割据势力关系复杂，故而反对对藩镇用兵。此时唐宪宗已经将征讨藩镇，重振朝廷威望视为既定方针，所以就算宰相武元衡遇刺也不会放弃攻打淮西蔡州割据势力。事实证明，在裴度、李愬等人的运筹下，削藩获得了成功。

在唐宪宗一朝，主战的李党始终控制着朝局，反对用兵的牛党失势。

在这场变动中，属于牛党的白居易所上之疏必定和武力铲除藩镇相关，而且肯定是持牛党反对用兵的立场。但是后来，淮西割据势力被官军击破，标志着中央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辉煌胜利，此乃“安史之乱”后堪称“中兴”。因此，当初反对用兵的牛党白居易在编纂个人文集时，故意删去了这篇上疏。

至于中书舍人王涯上疏弹劾白居易犯下了“不宜治郡”的“状迹”，传统说法认为这是由于白居易被宫廷宵小所陷害。《旧唐书》称：“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以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陈寅恪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王涯对白居易的批评符合事实，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和母亲陈夫人，是不符合当时礼法的舅甥婚配，故而王涯抓住这一点来弹劾白居易。

陈寅恪先生说：“夫此事实，必有内在之远因，此远因即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妒著闻，卒发狂自杀事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至于白居易创作的《赏花》《新井》等诗，与其母亲之死毫无关系。由于父母是不合礼法的舅甥婚配，白居易被舆论视为名教（指儒家伦理道德）的罪人，从而不宜治理州郡，又遭贬黜。这便是《琵琶行》中那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历史背景。

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与历史时，没有盲目相信传统说法，他根据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信息与史书相互参验，从而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进一步揭示历史真面目。

陈寅恪：伍文学作品作为史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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