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国学：《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什么关系“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人内心深处最恐惧的记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转折点之一。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虽不是用来博取朝中大臣好感的敲门砖，但采用的确实是当时新兴的文体。由此可知，陈鸿的《长恨歌传》并不是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所作的“序文”。

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什么关系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人内心深处最恐惧的记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转折点之一。向往汉唐的人，其实喜欢的不过是“安史之乱”前的唐朝，而不是平叛之后那个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的中唐、晚唐。由于“安史之乱”给天下带来了重大创伤，唐玄宗和杨贵妃也被世人看作是反面教材。当时许多人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不理朝政关系很大，而他荒疏国事的直接原因，就是沉溺很傻、很天真对政治毫无认识的杨贵妃。然而，大诗人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却将这段历史描写成了一场令人动容的爱情悲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就专为《长恨歌》写了一章。

《长恨歌》的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唐玄宗李隆基，也称唐明皇，相貌雄伟英俊，性格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其父亲是唐睿宗李旦，而其祖母，正是让李唐皇族又敬又怕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李隆基少年时，李唐宗室饱受排挤，武家人凭借女皇武则天这个后台掌权。其他宗室能绕着武家人走就不直行，少年李隆基却对此不屑一顾。有一回，朝廷举行祭祀，金吾大将军武懿宗厉声呵斥李隆基的侍从护卫，年仅７岁的李隆基丝毫不惧，反过来喝道：“此乃我李唐家的朝堂，关你何事？竟敢骂我家护卫。”说完便扬长而去。武则天闻讯后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对这个颇有太宗皇帝遗风的孙子十分宠爱。

后来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了霍乱朝政的韦后。唐睿宗李旦禅位于李隆基，而后又赐死了太平公主。至此，李唐宗室终于夺回了丧失多年的皇权。

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两头冒尖的皇帝。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前期重用姚崇、宋璟等能臣拨乱反正，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让大唐王朝的文德威名传播到四海；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不仅宠爱杨贵妃，还轻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在他一系列的错误出现之后，被他倚重的胡人将领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而这便是由“天宝危机”开启的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年（756年），安史叛军攻入首都长安。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此之前出逃，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时，随行的禁卫军将士愤而哗变，先杀杨国忠，又迫使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继续逃往成都，而逃到朔方的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即位，史称唐肃宗。他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叛将安禄山被杀，唐玄宗返回长安，被迫成为毫无实权的太上皇，居兴庆宫。后来在宦官李辅国的离间下，唐肃宗将唐玄宗软禁于太极宫甘露殿。此后，唐玄宗郁郁而终。

这便是《长恨歌》的故事背景。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几句脍炙人口的诗，就是白居易对唐玄宗晚年悔恨心情的生动写照。

除了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外，唐朝小说家陈鸿还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写下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说起来，两人还有一段渊源。(www.chuimin.cn)

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任盩厔县的县尉，陈鸿与王质夫恰好也住在此县。三人关系很好，在一次出游中提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往事。白居易感慨万分，于是写下了《长恨歌》，而陈鸿则采用了一种新文体——传奇小说，创作了《长恨歌传》。

唐朝不仅以诗歌闻名于史，也以流行传奇小说著称。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此作了一番考订。

他说：“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莺莺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小说是唐朝贞元、元和年间兴起的一种新文体，不仅在当时颇为风行，也被后世所效法。追根寻源，唐传奇小说与韩愈提倡的古文都与当时的体制有关。唐朝举人有时向朝中大臣献上小说或古文、诗歌，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寻求朝臣推荐。

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虽不是用来博取朝中大臣好感的敲门砖，但采用的确实是当时新兴的文体。

陈寅恪先生又说：“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

他的意思是说，这种新兴文体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改革有密切联系。该文体利于作者创造发挥，并具备多种文体的综合特点。由此可知，陈鸿的《长恨歌传》并不是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所作的“序文”。两者算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宋朝人赵彦卫认为，唐传奇的特点是“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抄》）。也就是说，唐传奇小说集合了数种文体的特色，可以从中反映出作者的文史功底、诗歌文笔、评论深度。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个故事题材的“诗笔”更多体现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上，而陈鸿的《长恨歌传》则主要反映了“史才”和“议论”之长处。

《长恨歌传》不仅描写了杨贵妃的生平始末，还写了一件颇为玄乎的事。唐玄宗从成都回长安后，日夜思念已死的杨贵妃。有方士以法术召唤了杨贵妃的魂魄，让唐玄宗在海上仙山上与之相会。杨贵妃提到了天宝十年七夕与唐玄宗进行盟誓之事。此事在此之前未曾出现在唐朝文人的作品中，但《长恨歌》结尾写道：“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由此看来，应是两部作品相辅而行，共用了一段创意。

白居易虽然也讽刺了唐玄宗“重色思倾国”的错误，但其笔触更多表现出同情之意。而陈鸿下笔就尖锐得多，他不仅在文中揭露了唐玄宗晚年各种腐化堕落之举，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杨贵妃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段爱情有着父夺儿媳的污点。陈鸿写这部小说的用意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所以对唐玄宗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

这一歌一传流传甚广，风靡后世。北宋时乐史为此题材创作了长篇传奇《杨太真外传》（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元朝剧作家白朴创作了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朝初年的戏曲作家洪升，根据《长恨歌》与《梧桐雨》编写了京剧传统剧目《长生殿》。

陈寅恪讲国学：《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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