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改革：宋朝才获成功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贰为什么古文改革直到宋朝时才成功古文改革始于中唐，成于北宋。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唐书》把韩愈视为唐代文章第一人，是古文改革成功的一大标志。直到宋朝，他发起的古文改革才真正成功，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世人公认。对于韩愈在古文改革运动中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隋文帝对此颇为赞赏，但在下议公卿时遭到排挤。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他上表谏阻皇帝迎佛骨的行为。

贰为什么古文改革直到宋朝时才成功

古文改革始于中唐，成于北宋。古老的先秦两汉散文再次以新的形式成为文坛主流，取代了骈文在数百年间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唐书》把韩愈视为唐代文章第一人，是古文改革成功的一大标志。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为文章高下不像武功那样有唯一的评判标准，往往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只有当一个人的文章成为一代人争相效法的标杆时，才会被视为一代文坛领袖。

而韩愈在当朝时虽也有文采之名，但并不是唐朝文坛的主流。直到宋朝，他发起的古文改革才真正成功，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世人公认。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了。对于韩愈在古文改革运动中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则知退之（指韩愈）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其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退之。退之官之低于元，寿之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

中唐及晚唐时期写古文的，不止韩愈、柳宗元，但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只有韩愈称得上是承前启后的文学运动领袖，其他文坛名士在气魄与人格上没达到韩愈的程度。在当时，元稹、白居易的作品流传更广，更受文坛欢迎。韩愈的官位不如元稹高，寿命比白居易短，但是元白二人的文章风格虽有流传，却不像韩愈那样有不绝于世的效仿者。

陈寅恪先生指出：“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时，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专其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

韩愈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师说》。他自己就是个好为人师的人。其他古文运动倡导者，更多是自己写文，而很少收徒弟。就算偶尔点拨一下后起之秀，也并不专以师道授业。韩愈则不同，教后辈就认真教习，从而开创了一个“韩门”。尽管他的弟子大多没能学到精髓，甚至导致古文运动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传播韩愈的文学主张大有裨益。在陈寅恪先生看来，韩愈开启的古文运动，为后世的赵宋王朝打开了新儒学、新古文运动的大门。陈寅恪先生还用隋末名士王通的事迹来做对比。

王通，字仲淹，号文中子。他曾经向隋文帝杨坚上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隋文帝对此颇为赞赏，但在下议公卿时遭到排挤。此后，王通的仕途也不太平坦，于是辞官回老家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著述讲学。

据史书载，王通耗费九年时间完成了《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六部作品，史称《续六经》或《王氏六经》。他隐居河汾地区讲学时，有许多名士纷纷听讲。据《文中子》称：“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

其中，温彦博、杜如晦、房乔（即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几位都是初唐时的名相良将，都在唐太宗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是王通门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陈寅恪先生对这个说法表示存疑，举得此事“未必可信”，但他借用这个说法，是为了表明韩愈开创后世新儒学与新古文的不朽功绩。

陈寅恪先生指出：“退之以谏迎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此不待论者也。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面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在陈寅恪看来，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反佛振儒”，还上升到了“尊王攘夷”的层次。(www.chuimin.cn)

尊王攘夷是春秋时管仲提出的方针，“尊王”指的是尊崇代表华夏文明正统的周王室，“攘夷”指的是排斥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即周边少数民族。尊王攘夷思想对历代中原王朝影响深远，到了号称“华夷如一”的唐朝，这种思想一度衰退，但又被韩愈等人给提了出来。

为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呢？这与中唐时期的大背景有关。

陈寅恪先生将“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的局面与民族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安禄山与史思明都是胡人，而割据最厉害的河朔藩镇不是胡族就是胡化汉人。“安史之乱”前，大唐很强盛，对周边民族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与融合能力，周边民族也尊称大唐皇帝为“天可汗”。但在“安史之乱”时，唐朝势力急剧衰弱，后来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屡屡借助异族兵马，不复当年“天可汗”号令诸胡的威望。所以，中唐时的文士普遍体会到春秋时四夷交侵的危机感，而再加上晋朝时五胡乱华的惨痛记忆，中唐文士们自然希望“尊王攘夷”，解决藩镇割据与周边胡患。佛教来自西方天竺，兴盛于南北朝，被士大夫们看作是与儒教对立的胡人文化，故而遭到他们激烈地排斥。

韩愈曾经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谏迎佛骨。这件事让他差点惹来杀生之祸。

陕西的法门寺里有一座据称藏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佛塔。按照传统，佛塔每三十年开一次，僧人将佛祖的舍利取出，供世人瞻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恰好是开塔之年，唐宪宗在正月就派中使杜英奇押三十名宫人，持香花恭迎佛骨于皇宫，供养三日，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帝迎接佛骨一事在当时很快引发了朝野的礼佛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乡野士庶，不惜因此败家破产、烧顶灼臂。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他上表谏阻皇帝迎佛骨的行为。他在《谏迎佛骨表》中列举了许多历史典故，认为：“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人宫禁？”

在韩愈看来，佛原本是异族夷狄，不懂中国话，不穿华夏衣冠，不懂儒家的伦理道德，不知封建礼教纲常，就算佛祖活着来长安，皇帝也应该以礼相待，然后送其离开，不让佛门学说迷惑百姓的头脑。何况佛祖去世已久，所谓“舍利”不过是枯骨罢了，不应该进入皇宫里。

中晚唐时的皇帝大多推崇佛教，所以唐宪宗勃然大怒，差点要处死韩愈。幸好有宰相裴度与崔群等大臣说情。但唐宪宗咽不下这口气——韩愈列举了很多历史典故说信仰佛教的古代帝王大多短命。他觉得韩愈这是在诅咒自己，于是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后来写了一封谢表，向唐宪宗表示悔过，并开始与僧人交往。

尽管如此，韩愈依然保持着反佛振儒的观念。陈寅恪先生指出：“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虽同有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也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根本，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

激进的排佛思想，使得韩愈的文章更难得到唐朝统治者的支持。

古文改革更大的失策在于，韩愈忽视了骈文本身的文体优势。例如，韩愈之后的文学家陆贽，并不公然排斥骈文，而是将古文笔法融入骈文中。这使得其文章既有古文的自由奔放，又合乎骈文的整齐韵律。到了宋朝，欧阳修、苏轼等人进一步将古文与骈文的优点相互综合，发展出了新的写作风格。清朝学者孙梅评价道：“东坡（即苏轼）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

也就是说，苏东坡的文章无论从骈文还是古文的角度来说，都是上上之选，不同于隋唐五代刻意另辟蹊径的“古文”。这也是古文改革直到宋朝才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文改革：宋朝才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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