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改革：成功之评估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壹韩愈首倡的古文改革成功了吗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两宋，有一群文人士大夫发起了一场文体改革运动。尽管名垂后世，韩愈的古文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反而遭受了极大的阻力。这与韩愈在《原道》中倡导的主旨殊途同归。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发动的古文改革，实为一场“尊王攘夷”的振兴儒学运动。在韩愈的身体力行下，古文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场运动随着韩愈的去世很快陷入低谷。

壹韩愈首倡的古文改革成功了吗

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两宋，有一群文人士大夫发起了一场文体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倡导“古文”，反对六朝以来追求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这场文化运动史称“古文改革”，首倡者是唐朝文学家、诗人韩愈。他将“古文”定义为先秦两汉的散文。他改革文风的主要意图在于，排斥当时流行的佛、道，复兴日益式微的儒学。在他看来，先秦两汉之古文最大的特征是“文以载道”，通过文字来传播大道（主要指儒家思想）。而当时文人沉溺于华而不实的“骈文”，对振兴儒学之道毫无益处。他的主张得到了唐朝文学家、诗人柳宗元的支持。

尽管名垂后世，韩愈的古文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反而遭受了极大的阻力。这是由于长期累积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所造成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先秦诸子散文与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文化巅峰。先秦散文最大的特色是质朴自由，不拘泥于死板的格式，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言之有物，文采与道理俱佳。两汉在继承先秦散文优点的同时，也发展出与之相对的“骈文”。

骈文是种华丽的文体，对辞藻、用典、音律、排偶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要写出一篇精美的“骈文”，需要很深厚的文学功底。自从两汉以来，骈文逐渐成为了社会上的主流文体，到了南北朝时更是极度盛行，甚至连官府公文也摒弃了朴实、简明、严谨之风，不堆砌华美的辞藻就不舒服。客观地说，骈文中当然也有文理俱佳之作，但更多是一些形式呆板、内容空洞的刻意之作。华丽则华丽矣，就是不能好好说话。于是，骈文的过度繁荣反而束缚了南北朝的文学发展。

早在北朝之时，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西魏大臣苏绰，曾经模仿先秦经典《尚书》作《大诰》，向全社会提倡商周时期的古文。但这次改革未见成效。

隋文帝杨坚上台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试图以皇权之力强行扭转。大臣李谔上书奏请革除这种无病呻吟的行文颓风。但都落得个不了了之的结局。初唐时期的文坛，依然是以骈文为主流。不说别人，连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写文章时也推崇浮华文风。

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也曾提议整顿骈文之弊，史学家刘知几也倡导“言必近真”与“不尚雕彩”的写作风格。问题是，他们自己依然用骈文来搞创作。从盛唐到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以散文写作，并宣扬“宗经明道”的文学观念。这对后来的韩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朝官府公文、科举取士都采用骈文而非散文。如此一来，上行下效，朝野更加不会舍弃骈文这一流行数百年的文体。骈文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土壤，甚至被世人看作是当朝文明风华的象征。这股强大的思潮，是韩愈发起古文改革的最大阻力。

陈寅恪先生指出：“唐太宗崇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南弱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句章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故明经之科在退之时代，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上之地位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唐太宗以儒学统治天下，但他所推崇的“儒学”其实不过是南朝以来那种“正义”“义疏”等繁琐的文句章节而已。唐高宗、武则天以后，朝廷科举制偏重进士词科（主要考诗词文采），传统的明经科只是用了选拔一般人才的渠道。而且，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只不过是背诵儒家经典的章句，而不再阐发关乎社会时事的策略。所以，明经科在韩愈所在的时代，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先的政治社会地位。

不少人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儒家学派独尊地位的重要利器。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无非是从儒家经典中得出，越到后面的王朝越是如此。但在唐朝，科举制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仅考试制度不如宋朝那样完善，取士人数也远少于宋朝。而且，最重视儒学的明经科在中唐时走向衰弱，从而加剧了儒学式微的局面。况且，明经科考试也以骈文为主要文体，这对古文改革的推行十分不利。

与此同时，佛教中人对文风的变革，也刺激了韩愈改革古文的强烈愿望。(www.chuimin.cn)

陈寅恪又说：“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经之方法殊异。如禅学及禅宗最有关之三论宗大师吉蔵天台宗大师智觊等之著述，与贾公彦、孔颖达诸儒之书其体制适相冥会。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实在于此。”

在陈寅恪先生的眼中，南北朝后期至隋唐的僧侣也深受当时儒生影响。在解释佛家经典时采用了儒家经学的正义义疏题材。这与佛教故乡天竺（指印度）学者解读佛经的方法迥异。禅宗大师们的著述，与贾公彦、孔颖达等鸿儒著作的文体相似。

但是新禅宗（指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改革后的禅宗）脱离了原先给佛经作注疏的修行方式，而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新修行之法。此举不仅降低了学佛参禅的门槛，更让外来佛教变得高度本土化，还一扫诸儒繁琐之文风。这与韩愈在《原道》中倡导的主旨殊途同归。

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发动的古文改革，实为一场“尊王攘夷”的振兴儒学运动。之所以从改革文体入手，是因为追求辞藻与对仗格式的骈文，不适合用于宣传儒家道统。只有“古文”才能充分表达思想精神，此之谓“文以载道”。

在韩愈的身体力行下，古文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韩愈留下了不少美文传世，也启发了后来的儒者创建新儒学。但遗憾的是，这场运动随着韩愈的去世很快陷入低谷。

尽管高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买韩愈的账。例如，韩愈曾经辅佐过的著名宰相裴度，裴度虽然赏识韩愈为人，但并不喜欢他的文章。裴度曾在《寄李翱书》中批评韩愈等人的文章有“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过失。他的意思是，韩愈的“古文”破坏了骈文的句式美与声韵美，而左右是让文章失去了和谐之美。

骈文格式多用四六句，句式整齐，看起来华丽悦目，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就是骈文一直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而韩愈等人效法“古文”所写的文章，句式长短错落，灵活多变。一个是整齐对称，一个是法无定法，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自然无法认同彼此。此外，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人虽继承了老师崇尚古文的理念，却把文章写得奇险生僻。古文创作因此落入歧途，除了韩愈、柳宗元两位大家外，乏善可陈。中唐文人大多不看好韩、柳二人的文章。直到北宋初年的文人刊刻韩、柳集子时，二人的文章才开始得到文坛的重视。这从《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差异中可以得到佐证。

《旧唐书》成于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对韩愈的文章是批评多于肯定，推崇骈文而不喜古文。这与后晋时期盛行骈文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当时唐朝已经灭亡多年。在《旧唐书》中，中唐以后的文学家首推元稹、白居易两位擅长写骈文的好手。两人的诗歌文章被视为唐朝文学的顶峰。需要注意的是，白居易的骈文经过改良，比那些靡丽的寻常骈文要古雅得多。此外，他试图以文学创作来影响教化的目标与韩愈相通。

成于宋代的《新唐书》则不同，其编者欧阳修、宋祁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唐朝的古文倡导者行文往往有艰涩难懂的缺点，尹洙、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将古文写得明白流畅而又优美古雅，于是古文渐渐取代了华而不实的骈文成为社会主流文体。第二轮古文运动获得了成功，故而唐宋八大家中，唐人只有两个，而宋人有六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唐书》才推翻《旧唐书》的观点，将韩愈、柳宗元视为唐代文学的最高峰的。

清朝古文家姜宸英对此有很精当的总结。他说：“古文自韩、柳始变而未尽，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宋初柳（开）、穆（修）阐明之于前，尹（洙）、欧（阳修）诸人继之于后，然后其学大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文改革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开始，但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追随者很少。历经五代十国之乱，古文改革几乎中断不传。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人重新发起了古文改革，尹洙、欧阳修等文学家将其发扬光大，最终才让古文盛行。

韩愈古文改革：成功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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