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要我去和这一群“90后”交朋友,我的确有些胆怯,就像小叶一样,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姿态、怎样的方式去和他们相处。不需要摆出架子,也不需要装作热情,只是真诚的、平等的交流就能结交到朋友。当张端坤同学成为孩子们口中的“醋大姐”,人人都愿意和她分享自己的心里话的时候,当小叶终于和新交的朋友手挽着手一起上下课,讨论着共同喜欢的某一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不需要姿态,也能结交朋友。......
2023-09-19
叁 交朋友一定要意见相同吗
象牙塔里的学者往往喜欢安静,社交圈相对较窄,也不热衷于参与什么与学术无关的社会活动。越是顶尖的学者,越能体现这个特点。例如,陈寅恪先生就是性格内敛、极少应酬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得与人交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数也是学术圈的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与吴宓。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存在两个意见完全相同的人。相对而言,非学术圈人士更容易求同存异,而学者以探寻真理为目标,所以会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执。学术问题本来就是争论很多,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往往关系势同水火。陈寅恪先生虽然得到了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高度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受所有人欢迎。比如,钱钟书先生就因为学术分歧一直对他不以为然。不过,与陈寅恪学术分歧更严重的胡适,反而与陈寅恪维持了20年的友谊。
那一代国学大师,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只不过方向未必一致。有的就近留学日本,有的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例如胡适)。而陈寅恪自从12岁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开始多次游学海外,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多所高校都留下过足迹。两人都受过西方学术训练,致力于新史学的构建工作,但思路却截然相反。
胡适治史是以西方实证主义为工具,对传统史料提出大胆质疑,故而世人将其视为“疑古派”。陈寅恪则是以整理史料为起点,构建新史学理论,和王国维一样具有较浓的传统经学色彩。如果说胡适是以全盘西化为旨归来寻找能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传统资源,那么陈寅恪的想法则是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本位来吸收外来文化成果。这显然是两条背道而驰的学术路线。
除了学术见解分歧外,陈寅恪与胡适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陈寅恪是纯粹的学者性格,好静不好动,对社交应酬缺乏热情。胡适则恰恰相反,外向开朗,热衷社交。在民国那一代国学大师中,朋友圈最广的要数胡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两人都不容易产生友谊。但事实上,他们从1928年起就不断通过书信保持往来。最开始,两人的书信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学问来展开。比如,请对方来订正自己文章的错讹,表明对对方新作品的阅读心得。尽管见解未必一致,但陈寅恪以此方式与比自己小一岁的胡适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打算聘请一位中国学者做汉学教授,这个汉学教授可以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称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胡适都向英国牛津大学推荐了陈寅恪。在两人的努力下,英国牛津大学果然聘用了陈寅恪。可惜的是,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局势动荡,陈寅恪未能成行。不过,从此事不难看出胡适对陈寅恪的惺惺相惜之意。
其实在陈寅恪眼中,胡适也堪称经天纬地的才子。他对胡适的支持丝毫不亚于胡适对自己的帮助。
民国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于1940年病故,致使中央研究院需要一位新院长,而陈寅恪虽然素来不关心也不介入政治事务,但他这次破例特意跑到重庆给胡适投票,推荐他出任新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最终,新院长由蒋介石指定的顾梦余担任。陈寅恪未能如愿,对此大发牢骚,言下之意是胡适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才是最合适的人选。(www.chuimin.cn)
如果说陈寅恪与胡适是“和而不同”的学术朋友,那么他与吴宓堪称全方位的知交。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吴宓比陈寅恪大5岁,两人一见如故,常结伴在查理士河畔散步,讨论问题。吴宓对陈寅恪评价极高,他给国内的朋友写信时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后来,吴宓走遍亚欧美三大洲,广交当时各路知名学者,依然坚持认为陈寅恪是当时最博学的人,并称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六年后,吴宓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主任。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将老友陈寅恪聘请为“导师”。从此以后,陈寅恪与吴宓在清华共事多年,常常聚会盘桓。
陈寅恪的交友之道,充分体现了儒家“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特点。他一方面尊重朋友的个人决定,另一方面又会给朋友提出忠告。
吴宓离婚之事被舆论所不谅解。在众朋友中,唯独陈寅恪尊重其个人决定,而不横加指责。吴宓主办《学衡》杂志,又担任了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不少人羡慕他有自己的学术阵地。谁知陈寅恪却劝他将精力集中于读书著作,不要为过多的杂务劳心分神。前者体现了陈寅恪对朋友的包容和谅解,后者则反映出他为朋友着想的耿直。因为此故,吴宓一辈子都将陈寅恪看作良师益友,也对他十分关心。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与吴宓相继随着清华大学各单位南迁。两人在万里之遥的昆明再度聚首,常常一起讨论时局。
前面提到胡适推荐陈寅恪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一事,也发生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联合办学,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陈寅恪接受了牛津大学的邀请,原计划在1939年夏去英国。吴宓为他践行,并写下《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与《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两首赠别诗。
由于欧洲处于战乱状态,陈寅恪没能成功赴英,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又回昆明授课。次年暑假,陈寅恪到香港等待去英国的机会。此后两人分别数年,但在此期间他们都一直挂念对方的情况。
纵观陈寅恪的一生,无论是有学术分歧的朋友,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都真诚以待,互相帮助。由此可见,朋友并不一定要意见完全相同,只要能求同存异,就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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