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古代哲学了解之同情态度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陆研究古代哲学为何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了解之同情”一语由此流传开来，引发了人们无休止地讨论。有学者认为，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与钱穆先生的治学主张颇为相似。因此，陈寅恪先生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必须要避免牵强附会的恶习。

陆研究古代哲学为何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开头所说的话。“了解之同情”一语由此流传开来，引发了人们无休止地讨论。

有学者认为，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与钱穆先生的治学主张颇为相似。因为后者在《国史大纲》之序言中提到：“（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所说的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针对近代以来的某些学者厚西薄中的治学风气。被列强攻开国门并不断欺凌的历史，给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与挫折感。他们大多有整理国故或钻研西学以振兴中华的抱负，但在治学过程中一些学者难免产生一种对强势文化的自卑情结，将中国传统学术一一斥之为该丢进垃圾桶的“旧学”，将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哲学奉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学真知。

如此一来，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时，就会不自觉地带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故而容易对其产生一种轻蔑鄙视的态度。在钱穆看来，不对本国历史带着一种“温情与敬意”来研究的话，就会犯这种错误，以至于一叶障目。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与钱穆的思想殊途同归，但又另有侧重点。

他的原话是：“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这段话的大意是：古代人著书立说，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都是针对某种目标所做。所以，古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面对的历史大背景，对其思想言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假如我们不明了这些情况，就不容易做到正确评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学说。而且古代哲学家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数千年，当代社会与古典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对我们了解古代的真相又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在他看来，后世学者用于研究古代哲学的材料，仅仅是古时候所遗存的最小一部分。想借这种残砖断瓦式的碎片资料来窥测古代哲学的整体构造，就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塑的眼光与精神。然后再根据古人提出言论的用意与对象来了解其思想。这样才是真正的了解古人。所谓真正的了解，必然要充分展开联想能力与古人站在同一个境界。这样就能明白，古人当时提出这种理论是不是必不得已的苦心之举。假如真能探究到古人的苦心孤诣，就应当怀有一种同情之心，然后才能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古代哲学思想的是非得失，而不至于说出什么肤浅的谬论。

不过，这种对历史的“同情心”，也并非没有弊端。

陈寅恪指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古代的材料往往散佚不全且晦涩难懂。必须经过细致的注解与梳理才能形成哲学史。然而，在搜集整理史料过程中，不少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拿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和学说来推测古代人的意志。这无异于对古人思想的一种扭曲。

因此，陈寅恪先生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必须要避免牵强附会的恶习。而不少学者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是下意识地以当代人的立场和眼光来解读古代哲学。在陈寅恪看来，这不能算什么“以古鉴今”，而是以当代的事情附会古代的事情，这种治学思路很不严谨。

陈寅恪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批评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实际上是在说自己所处时代的哲学。其所编著的中国哲学史书籍，与其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讲解，不如说是在阐述作者本人的哲学思想。其言论阐述得越是条理分明，其哲学思想体系也就离古代哲学思想的真相越远。陈寅恪特意举了当时学术界研究墨家学说的案例。

墨家学说是春秋思想家墨翟所创，以兼爱、非攻、节用、明鬼、尚贤、尚同等为主要理念。墨家学派在先秦时与儒家学派并称“显学”，两大显学理念相左，竞争得非常激烈。但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掌握了话语权的历代儒者，大多对墨家评价很低。而《墨子》一书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编入道教大百科全书《道藏》。到了清朝，乾嘉学者重新整理诸子百家典籍，《墨子》一书才重新在民间传播。(www.chuimin.cn)

到了晚清危机之时，学者们反思儒家学说中教条、保守、不重视实用技术的缺陷，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也试图从被漠视已久的“子学”（即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学问）中寻找思想资源。重视逻辑思维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墨家思想，因此受到广大近代学者的推崇。

但在陈寅恪看来，当时研究墨学的学者，大多是根据一时偶然兴趣而起，治学多穿凿附会之处，而不是以真凭实据来治学。这种“整理国故”（胡适语）的做法，是陈寅恪所不赞同的。

例如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当代需求为牵引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哲学。胡适在研究中以科学精神、达尔文进化论等内容比附儒家孔孟学说与道家庄子学说。他对墨家学说的研究，更多是用西方逻辑学来解释墨学。这在陈寅恪看来，这种做法就是一种附会的恶习。他毕生治学都以矫正这个学术界“恶习”为己任。

在近代哲学史研究中，除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外，最著名的完整讲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学术著作，要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毕业那一年，恰好胡适、梁漱溟两位不同风格的国学大师先后来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受两人影响很大，故而从此以中西哲学对比研究为重心，特别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留学美国期间，他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后成为哲学系主任，主攻中国古代哲学史。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与影响力丝毫不亚于胡适之。

胡适与冯友兰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著作各有拥趸。梁启超等人偏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评价更高。

他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齗齗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陈寅恪认为，讲述中国哲学史一要“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二要怀有“了解之同情”。在他看来，冯友兰这部学术著作很接近这个境界。

冯友兰在证据材料的选取上颇有见识。由于中国古代经史典籍往往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大多为数代人不断损益的产物，所以后世学者将其断为某某名人所著，是有欠考虑的。

近代中国的考据学十分发达，足以辨别古代典籍是否伪作。不过对于陈寅恪而言，关键不是材料的真伪，而是甄别出作伪材料的年代与作者，然后对此善加利用。顾颉刚、胡适等疑古派的问题是，一旦确认材料是伪作就全盘否定其价值。陈寅恪认为此举不妥，因为“伪材料”有时可能和“真材料”有同样的贵重价值。因为如果能考订出某种“伪材料”产生的时代及作者，也可以据此说明该时代的特点与作者的思想。如此一来，“伪材料”也就与真材料具有同样的证据价值。

后世学者虽然明白儒家经书与诸子典籍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但缺乏融会贯通的长远眼光，只是将其视为某个学派的学术丛书，或者当成某个学派师生之间的传灯语录。如此一来，研究材料就会沉溺于查证考据细节上的真伪，而缺乏史学的广阔视野。这样就会导致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只见“哲”而不见“史”，无法完整还原出古代哲学的发展流变过程。

冯友兰不仅有史学通识，对材料的运用也颇为合理，故而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对其提出了很高的评价。

他总结道：“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史》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之作。无论从考据功力，还是“了解之同情”的治学理念，冯友兰都表现得很出色。而“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态度，也因此成为陈寅恪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治学思路，成就了陈寅恪先生一代国学大师的美名。

陈寅恪讲古代哲学了解之同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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