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国学：西方汉学与中国汉学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伍 “西方汉学”和“中国汉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并不只有中国学术界。西方学者同样关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并创立了“汉学”。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其实不是“中国学问”，恰恰是所谓“西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而有些学者戏称西方人所谓的“汉学”是“虏学”。故而傅斯年戏称此类汉学家为“虏学家”。此外，西方汉学研究的重心在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那里，而非中原文明。

伍 “西方汉学”和“中国汉学”

研究中国问题的并不只有中国学术界。西方学者同样关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并创立了“汉学”。例如，法国科学院在路易十四时代派出传教士前往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因此留下不少史料。在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与德国汉学家克拉勃罗德联合创办“亚洲协会”，该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到了1823年，英国成立了皇家亚洲学会，并开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这一年也被后世看作是“汉学”成立之年。后来，荷兰、瑞典等国也纷纷加入了汉学研究的阵营。上至中国古天文学，下至中国边疆各民族，都是西方汉学家研究的焦点。

陈寅恪所处的时代，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历史语言研究，也落后于国际汉学界。当时全球公认的两大汉学研究中心，一个在法国巴黎，一个在日本京都。这使得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一同留学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服气。

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提出了“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这里的“东方学”和“汉学”是同一个事物，都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傅斯年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并不等同于近代知识分子提倡的“国学”。

傅斯年并不认可“国学”这个概念，他主张用“东方学”的定义来代替“国学”。表面上这是在争论学术名词的定义权，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学术体系的内在差异。

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其实不是“中国学问”，恰恰是所谓“西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研究的是中国的人和事物史，但不管是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都是站在西方学者的角度展开的。故而有些学者戏称西方人所谓的“汉学”是“虏学”。例如傅斯年就说过：“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

古代中国有“夏夷之防”的基本民族文化观，常将北方游牧民族称之为“胡虏”。在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中，虽然也在史书里为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周边民族立传，但很少将这些民族的发展史作为研究课题。有趣的是，欧洲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格外关注这些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就是研究“胡虏”。故而傅斯年戏称此类汉学家为“虏学家”。

类似的玩笑，胡适也曾开过。他曾在日本京都进行演讲，认为不应该只研究以周边民族为主要对象的“虏学”，更应该重视对中国本部（即所谓的汉文明）进行研究。这个主张与日本京都学派的狩野直喜的观念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西方人的“汉学”（或曰“东方学”），并非中国自身的学问，而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学问。此外，西方汉学研究的重心在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那里，而非中原文明。

傅斯年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

陈寅恪游学欧洲期间对西方的东方学涉猎很广。他回国后在清华研究院国学所设立的指导学科包括有“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三个方向。而在教学时他注意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以及“梵文”。1926年，陈寅恪又成为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导师。他给本科三年级以上的北大学子提出了四个选修研究题目——1.研究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即对吐蕃古文的解读）；2.研究鸠摩罗什（重点是对西域龟兹国古语的释读）；3.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星历等传统学术题；4.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

由陈寅恪所设立的课题与课程来看，他显然很清楚所谓的“东方学”与“汉学”其实是西方人的学问，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学问。

尽管陈寅恪懂得古今中外多种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也熟悉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他深明研究中国的学问不应该在“西人之东方学”的路线上亦步亦趋，而应该从中西之间寻找合适的主攻方向，以求扬长避短，获得新知。与西方汉学家相比，陈寅恪非常熟悉中国本土学问的情况，特别是精通汉文古籍。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领域之间，历史、佛教、用蒙古满洲回等文字写成的文献，可谓一个天然的学术焦点。其讲的是中国本部及周边民族的史事，特别是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王朝，解读具有第一手资料价值的满文档案有助于了解清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问题。(www.chuimin.cn)

如此一来，陈寅恪既能发挥国学功底的长处，也能很好地借用西方人的东方学或汉学成果。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思路，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在陈寅恪眼中，日本学者的水平依然有限。正是由于国内有陈寅恪这样的学术达人，傅斯年才高呼“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他本人并不精于西人的东方学及汉学）。

陈寅恪被中研院史语所聘为研究员。该机构下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大体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根据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金石、陶器、瓦当等文物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第二个方向则通过以敦煌石窟发掘的文献材料以及中亚地区的文献和文物来研究中古历史。第三个方向是凭借明清两朝内阁大库的文书档案来研究近代历史（注：此处的“近代史”并非我们现在常说的近代史，而是指明清两朝的历史）。

期中，陈寅恪主攻第二、三个方向。据《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1930年度）的记载，陈寅恪所作的内容是：“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在这个阶段，陈寅恪的研究领域偏重通过异族域外语言来研究各个时期的民族文化关系。

傅斯年曾经提议让陈寅恪领军研究“新宋史”。他说：“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于十年之内成大功效，五年之内成小功效，三年之内有文章出来者也。”

在傅斯年等人看来，因为魏晋隋唐元朝的历史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新宋史”可以成为“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西方汉学及“东方学”无论多么值得借鉴，都不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

耐人寻味的是，博学的陈寅恪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两宋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他曾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还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指出：“（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宋朝赵氏皇族的郡望是天水，故而世人以“天水一朝”代指赵宋）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言下之意，北宋南宋时期是陈寅恪眼中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巅峰期。所以他十分推崇宋朝的学术文化。

但是，陈寅恪先生关于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上至魏晋下至明清都论述颇多。甚至还专门考订过灭南宋王朝的蒙古人源流。偏偏没有写过任何以宋朝历史或两宋学术为主题的文章。对于这个奇特的现象，陈寅恪自己从未做出过解释，后来的学者也少有弄清楚的。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宋朝史料十分繁杂，不易理清头绪。

陈寅恪曾指出：“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伪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

这段话的大意是：宋朝的历史对当时很有借鉴意义，应该让国人都有所了解，奈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宋朝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元朝学者修订的《宋史》。自古以来所谓的“正史”，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没有缺漏错讹。特别是宋史，如果想增补其缺漏、纠正其错讹，必须先精研该书，然后才能进行增订工作。然则，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卷数最多，篇幅极大。数百年来都很少有学者能够熟读，就更谈不上进行考据探源了。

不过话说回来，陈寅恪先生并非畏难怕事之人。明清史料比起两宋史料更加繁杂，来源很多种多样。而陈寅恪研究明清历史以撰写《柳如是别传》时，不仅年过花甲，还有目盲腿跛的不便，照样有毅力研究明清史料。所以他没有接手宋史的真实原因，至今依然是个谜。

陈寅恪讲国学：西方汉学与中国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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