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借鉴时注意什么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叁借鉴西方哲学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晚清危机以来，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先后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西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共同体。西方学术往往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学者而存在差异。而陈寅恪也不大愿意与那些所谓的“新学通”过多讨论西方哲学问题。

叁借鉴西方哲学时应该注意什么

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这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此后至今，人们依然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关系不断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自从晚清危机以来，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先后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个年代的国学大师们大多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他们往往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推广者。例如胡适极力传播美国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学衡派文人则推崇美国文艺批评家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哲学。耐人寻味的是，精通多门外国语言，曾在多国留学生活，对西方哲学了解极深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喜欢引用西方学说。世人认为他学贯中西，但他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极少不愿言必称希腊的中国学者。

与同时期诸多学者相比，陈寅恪先生很少谈及西学其给人一种旧学宿儒的印象。也有一些学者判断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陈寅恪少谈西学并非不懂，而是因为“西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

“西学”一词，是为了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简称“中学”）区别而创建的。西学之“西”指的是西方文明。而在历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概念的内涵外延一直在不断变化。例如西周时期，周穆王乘马车西游，据说达到了神仙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后来西汉外交家张骞出使的西域，是从今甘肃以西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佛教传入中国后，“西方”也指“西方极乐世界”（即唐僧取经去的“西天”）。郑和船队下“西洋”则包含了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到了近代，学者们常以“泰西”来指代欧美国家。

但是，无论概念如何变化，“西方”都是站在中国人视角所见的另一个世界。西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共同体。其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在看待异域文明时，都会在头脑中构建一个“西方”或“东方”的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往往有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人眼中的“西学”实为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西方学术往往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学者而存在差异。哪怕是我们常说的“科学”一词，在英伦三岛与德国就有着不同的含义。西方的学术体系十分庞杂，例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内部都存在许多差异鲜明的分支。这些不同分支西学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并不比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及汉学宋学之争少。假如不加区分的话，国人还以为“西学”就是西方主流观念呢。

就在中国大搞洋务和变法时，日本明治时期也在进行维新，全面引进西方文化。有趣的是，做事认真的日本学者发展全盘西化之路并没想象中的那么好走，因为他们学习的对象——德国、法国、英国的文化差异很大，包括哲学思想也大相径庭。这使得日本内部的“西学”出现了不同流派之争。

无论“西学”中的哪个学派，都无法代表整个“西学”。而学者引入的那一方观点，未必真的深刻，甚至是打了折扣的进口货。

事实上，近代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西学”系统，都经过了多重简化。而且这些“西学”往往已经经过了日本与美国学者的整理。换言之，某些近代学者眼中的“西学”很可能与其原始面貌有很大出入，最多只能算是被日本、美国学者剪裁过的学问。更重要的是，美国、日本在当时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比欧洲兴起得晚，所以其整理的“西学”必然带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尽管经过他们整理的“西学”看似条理分明、整齐易懂、利于推广，但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肤浅的理解，将许多内容囫囵吞枣地混为一谈罢了。

总之，所谓“西学”只是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一个内涵外延并不够明确的概念，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西方学术的，故而评价其优劣是非的标准也变得模糊不清。作为一个方便的名词，“西学”可以说是非用不可，但认真刨根问底的话，只会因头绪太繁杂而越理越乱。对于这点，陈寅恪比很多游学国外的人都看得通透，陈寅恪的好友，学衡派主将吴宓先生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他认识陈寅恪时，恰好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陈寅恪不仅有深厚的传统经学功底，还对西方哲学颇为熟悉，故而吴宓称赞其为熟悉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的最博学之人。

这句称赞并非虚言。因为同时期其他号称“学贯中西”的学者，不是中学根基稍逊，就是西学功底没有表面上那么深厚。后人常感叹民国大师辈出，学贯中西。其实这主要是后人雾里看花的印象，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未必相同。

章太炎认为，“通人”是最难得可贵的，能达到这种通才境界的人屈指可数。一个中国人穷尽毕生研究本国学问，都不一定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水准。同理，一个西方人能把各种不同流派的“西学”全部学得烂熟于胸，可能性也非常之低。近代学者继承了清朝儒者整理古代历朝学问的成果与传统，再加上西方学术新风气的影响，所以名家辈出。但也并非所有的“大师”都能打通古今，超越学科分野而做到学贯中西。最多也只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稍微做到相对兼通中外。

例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的“西学”，大多是通过阅读外国著作译本或吸收日本学术界的第二手成果而得来。钱穆先生的西学，曾经被人讽刺是阅读《东方杂志》而学成的“杂志之学”。故而此后章太炎、王国维等人明智地不再讨论西学。选择继续侃侃而谈的梁启超与钱穆，则屡曝其短。严复、辜鸿铭两人的西学功底不错，但也只是比当时的普通国人知道得更深入一些，再加上中学根基太单薄，也当不起“学贯中西”的美誉。至于大力推广杜威哲学的胡适，其西学与中学功力在陈寅恪等学衡派眼中也不尽如人意。(www.chuimin.cn)

但在当时，由于那些知名学者往往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经历，所以那些没有出过国门的传统学者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当然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有最大的话语权。因为在近代时，很少有人像他游学海外时间那么长，到过的学校那么多，学习的语言那么广。所以他不必证明自己对西学的了解程度，因为没几个人有资格对他提出怀疑。而陈寅恪也不大愿意与那些所谓的“新学通”（即西学达人）过多讨论西方哲学问题。他在海外见识和学习过的东西，往往与“新学通”的认知大相径庭。“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留学期间的陈寅恪如是说。故而他声称回国后“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以自悉，不需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耳”。明眼人懂行，不需要陈寅恪嘻嘻解说。那些半通不懂却又心高气傲的人，没必要与之辩论，只会徒增烦恼而已。

陈寅恪在教书时，曾以传统的“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的题目。致使一些人骂他是“国学之蠹”。但这恰恰是他对当时社会过分迷信西方哲学的舆论的抗争。

从晚清到民国，学术界诸子纷纷借助西方哲学来改变中国，就连解读中国思想文化也开始采用西方理论作为整理本土材料的指导思想。陈寅恪认为这就是19世纪中后期的“格义之学”。

“格义”是一个哲学概念，具体指一种类比理解的方法。“格”者，比较、度量也；“义”即名称、概念。因此，“格义”指的是以比较或类比的办法来解读跨文化背景中的概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与外来学术本土化。例如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近代某些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都属于陈寅恪眼中的“格义之学”。

陈寅恪曾经感慨道：“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

这段话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学术界风气的担忧。那些试图通过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学术的学者，讥笑陈寅恪不能接受西方新学。但陈寅恪则认为，那些人既不了解全球学术的现实状况，也不懂得汉语言的特殊性，就以19世纪后半段的“格义之学”为傲，以半通不通的西方哲学来非难中国传统学术。这好比是那些满头白发的唐朝上阳宫女，以自己在天宝（唐玄宗的年号）末年时的装饰为骄傲，却不知元和（唐宪宗的年号）年间已有新装束流行于世。

这段批评直指某些学者热衷鼓吹西方过时的思想学术，却自以为引领风骚的心态。

清朝末年以来，一些学者是通过向日本学习而转手引进西学。今天中国的很多现代词语，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是这种转手引进的西学往往已经落后于学术发展。例如鸦片战争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科学万能的印象，故而许多留学者信奉科学主义理念。陈寅恪原本也是如此，但他在游学欧洲期间，恰好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破坏与萧条。这使得他从推崇西学又转向信仰国学。

也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等学衡派学者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十分肤浅，不如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深刻”。陈寅恪主张学术应当“预流”，不要引进过时的东西，但也不要那种看似时髦却又不够博大精深的东西。

除此之外，陈寅恪还批评了当时学者对西方哲学穿凿附会的解读方式。他曾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

陈寅恪指出，汉语与外语不在一个语言系统，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一一对应的，西方哲学也有不适合中国取法的东西。某些学者无视这种差异，不顾西方哲学概念的原义，将其用中国的概念穿凿附会。这既不利于人们真正了解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也不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

首先，要真正了解世界学术的现状，弄清“西学”的来龙去脉。这样才不至于把人家早已淘汰的过时货当成宝贝，进一步拉大中西发展的差距。其次，不应该用牵强附会之说歪曲西方哲学的原义。中国思想学术与外国思想学术是用不同的语言总结而成的。所以在翻译与解读时，不能把自己的美好想象强加在西方哲学头上，而应该踏踏实实地通过了解对方的语言来弄清其本义。最后，不能一味追逐西方哲学热潮，而忽略了立足于本民族文化革新的立场。否则，很容易落得个西学不通、中学也不精的尴尬局面。

西方哲学借鉴时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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