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派推崇新人文主义思想书籍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贰为什么学衡派推崇新人文主义思想不同于对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态度，陈寅恪等学衡派人士十分推崇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的学说，甚至对其可以称得上是“钟爱”。对于追求贯通中西、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人士而言，新人文主义思想是打通中西文化的最佳途径，也具备迅速解决西方文化“本土化”问题的可行性。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要求人们应当具有某些德行，从而达到某种人文精神高度。

贰为什么学衡派推崇新人文主义思想

不同于对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态度，陈寅恪等学衡派人士十分推崇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的学说，甚至对其可以称得上是“钟爱”。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璧德的哲学理论与陈寅恪等人有着天然的契合感。对于追求贯通中西、融化“新知”（即外来文化）的学衡派人士而言，新人文主义思想是打通中西文化的最佳途径，也具备迅速解决西方文化“本土化”问题的可行性。此外，白璧德的探索方向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学衡派的目标殊途同归。

欧文·白璧德是美国文学批评家、思想家。他十分反感当时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呼吁让文学恢复人文主义传统。他的主要作品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批评家与美国生活》等。在这些作品中，白璧德认为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思潮，只会因为服从“物的法则”而牺牲“美”的全部含义。如果说实用主义是以“物的法则”为宗旨，那么人文主义就是以“人的法则”为宗旨。这个人文主义传统以“适度性”为核心。

白璧德的哲学主张是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并设立社会规范。他反对任何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这恰恰与陈寅恪以及学衡派众学者的观念不谋而合。

《学衡》杂志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就实而论，学衡派既不是激进的西化派，也不是固步自封的国粹派。其基本精神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所谓“国粹”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所谓“新知”指的是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主要是欧美学术成果。在陈寅恪等人看来，“国粹”与“新知”二者并非不能共存，也不能草率地厚此薄彼，它们是一个矛盾共同体，相互砥砺又相互促进。学衡派主张对一切命题进行正本清源，无论中西古今文明都以“正名”为先，然后再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其中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这个问题上，陈寅恪等学衡派人士与白璧德有许多共识。

应当说，这种思路是近代大部分学者的共识。但具体怎样做，却是歧见百出。

例如胡适之也曾高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他的立足点是从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找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能直接对接的“精华”部分。也就是说，一切是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而服务。这使得学衡派与胡适长期以来都处于激烈论战状态。陈寅恪就以不忘民族之本位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立足点。他研究文史哲是为了“昌明国粹”。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评价，反而比推崇西化论的胡适更加低。

白璧德生活在发达的美国，但他对当时风行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都非常反感。陈寅恪生活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但他认为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经世致用的“实学”，而是传统价值观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解体，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信仰危机，是非价值观不分。

在当时，中国从全球各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与“主义”。从积极的角度说，这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博放时代”。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古代中国一直没有再出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从消极的角度说，什么样的思想理论都要，恰恰说明当时的中国还没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意识。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说的是立言做事都要讲究名分，正本清源。陈寅恪等学衡派学者的“正名”思想，一方面是对孔夫子“正名”学说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美学的影响。《学衡》主编吴宓是白璧德的学生，他有感于西方社会对“人文主义”概念的滥用，对这个术语的相关词汇进行了细分。这就是一个“正名”的行为。

学衡派人士并不以实务见长，无力制定一套扎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只能通过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来给辨别是非，对一切理论进行“正名”。因此，陈寅恪等人主张在接受某个新概念或新理论之前，应当对此进行细致地考证，不可信口开河，应当有理有据。这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学衡·论新旧道德与文艺》曰：“自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以来，国人对各事物，心目中悉有一种新旧之印象。新旧之印象既生，臧否之异同遂至。其臧否也，不以真伪、美恶、善否、适与不适为断，而妄蒙于一时之感情与群众之鼓动……夫新旧不过时期之代谢，方式之迁换，苟其质量之不变，自无地位之轩桎，非可谓旧者常胜于新者，亦不可谓新者常优于旧者也。”

这段话生动反映了陈寅恪所处年代的文化碰撞现象。国人就渐渐开始以“新旧”来评判各种事物。对事物的新旧定位不同，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歌颂“新事物”（多为外来文化成果），批评“旧事物”（多为传统文化成果）。当时的人们已经不用真伪、美丑、善恶、是否适合等作为衡量是非的依据了，更多时候就是凭借一时热情随大流。所谓的“新旧”之别，其实不过是时期的新陈代谢，存在方式的变化。如果其质量没变，自然不应被贬低一等。旧事物并不一定比新事物好，但新事物也不一定优于旧事物。(www.chuimin.cn)

所以，陈寅恪等学衡派学者从“正名”入手，宣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而反对草率地用“新旧”来论断“是非”。在这点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陈寅恪的“正名”观念非常相似。

白璧德说：“哲学家已经走出了冷冰冰的抽象观念的阴影，他们已经变得文人化了。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好像到了文学家们反过来赞美伟大的哲学家、要成为最好的文学家就要先成为好的哲学家的时代。”

他的新人文主义哲学，更多强调意念意义上的批评及构建，其主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阐述这些理念。而陈寅恪等学衡派文人，同样是围绕着文史哲评论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他们都以文人视角看问题，并有一种文学家式的人文主义情怀，重视“精神之学问”，而不愿意过分沉溺于实用主义的内容。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要求人们应当具有某些德行，从而达到某种人文精神高度。他特别强调：“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警惕着过度同情的同时，也在防范着过度的选择；他警惕过度的自由，也防范过度的限制；他会采取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以及有同情的选择。”

陈寅恪等学衡派文人，对世人重物质而轻精神的价值取向深感忧虑。他们也认为，学术研究者应当具有儒家哲学所构建的理想人格。在陈寅恪看来，热爱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中庸哲学中的伦理精神与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具有超时空价值的内核，民族文化的基石。抛弃不辞两极、克己复礼的儒家中庸哲学，就等于是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他高度重视从传统思想资源里找“精神之学问”，以解决思想混杂年代的精神危机问题。

而因反对实用主义而诞生的新人文主义，也是立足于从精神层次肯定与发扬人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的中庸哲学不谋而合。

白壁德指出：“远东最杰出的圣人——佛祖，在他第一次训诫的起首几句里便说，极端的即是野蛮的。希腊或许是最为人文的国家，因为他不仅清楚地阐明了适度的法则，而且还认识到复仇之神会惩罚任何一种狂妄的走向极端的形式或违背这项法则的表现。”在这里，白璧德举的是佛教的例子，但不走极端的思想与中庸哲学如出一辙。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批评，不仅是对中庸哲学的实践，也是对新人文主义的实践。

陈寅恪等学者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对西方社会现实有着较深的了解。但他们不赞同用一个笼统含糊的“西方”来定义国外的一切。他们和白璧德一样反对激进地抛弃传统，而是要求了解并确立学习对象后，再认真而坚持不懈地学，而不是某些走马观花的极端分子只破不立。新人文主义重视传统，也反对颠覆式变革。这与陈寅恪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与最忠实的弘扬者，同时也是始终推崇儒家的那批学者，尤其是学衡派文人。他们之所以很快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富有人文主义的精神者。

儒家学说给世人“郁郁乎文哉”的印象，其以道德教化为本的思想充满了人文关怀。无论是陈寅恪还是其他学衡派文人，在幼年时都有传统的经学功底，熟读儒家典籍。所以他们对儒学十分熟悉，在心中也受到儒家人文关怀根深蒂固地影响。因此，陈寅恪等人对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西方哲学更容易产生共鸣感。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恰好被他们看作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同道。

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陈寅恪及学衡派诸子的人文主义情怀，与传统儒学的人文精神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其有更强的开放性与现代性。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虽有古典文化趣味这一内核，但同时以现代理性精神为核心。这与学衡派的儒家人文精神十分相似。

尽管陈寅恪等一些推崇儒家的学者，几乎从未以新人文主义者自居过，但他们下意识地将对儒家人文精神的赞赏投射到了西方新人文主义哲学上。陈寅恪既以做“通儒”为目标，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与学衡派诸子都对白璧德的哲学思想表示过由衷的敬服。吴宓甚至将白壁德定义的“人文主义者”直接译为“儒者”。

总之，学衡派的哲学思想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再加上众多学衡派主将本身就是白璧德的学生，陈寅恪也深受其影响，把新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打通中西文化关节的一个窗口。所以，他不看好胡适推崇的杜威哲学，而欣赏白璧德的哲学。

贰派推崇新人文主义思想书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