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为何拒绝杜威实用主义？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壹为什么学衡派不接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西文化差异及冲突，是所有近代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胡适拜美国哲学家杜威为师，回国后大力推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梅光迪与胡适的意见相左，他不认同以实用主义哲学整理“国故”的做法。但是，他和其他学衡派学者一样，并没有接受胡适极力推荐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事实上，陈寅恪并没有直接批评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壹为什么学衡派不接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

中西文化差异及冲突，是所有近代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积贫积弱，人们对传统学术能否继续经世济民产生了极大的质疑。随着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活动，越来越多的人留学海外，接触到了当时势头正盛的西方文化。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诡异西学，试图以西方“新学”来改变中国的“旧学”。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这股破旧立新的浪潮达到了最高峰。

但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主张以中正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差异，也就是既不激进破旧也不固步自封。他们就是学衡派。

学衡派因《学衡》杂志而得名。该杂志的文章大体有四类：一是批评新文学运动的种种情况；二是对美国学者白璧德开创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翻译和推荐；三是关于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文章；四是以传统体裁所写的诗词文赋。

学衡派主将梅光迪和胡适一样也曾留学美国。胡适拜美国哲学家杜威为师，回国后大力推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梅光迪与胡适的意见相左，他不认同以实用主义哲学整理“国故”的做法。于是他联合同道学者创办了《学衡》杂志。

作为《学衡》的主要撰稿者，陈寅恪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也不排斥以西学来推动中学研究。

他曾经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人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融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学术界从今以后即便能忠实地引进西方欧美的思想文化，最终也会演变成唐朝玄奘法师开创唯识学的结局。就算那些引进西方学术的人不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最高地位，也将获得极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经自创一个体系。想做到这点，一方面必须积极学习外来的西方学术，另一方面不能忘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传统的道教真精神，以及新儒家（指宋明儒学）创建的旧途径。这种通过中西方文化交流而不断推陈出新的现象，早已被两千多年来的古代中国历史所反复验证。

但是，他和其他学衡派学者一样，并没有接受胡适极力推荐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尽管他也曾留学美国，却并不认同杜威的思想，而是认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这反映出那一代国学大师对西方文化资源的认识并不相同的真实情况。

学衡派人士并非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不像“国粹派”学者那样一味轻视和排斥外来文化。恰恰相反，学衡派之人大多曾经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并不亚于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学者。否则，他们也不至于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推崇备至了。

事实上，陈寅恪并没有直接批评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从其回应胡适及其他学者的对话来看，他并不认同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观点。此举也是间接否定了胡适的老师杜威的思想价值。

相对于陈寅恪的“客气”，学衡派主将吴宓对杜威哲学的批评则直接得多。他在文章、日记中对以杜威思想的中国代言人自居的胡适多有激烈抨击。而学衡派另一主将汤用彤曾指出：“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指慈氏菩萨，即未来佛）。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

这段话的大意是：当时的人们学习西方文化，姿态过于缺乏自信。在哲学领域，对杜威、尼采盲目膜拜；在戏剧领域，以易卜生、萧伯纳等人为颠覆。欧洲知名学者罗素访问上海时，人们像欢迎孔子那样狂热。杜威来华时，人们像对佛祖那样毕恭毕敬。且不说孔子、慈氏菩萨与这两位西方学者的思想境界高下。就算是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就与孔子、慈氏菩萨在中印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相差悬殊。

汤用彤的矛头直指当时学界狂热崇外的风气。但他反感的只是杜威哲学，而非西方文化。他与陈寅恪都受到梅光迪、吴宓的影响，推崇白璧德的思想。此外，白璧德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在今后将重新崛起。这与学衡派的文化观不谋而合，故而陈寅恪认为在向西方文化学习时应以白璧德而不是杜威为借鉴对象。(www.chuimin.cn)

当然，陈寅恪对杜威哲学的意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杜威哲学代言人”胡适的学术分歧。

首先，胡适信奉文化一元论，而陈寅恪推崇文化多元论。

胡适受“进化论”影响极深，认为人类文化是沿着落后到先进的一条直线发展，最终统合于最高境界的西方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彻底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故而胡适认为西方文明在一切领域都高于中国文明，国人需要“反省”本国传统的深重罪孽。

他在《口述自传》中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三、整理国故（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地整理）；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胡适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就是“输入学理”。而他用实用主义方法论来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学术，即所谓的“整理国故”。其“再造文明”的终极目标，实际上是想让中国的“文艺复兴”彻底融入西方文明。

陈寅恪与之观点恰恰相反，他主张文化多元论。文化多元论并非不比较中外文化的优缺点。但并不像文化一元论者那样，认为整个地球的不同民族都必然皈依于同一种文明（主要指西方文明）。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自然环境影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可能一刀切搞标准化。所以，人们应当承认并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尽管陈寅恪也曾留学美国，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文化。但他一直立足于中华民族本位，不主张让中国人走全盘西化之路，完全投入所谓的单一化的“世界潮流”。因为各民族的文化天生是多种多样的，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在陈寅恪看来，中国文化的出路与前人吸收佛教、革新儒学的路径并无根本区别。都是在立足自身的前提下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也是他最核心的观点。

其次，胡适主张以实用主义的“科学思维”研究问题，他是典型的“疑古派”学者；陈寅恪则认为这种强调“实用”与“经验”的杜威哲学恰恰不符合中国的需要。

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提倡“实用主义”，其核心精神正是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曾说：“这样用证据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但在实际操作中，胡适那些充满“疑古”精神的研究成果，并不被学衡派的陈寅恪等人认可。

其老师杜威有重视归纳推理而轻视演绎推理的思想倾向。胡适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带有割裂归纳法与演绎法联系的特征。他运用“二分法”把演绎思维与归纳思维相对立，片面鼓吹归纳推理是“最科学的方法”，从而导致其思想体系十分排斥演绎推理。

然而，在陈寅恪眼中，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胡适极力推广的实用主义精神。他一向认为，古代中国人治学以“实用”为重，而不怎么追究虚理。他曾指出说：“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时用者，则乏远虑，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短处即实事之利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这段话说的是：以孔孟之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学术都是所谓的“人事”之学，关系的是社会实际问题，主要用于经世致用，而缺乏学术上的深邃思考。古人讲道德伦理其实也是为了给社会制定一个规范，依然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优势，也是其劣势。其优势是能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劣势时导致人们看问题太过功利实用，而不重视精神远大的哲学思辨。

基于这个认识，陈寅恪并不认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弥补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实用”的缺点有什么益处。在他看来，中国不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是在精神之学问上与西方差距甚大。一些西方思想家推崇备至的先秦道家思想，也被陈寅恪认为是没什么价值。所以，他在向西方学习时更关心宗教、哲学等“精神之学问”，而不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所热衷的工程技术。

总之，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学衡派学者，都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感冒。他们并非像“国粹派”那样拒绝接受任何西方思想文化。只不过，陈寅恪等人一直在思考应该学习哪些内容，以及怎样学习最有效。在他看来，胡适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来“疑古”，其实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并不离真理更近。而且，陈寅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实用精神过剩的倾向，最需要输入的是如哲学、宗教学之类深层次的“精神之学问”，再引进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也是没有疗效。所以，他们都认为杜威哲学缺乏让国人接受的必要价值。

学衡派为何拒绝杜威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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