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古文经学才是儒学正宗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谁才是儒学正宗陈寅恪先生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谈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以前者为蓝本的是“今文经学”，与后者为蓝本的是“古文经学”。但我们能从中看出，他对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都缺乏好感，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皆非其推崇之学术。但今文经学为了阐发义理，往往不顾证据缺乏，只是

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谁才是儒学正宗

陈寅恪先生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谈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指曾国藩开创的湘乡学派）、南皮（指张之洞开创的南皮学派）之间。”

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不古不今之学”是指陈寅恪重点研究的中古历史学。其实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这里的“学”指的是经学，而其中的“古”指古文经学，“今”指今文经学，两者分别是清朝儒家经学的两大流派。

儒家自从诞生以来就重视经典注疏。秦汉之交，儒家经典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流传版本差异。汉初官方收藏的是以隶书所写的“今文经”。后来民间陆续发现了一些用战国古字所写的儒家经典，世人之为“古文经”。以前者为蓝本的是“今文经学”，与后者为蓝本的是“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以阐发儒家义理为主，注疏文本为辅，而“古文经学”则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实证、训沽。

到了宋朝时，学者们一反汉唐经学传统，通过重新诠释经典创建了“新儒学”（陈寅恪语）。至清朝时，儒者们埋头于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形成了宋学与汉学争锋的格局。

“宋学”发扬了宋儒重阐发义理的传统，具有“今文经学”的特色。“汉学”则继承了汉儒重经史考据的传统，具有“古文经学”的风骨。清初以汉学为盛，但随着时间推移，宋学逐渐占据上风。

而陈寅恪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实则是同时否定了宋学与汉学，试图寻找一条超越“古今之争”的儒学道路。

据当时的学者回忆，陈寅恪先生不仅对儒家十三经倒背如流，还对《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的经学著作烂熟于心。然而，他对清朝经学的评价却比王国维、胡适等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都低。

他曾经批评道：“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类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那些儒家义理词章考据之学与八股文，和历史学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研究者不是一类人。但清朝的经学和史学都是考据之学，所以无论研究经还是专攻史的学者，都能被称为“朴学”（指汉学）中人。

朴学之徒主要指清朝乾嘉学派的学者（“乾”指乾隆，“嘉”指嘉庆）。在这段时期内，许多学者舍弃了宋学，转而以汉儒训诂考订之法治学，故而乾嘉之学又称“汉学”。因其学术重证据且文风质朴，所以又被称为“朴学”。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传统学术是文史不分家的，而经学大师往往也是史学大师。但到陈寅恪所处的时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分科。尽管两者都重视考据，但在陈寅恪看来，清朝经学与史学的差异依然很大。

陈寅恪先生指出：“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也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个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在陈寅恪先生眼中，两种学术最大的差异在于对材料的解读。

史学的材料大多情况下比较完整，所以其解释方向相对固定，不可能出现各执一词而无法判断是非的情况。经学就不同了，其研究材料较少且文字常有残缺，所以解释起来很容易有分歧。那些作风研究的学人研究经学时，虽然能根据经书的文句各做注释，但不能将其意思综合贯通，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而那些浮夸怪诞的人研究经学时，往往不满足于考证片段，而是利用材料缺乏与难以定论的情况，提出一些难以查证的牵强附会之说。

陈寅恪先生认为：“（夸诞之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类人提出的标新立异之观点，固然不能让人们信服，但大家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证据反驳。这就好比是画鬼，画师把鬼画得再好，人们也无从判断是否与真正的鬼一模一样，因为画师与观众都没见过鬼，没有一个评价标准。故而，书画家有句谚语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观众可以轻松地找人与画像进行对比，像不像一眼就能看出来。(www.chuimin.cn)

陈寅恪先生还曾点评道：“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赞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初经学兴盛之时，部分学者不去阅读唐代以后的书籍，以求快速地出成果。这样一来，容易得到学术界的赞誉以及功名利禄（与科举取士有关）。所以当时长于考据的才智之士，往往舍弃史学而钻研经学。其中认真严谨之人，仅仅满足于解释经书的文句，而不能讨论什么古今社会问题。而那些言行夸诞之人，往往放出一些歪理谬论，经不起检验。

当然，这只是陈寅恪先生的一家之见，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我们能从中看出，他对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都缺乏好感，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皆非其推崇之学术。但相对而言，他认为古文经学的负面影响还不算大，真正具有危害性的是今文经学。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学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为了推行变法，写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将孔子称为变法的祖师爷，这是春秋公羊学派（即今文经学）的思路。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康有为的观点是牵强附会，为了改制而托古、疑古，以求解构旧学术体系与旧思想。这种开启疑古派史学的做法很不严谨，不值得提倡。

陈寅恪先生多次强调：“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

上古历史距离当时太遥远，又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考古发掘也不多，所以很多东西很难定论。但今文经学为了阐发义理，往往不顾证据缺乏，只是将上古史事与自己想阐发的儒家义理附会起来。在陈寅恪看来，这无疑是夸诞之举。

那什么样的儒学最得陈寅恪先生的心呢？陈寅恪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也就是说，相对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他更认可曾国藩开创的湘乡学派与张之洞开创的南皮学派。

曾国藩是“同治中兴”的首席功臣，曾经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并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河。同时他也是理学大家，对儒家经史造诣极深，其创建的湘乡学派正是因其籍贯而得名。

清朝中期，以考据为重的汉学衰微，而重视义理致用的宋学复兴。曾国藩生活的年代，恰逢汉宋两学斗争白热化之时。曾国藩学术功底深厚，又富有治军理民之经验，故而他对清朝经学改革也有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他主张将汉学与宋学的优点相结合（义理与考据缺一不可），两者都应该为经世致用服务。但他调和两派，是以程朱理学（宋学的渊源）为根本，以汉学的训诂、名物、典章考据为补充。

在曾国藩看来，文章贵在承载儒家之道，否则就不能算是学问深博。汉学的长处在于广博，重视考据和实证。广博则可以了解世间万物的情况，以便人们经世致用。实证精神则能避免程朱理学空谈道理而不重视事实考论的毛病。

曾国藩认为，宋学是儒家学说中的“德行之科”，汉学则是儒家学说中的“文学之科”。论儒家义理当以宋学大儒为高，论儒学技艺则应以汉学大儒为榜样。将儒家经学分裂成汉学、宋学，都是各有所偏，若能将二者之长集合为一体，就能更深入地领会儒家义理，行文立论时也能广博扎实，达到一个更理想的境界。

除此之外，曾国藩的湘乡学派特别重视经世致用。他曾指出：“（儒家）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按照他的分类，儒家有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大学术体系。其中义理之学是宋学（主要指程朱道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考据之学即汉学，而经济之学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认为，治学应当义理与经济并重，其中儒家义理是大经大法，是根本，而经济之学则是在儒家义理指导下的实用学问。此外，他还积极学习西方学术，以完善经济之学。

尽管陈寅恪没有公开标榜湘乡之学为儒学正宗，但他抱以期待的新儒学与义理、经济并重的湘乡之学相通。不迷信古文经学，也不盲从今文经学，不古不今，融汇中西，以义理统辖致用学问，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可的经过改良的新儒学。

陈寅恪：古文经学才是儒学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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