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族与法家寒族之矛盾：陈寅恪讲国学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柒儒家士族与法家寒族的矛盾三国末年，经过魏、蜀、吴三国纷争的大洗牌后，原为魏臣的司马氏家族夺去了曹魏的社稷，最终三分归晋，天下大流。两个政权的兴替实际上是东汉末期这两股政治思想及其代表之间的较量，而不仅仅是曹家人与司马家人的矛盾。最终，司马氏建立晋朝，标志着儒家士族恢复了东汉时期的统治地位。故而，陈寅恪又将曹操定位为法家寒族的代表。这使得法家色彩浓厚的曹魏政权与儒家士族的矛盾一直很深。

柒儒家士族与法家寒族的矛盾

三国末年，经过魏、蜀、吴三国纷争的大洗牌后，原为魏臣的司马氏家族夺去了曹魏的社稷，最终三分归晋，天下大流。士族门阀社会由此正式形成，横跨了两晋南北朝隋唐几个时代。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评价道：“司马氏代魏，乃东汉儒家大族势力之再起，晋之皇室及中州避乱南来之士大夫大抵为东汉末年儒家大族拥戴司马氏之子孙。”

由此看来，两晋皇族司马氏的崛起实则代表着东汉时形成的儒家士族势力复兴。至于被取代的曹魏政权，陈寅恪将其定义为与士族针锋相对的统治阶级。他认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司马氏）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

由这段话来看，曹魏政权脱胎于东汉内廷的宦官集团，司马氏晋政权脱胎于外廷士大夫集团。前者是推崇申商之术的法家寒族，后者是推崇六经礼义的儒家士族。两个政权的兴替实际上是东汉末期这两股政治思想及其代表之间的较量，而不仅仅是曹家人与司马家人的矛盾。最终，司马氏建立晋朝，标志着儒家士族恢复了东汉时期的统治地位。然而这又与东汉末年的三国之乱有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下说起：

众所周知，儒学昌盛的东汉长期以来都处于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的局面。在东汉的十三个皇帝中，只有三个寿命超过40岁的。开国的光武帝活了62岁，汉明帝活了48岁，汉献帝活了54岁。有不少皇帝是少年即位，甚至有襁褓中的王朝继承人。于是东汉先后出现了六次太后临朝听政。而为了巩固政权，太后往往会提拔娘家人（即外戚）做高官，从而形成外戚主政的格局。

而皇帝在亲政后，往往会夺走外戚之权。他们生长在宫闱之中，只能以寒族出身的宦官作为后盾。于是在皇帝亲政后，往往又会轮到宦官把持朝政。由于东汉皇帝多短命，所以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冲突十分频繁。例如，权倾一时的大将军梁冀、窦武，都是被宦官政变突袭所杀。

除了这两股势力外，推崇儒学的士族也是东汉的一个重要势力。东汉士族集团包括了在朝的外廷士大夫官僚，以及在野的清流之士。士族对寒族出身的宦官普遍没有好感，在很多时候倾向于与外戚联手。在朝的外廷士大夫自不消说，而清流之士往往也把宦官集团当成“浊流”。于是东汉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许多清流之士遭到迫害。他们有的出身于儒学大族，也有出身寒族的儒生，甚至有的人是贫民出身的“非良家子”。此时的士族虽然初步成型，但还没有形成后世那种壁垒森严的门阀。对于士族而言，外戚的跋扈可以忍，但宦官的贪婪不能容。

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宦官集团，成为全社会都痛恨的对象。外戚大将军何进试图联合在朝的士族力量发动政变，但被十常侍抢先一步杀害。其麾下的西园八校尉中有士族出身的袁绍，宦官家族出身的曹操等。袁绍以为何进复仇的旗号领兵诛杀宦官党羽。至此，东汉的外戚、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但士族很快遇到了新的敌人——军阀董卓。

董卓非士族出身，士族也不愿意与专横跋扈的他合作重振朝纲。于是朝内的士大夫与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死后，这些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士族与各地豪强也招兵买马占山头。而在这些人中，曹操十分特殊。

曹操的父亲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曾经通过买官的手段当上了太尉。尽管曹操有内廷阉宦的家族背景，但他对宦官集团没什么好感，甚至在铲除十常侍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曹操亲近士族，喜好结交名士，但除了桥玄、何颙等少数名士外，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他（包括发小袁绍）。这是因为寒族出身的内廷阉宦子弟与外廷士大夫子弟在思想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

士族重视礼法，以经学为立身之本。陈寅恪先生指出：“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一观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可为例证。”

《小戴礼记》中的《大学》篇，就是后来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士族子弟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观来为人处世。当然，士族中也不乏腐化堕落之辈。但在时人眼中，士族门风优美、地位崇高，是华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www.chuimin.cn)

陈寅恪先生又说：“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士族出身的官僚从小修习儒学，所以推崇儒家经义。而阉宦多出身于非儒家的寒门子弟，他们崇尚文辞，但不看重什么儒家经义。因此，士大夫重视仁孝，以举孝廉为入仕的主要途径。阉宦则喜好智谋权术，在时人眼中，所谓智术主要是法家的霸道强国之术。故而，陈寅恪又将曹操定位为法家寒族的代表。

其实，曹操虽以法家智术治国，但并非反感儒家思想。而以袁绍、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也多有喜好智术之人。也就是说，两者的分野还没到泾渭分明的程度。

但是自从关东诸侯讨伐董卓失败后，原本想与士族集团共同复兴汉室的曹操，对只顾自己争权夺利的士族彻底失望了。于是他自己组织兵马打江山，后来又抓住汉献帝这块招牌讨伐各路由士族豪强组成的割据势力。此外，曹操在治国时严格推行抑制士族豪强的政策，十分重视提拔寒族出身的人才。这使得法家色彩浓厚的曹魏政权与儒家士族的矛盾一直很深。

陈寅恪先生对此点评道：“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曹操是一个旷世枭雄。当时汉室已经疲软无力，形同曹氏的提线木偶，诸侯割据格局已定。但天下士民痛恨的只是腐败的朝政，还怀念两汉当年的盛况，期待再出一个振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是士族阶层，希望维持对自己有利的汉室统治的旧秩序。所以，曹魏想代汉的话，必须摧破士族集团的阻力，以法家智术对抗士族依赖的儒家经学，是一个重要的斗争领域。

不过话说回来，曹操的用人政策在当时相当开明。曹魏集团不仅有寒门出身的人才，也有许多士族子弟。用人唯贤是曹操的一贯方针，这与他打击豪强、抑制士族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其实在东汉末年，察举制腐化，许多士族并非真有德行才学。汉桓帝及汉灵帝时期有首童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曲子讽刺的就是失去儒学精神的士族的种种腐化现象。士族通过自己强大的关系网，基本上控制了察举孝廉的取士渠道。宦官、外戚、士族都存在买官卖官现象。曹操发现许多寒族人才受到排挤，故而打算打破士族凭借名望垄断资源的格局。此外，他还发现许多士人拘泥于儒家教条，变得迂腐封闭、不切实际，对革除时弊缺乏良策。

所以，曹操致力于用法家打造新秩序，让士族与寒族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而势力最强的军阀袁绍，则站在儒家士族的立场上想巩固士族门阀的旧统治秩序。因此，两位少时好友渐行渐远，最终在官渡兵戎相见。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中的蜀汉与东吴，也是军阀政权。蜀汉的刘备虽为汉宗室远支，但已经沦为平民。他和曹操一样属于法家寒族。诸葛亮虽有荆襄士族背景，但治国时也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东吴的情况有些不同，对地方士族豪强采取放任政策。孙权虽然一度也以法家治国，但并没有改变倚重儒学士族的国策。

最终，效力于曹魏政权的儒学士族司马氏，联合其他士族取代了曹魏，一反曹操的政策，推行有利于儒学士族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得法家寒族势力被排挤出了历史舞台。

儒家士族与法家寒族之矛盾：陈寅恪讲国学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