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解读陆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陆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陈寅恪先生最重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共同构成的中古历史。士族豪门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其门风优美，有极高的文化底蕴。汉武帝执政时，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而朝廷则设立了《五经》博士与选拔儒门贤良的机制。这就是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全社会学习儒家文化。例如，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两大士族，就是以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

陆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

陈寅恪先生最重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共同构成的中古历史。根据他的认识，这些不同的朝代都属于士族门阀社会，与汉以前及唐以后的社会形态皆有较大差异。这种社会形态的柱石力量，不是看似高高在上的皇权，而是历经改朝换代也依然保持高位的士族。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出了古代中国士族的特点。士族豪门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其门风优美，有极高的文化底蕴。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华夏文化的精华部分都掌握在各大士族手中，而非朝廷的太学。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士族门风超出其他庶族百姓的根本原因是因其有深厚的家学根基。这个家学就是儒家之学。

陈寅恪先生分析道：“东汉之中晚世……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其大多数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一观后汉书党锢传及有关资料，即可为例证。”

历史上常把西汉与东汉并称“两汉”，而尽管两个王朝都是刘家的江山社稷，但在很多方面其实大相径庭。

西汉发迹于秦末动乱，开国元勋不是秦朝官吏就是布衣士人。也就是说，西汉王朝的社会结构其实与大秦王朝相差无几，再加上汉高帝刘邦、相国萧何等人有意识地采取“汉承秦制”政策，故而西汉与秦朝有很多相同点。文景之治时，西汉还采用着秦朝历法、服色等，而革新汉家制度的汉武帝，偏偏作风酷似秦始皇。两个王朝的中流砥柱都是军功集团与文法吏集团，直到西汉中后期，儒家贤良文学势力才逐渐占据上风。

西汉从开国至灭亡，大多时候都延续了秦时抑制地方豪强的政策。东汉则不同。光武帝刘秀及其功臣集团，几乎都是地主豪强出身，而且他们普遍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儒学教育，故而在言行举止与所定国策等方面都迥异于西汉开国君臣。其中，最鲜明的差异就是东汉士族集团崛起。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东汉中晚期的官僚，大多出身于地方豪族，就算偶有寒门小族出身自然，也几乎都是儒家学说的信徒。当时的人，要么拜儒者为师学习儒家六经，要么游学京师洛阳，做太学博士的弟子。他们在宗族乡里时，以儒家三纲六纪做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曾经主导秦、西汉的文法吏集团在东汉中晚期时，已经被儒家贤良势力所取代。许多地方豪族世代学习儒术，又世代有人入朝做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和文化群体——士族。

从社会演变的角度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汉书·儒林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使然也。”

汉武帝执政时，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而朝廷则设立了《五经》博士与选拔儒门贤良的机制。这就是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全社会学习儒家文化。经过百余年积累，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各派经学家，不分今文派与古文派，都有深厚的社会影响力。全国关于儒家经典的著述多达百万余言，不同流派的经学大师多达上千人。这一切都是因为学习儒家经典可以做官。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汉光武帝中年以后，天下渐渐不再有战争，人们可以专心修习和实践儒家经学，于是东汉形成了浓厚的经学风气。很多人喜欢穿儒服，动辄称诵先王之道，在乡里学校中游走，聚集在一起谈古论今，甚至周游四方，开馆授徒，门下弟子不下万人。但起初经学博士并没形成强有力的经学世家，而由于全民学儒学的风气很浓，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学世家渐渐形成。再加上东汉取士重经学，所以各地的豪强望族凭借累世相传的经学进化为士族。

东汉士族的祖先也许出身贫寒，但也能通过学习儒学成为名士，被朝廷征召做官。然后凭借在朝中的影响力，提携具有较深儒学素养的本族子弟入仕。久而久之，州国郡县地方官吏乃至中央的将相公卿，大多有士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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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东汉外廷之主要士大夫，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农杨氏之类，则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将以之适用于治国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义……此范围即家族乡里，此标准即仁孝廉让。以此等范围标准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民治军，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也。”

东汉外廷的许多士大夫都出身于儒家大族（指士族）。例如，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两大士族，就是以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东汉王朝，上至庙堂，下至乡里，无不以儒家经学为治民治军之本，以其他学说为用。

弘农杨氏的初祖是西汉赤泉侯杨喜，他在垓下之战中追杀西楚霸王项羽有功，故而因军功封侯。其八世孙杨震出任过东汉太尉，因其儒学功底深厚而被称为“关西孔子”。其子孙皆官至太尉，世人称其为“四世三公”。由此可见，东汉外廷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士族垄断。值得一提的是，弘农杨氏到了西晋、北魏、隋、唐时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例如，隋朝皇室就挂靠弘农杨氏的祖先，隋朝名将越国公杨素也是弘农杨氏的名人。唐朝的“李武韦杨”四姓联姻集团，就包含了弘农杨氏。

至于汝南袁氏，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不会陌生。汝南袁氏也有“四世三公”之美誉。但名气最大的还数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两兄弟。众所周知，东汉长期以来陷入宦官与外戚轮流夺取的怪圈。朝野还有一股清流之士势力，在党锢之祸中受到打击。最终解决宦官集团的恰恰是累世公卿出身的士族精英袁绍。袁绍、袁术兄弟二人起初在东汉朝中为将，后来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尤其是袁绍，一度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后来，这两支汝南袁氏的军事集团都被消灭。其中，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以少胜多。

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士族并非只有儒学世家一种，也有凭经济、政治力量跻身门阀者。到了魏晋之时更是如此。

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唯一之标准者也。”

这段话中的“巨族”指的是门阀士族；“小族”指没有权势的普通百姓家庭（也称寒族、庶族，但不一定是贫苦的贱民）。魏晋之交时的不少“名士”出身寒门，以才华器量著称当世。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地位，丝毫不输给那些士族门阀子弟。尽管当时已经有看“门第”高下的风气，但相对于以祖宗官职高低为联姻、做官唯一依据的后世士族，这个时代的士族还比较重儒学礼法。寒门女子若是具有良好的礼法素养，也会成为士族高门迎娶的对象。

然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也。”

也就是说，汉魏时代的士族不仅是看家世是否位高权重，还论儒学素养的高低。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这种具有浓厚儒学文化色彩的士族可称为“文化士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渐渐与儒学分离，不是儒学、玄学兼修，就是儒、玄、佛三家合并。他们表面上尊周孔之道，实则以佛道为根。

故而，陈寅恪先生感叹道：“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良可叹也。”

由此可见，士族与儒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呈现的关系也不同。早期的士族受儒学熏陶极深，“门风优美”且有累世家学根基（这与两汉尊儒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这个阶段的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然而，后期的士族文化虽依然用儒学作为行事准则，但论及核心已然鬼道并杂，失去了曾经敦厚虔敬的风尚，士族阶层多有虚无缥缈的立论和操行，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其为“惑世诬民之道”也。

陈寅恪解读陆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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