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讲国学：儒学的通性之道与天理哲学！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肆儒学的“通性之道”与“天理”哲学《论语·卫灵公》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先师孔子的这句话，为后世君子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仁人志士不可为了苟延残喘而牺牲仁义，相反，应该不惜牺牲以维护仁义，否则就不足以称之为“志士仁人”。亚圣孟子也有同样的观点。生存与仁义都是孟子想得到的，而倘若两者必须二选一的话，孟子宁可舍生取义。

肆儒学的“通性之道”与“天理”哲学

《论语·卫灵公》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先师孔子的这句话，为后世君子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仁人志士不可为了苟延残喘而牺牲仁义，相反，应该不惜牺牲以维护仁义，否则就不足以称之为“志士仁人”。

亚圣孟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曾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存与仁义都是孟子想得到的，而倘若两者必须二选一的话，孟子宁可舍生取义。

陈寅恪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他曾指出，古人“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其甘愿为儒学“抽象理想之通性”殉道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什么是儒学的“通性之道”呢？陈寅恪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付之于汉儒总结的《白虎通》三纲六纪。但他真正抱以期望的却是具有高度哲学思辨性的宋明儒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明儒学不但继承了前代儒学的“抽象理想之通性”，还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修炼心性之法。这为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可行的方法论。然而，新儒学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反佛振儒”的韩愈是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家，但他没有脱离前代儒学的框架，无力创建新儒学。

进入魏晋以来，以注疏经文为主的两汉经学走向没落。古文经学长于训诂考据，而轻视义理阐发。今文经学重视义理阐发，以圣人言论注解自己的思想。东汉初期的《白虎通德论》，初步让两派经学实现统一。而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以古文经学为根基，吸收今文经学的成果，形成了“郑学”，终结了长期以来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儒学，受到了玄学（也称新道家）与佛教学术的强烈冲击。

佛教最大的特点是有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虽有神仙方术，以及泰山府君等宗教文化，但远未形成佛教关于天堂、地狱、六道轮回那样宏大的世界观。故而，中国本土的道教在老庄道家哲学的基础上，借鉴了佛教的理论框架，构建出了一套自己的世界观。

韩愈等人排斥佛教，正是因为佛教的影响力超过了儒教。可是，若不能以一套宏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来抗衡，儒学就无法同佛教竞争。所以，光排斥还不行，必须以敌为师，先以拿来主义精神吸收佛学的养分。

陈寅恪先生认为，宋明新儒学的先导恰恰是韩愈所反对的佛教，特别是天台宗。他指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指唐人梁肃）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指司马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意义最丰富的一派。天台宗徒梁肃与李习之对开创新儒家有很大的影响。北宋天台宗的智圆大师倡导儒学的“中庸”思想，故而被世人称之为“中庸子”。他的活动时间比司马光早，算是宋朝新儒家的先觉。

宋朝学者最聪明之处在于，既批判佛教又吸收其理论。对于这点，陈寅恪先生并不讳言，甚至颇为赞许。

他分析道：“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像程颢、程颐、朱熹等宋朝儒家大师，都是精通佛教教义的学问家。他们认为佛教义理高明详尽，足以弥补前代儒学理论体系不完善的缺失。与此同时，他们和韩愈一样，担心这种外来宗教完全取代华夏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儒教的地位。于是宋朝儒者借助佛理来注解四书五经，以儒学为本，吸收了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实现了儒佛融合。这个观点，与陈寅恪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之说，是一脉相承的。

除此之外，吸收道教思想，也是宋明新儒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www.chuimin.cn)

陈寅恪先生认为：“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他又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也。”

在充分吸收了佛道文化后，宋儒大胆舍弃了汉唐时已经僵化的旧式经学，通过重新解读经典来构建理学思想体系，对儒家“通性之道”进行新的阐释。

在此期间，他们将《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独立成书，并将其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在过去，儒者只将五经（出自《乐经》失传）作为圣人留下的经典，宋儒将四书抬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这个举措是为了更好地阐发以天理人性为主要内容的“通性之道”。

所谓天理，即天道，即宇宙本体与运行规律。先秦时，道家发展出了自然主义的宇宙论，阴阳家推演出一套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其他学派往往更关心实用领域的问题，儒家也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的礼义上，很少思考宇宙起源等哲学课题。

不过，儒家对于人性问题的研究很早。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说。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恶行主要是因为没有没教化好，只要施加礼义教化就能令人弃恶从善；性恶论则认为人之本性为恶，善言善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前者成为儒家推行礼义教化等治国方略的逻辑起点；后者成为朝廷制定刑律典章的哲学依据，以严密的律令防止人们作恶。此后的学者们基本上都在这两种学说之间站队或取平衡。礼法并用，援礼入法等，都是基于儒家人性论展开的治国之道。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关于具体做法，他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

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就是孝悌之义，伦理纲常。穿尧的衣服，诵读尧的言论，实践尧的行动，就可以成为尧帝那样的圣人。而穿夏桀的衣服，诵读夏桀的言论，效法夏桀的行为，就会变成夏桀那样的暴君恶人。

孔孟二圣提出了天道与人性，但并未明确论证两者究竟为何种关系。宋明儒学抓住了孟子一派的性善论。

在宋明理学家的语境中，天道就是宇宙的本体，就是天理，即朱熹所说的太极之理。天理主宰着世上的一切，是世上万事万物的基本法则。因此，与天理融为一体的人性，也具有世界根本法则的属性。例如，宋儒张载把人性称之为“天地之性”，并认为“性”与天道相合，乃万物共通的本源。程颢、程颐也提出了“人性即天理”的观点，而朱熹则进一步认为“理便是性”。至此，穷天理而尽人性的生命观，由两宋理学家所奠定，从此成为宋元明清及近代读书人所追求的“通性之道”。

朱熹曾指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其做人之道，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需要注意的是，在宋明儒者眼中，“人欲”不等于“人性”，“人性”与“天理”同一，但“人欲”是背离“天理”的。宋明儒学“灭人欲”的办法就是修炼内心，按照三纲六纪等封建礼教做人做事。

与程朱理学对立的陆王心学，在修心功夫上走得更远。陆王心学在承认“天理”是宇宙本体时，也认为“心即理”，宇宙本体就是每个人的“心之本体”。既然如此，每个人天生就具备“良知”——符合三纲六纪的纲常伦理。只要能做到知行合一，就能“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在他看来，一味盲从孔圣人的言论，反而不能得到儒学的真谛。只有“发明本心”，才能真正弄懂孔子的思想精髓，而不是仅仅成为死记硬背“两脚书橱”。

虽然，宋明儒学各流派在如何教人成为“尧舜”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它们都以维护儒家三纲六纪之伦理为出发点，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儒家的“通性之道”。而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一直对新儒学抱有好感与期待的主要原因。

陈寅恪讲国学：儒学的通性之道与天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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