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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新儒学之光

【摘要】:叁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是新儒学太史公司马迁治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根本目标。宋明理学与两汉经学、先秦儒学虽同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但有着很大的区别。总而言之,孔孟二人更多地是对“周道”进行整理和阐发,主要注意力放在办学和游说两方面,不像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以创建新学问为宗旨。也就是说,自从秦朝之后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演变,都是为后来的新儒学产生做铺垫。

叁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是新儒学

太史公司马迁治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根本目标。自幼深受儒学熏陶的陈寅恪先生,也有同样的抱负。他在近代学者中,主张在充分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抽象学问。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天理人事之学”博大精深,具有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巨大价值。当时的人们为了救亡图存,更关注经世致用的实用学问,而忽略形而上的“精神之学问”。他认为这个做法不妥,只有以形而上的“天理人事之学”为根基,才能统合各种实用学问,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方向。

所谓的“天理人事之学”主要指儒学,准确而言,指的是诞生于宋明时代的理学。

宋明理学与两汉经学、先秦儒学虽同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当时的国学大师中,推崇和批评儒学的人都很多,无论持哪种立场,大家都注意区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儒学。例如,推崇实用主义胡适,对先秦儒学评价比较高,对两汉经学不那么看好,对宋明理学则是批评与褒扬兼有之;陈寅恪则不同,对宋明理学大力称道,却对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术评价很低。

陈寅恪先生曾说道:“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许多国学大师称赞的先秦诸子百家其实并不高明,哪怕是最富有哲学深度的老庄道家,也远比西方哲学思想体系要浅陋。在很大程度上,陈寅恪先生的认知与其推崇哲学思辨性有关。先秦诸子诞生于天下纷争之时,更重视经世致用,而非空谈道义。儒家是个例外,一开始就思考伦理道德人性善恶、人生境界等与军政外交民生直接关系较小的课题。但受极度务实的时代风气影响,先秦儒家不像后世儒家那样注重构建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着眼于在实践中“克己复礼”。对于纯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治学思路境界不高。

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时用者,则乏远虑,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短处即实事之利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孔孟之教”指的是,由圣人孔子开创并由亚圣孟轲发扬的儒家学派。在大多数语境下,孔孟之教泛指整个儒学体系。但儒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形态。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特指孔孟时期的先秦儒学。

孔子终身为复古周礼而奔走。不同于后世的经学家,他主张“述而不作”,只阐发“圣人之言”。他编修的六经多以西周官学经典为蓝本(《春秋》则是源于鲁国史书),故而儒家骄傲地宣称自己上承西周开国元勋、鲁国首任君主、大圣人周公旦的“道统”,所以在宋朝以前,儒学又被称为“周(公)孔(丘)之道”。、

在战国时代,诸侯相互兼并。孟子实际上舍弃了复古周礼的举措,重点推介“仁政”学说。他依然保持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特点,只是沿用孔子编修过的六经,而没有专门著书立说。《孟子》一书也是儒家后学整理的师生问答语录,而非孟子亲笔撰写。

总而言之,孔孟二人更多地是对“周道”进行整理和阐发,主要注意力放在办学和游说两方面,不像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以创建新学问为宗旨。因此,先秦儒学缺乏一个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除了孟子的“人性本善论”与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之外,没有太多哲学思辨。所以,陈寅恪对先秦儒学评价不高。

但宋明理学则不同,陈寅恪曾经针对其总结道:“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传衍而已。”也就是说,自从秦朝之后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演变,都是为后来的新儒学产生做铺垫。这个见解也许忽略了其他思想学派的重要性,但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说,可谓恰如其分。

要弄清宋明理学的历史地位,还得从韩愈唐朝文人的“反佛振儒”活动说起。

佛教至晚在东汉时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形成大气候。这个局面直到西晋永嘉之乱后才发生了剧变。入主中原的五胡汉化程度高低不同,有的积极学习汉文化,有的则试图保留自己的“胡风胡俗”。外来的佛教不仅成为饱受战乱劫祸的北方百姓的心灵寄托,也成为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构建新文化体系的工具。而在南方,南朝君臣也渐渐失去了收复中原的雄心,满足于偏安一隅的享乐生活。佛教以及与之竞争的道教,极大影响了魏晋玄学以及南朝各阶层的精神风貌。总之,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儒家在两汉的独尊地位都已经被打破。

唐朝一统天下后,太宗皇帝非常重视振兴文教。当时儒家经学处于低谷,而且数百年来的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斗争,使得儒家经典章句的注疏歧见百出。于是太宗命令孔颖达等经学家撰写《五经正义》,以作为儒学经典的官方范本。这些儒学专著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时向全国颁行。

陈寅恪先生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在唐朝时,朝廷遇到庆典就会召集儒道佛三教学者到宫廷里讲学辩论,以彰显文明风华。从晋朝到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依然是儒、道、佛三教。(www.chuimin.cn)

但唐朝统治者在主张三教并重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先后次序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了一道诏书说:“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老教指道家,孔教指儒家,释教指佛家(因佛祖释迦牟尼而得名)。在李渊看来,道儒两家是中国本土文化,是立国之基;而佛教是后来传入的外邦宗教,应视为客人对待。因此,道教排三教之首,儒教其次,佛教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排序主要在文化领域,而唐朝真正用来治国的是儒学(准确地说是外儒内法)。

唐高祖曰:“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由此可知,凡是与周孔之教——儒学相违背的学说都被唐高祖认为不可取。

唐太宗则称:“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在他看来,儒学好比是鸟的翅膀,社会之于儒学如同鱼之于水,离开就会死。也就是说,儒学虽然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还是大唐王朝的文化主干。

然而到了中唐时期,统治者热衷佛、道两教,儒学有式微之兆,故而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一面批判佛道,一面振兴儒学。尽管如此,他们在批判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佛道思想资源,对汉晋以来的儒学进行了革新。这个儒学革新工程直到两宋时期才真正完成。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在他看来,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巅峰在赵宋王朝而不是大众公认的李唐王朝。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新儒学”——宋明理学有着很高的期望。

宋明理学的体系很复杂,可粗略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类。但在宋朝人看来,理学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若干分支。

朱熹吕祖谦等人编写的《近思录》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大致脉络。而在《伊洛渊源录》一文中,朱熹把北宋理学分为三大流派:张载的“关学”、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而明朝初年的大儒宋濂、王祎等人在奉命修《元史》,把两宋理学分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一脉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是礼教纲常与“存天理,灭人欲”。其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最大的差异在于,树立了“天理”这一宇宙本体论。先秦儒学没有讨论宇宙本源问题,只是关心人世的礼乐仁义。两汉经学更多是注疏与阐发儒家经典,而没有过多讨论地形而上的宇宙本源等哲学问题。程朱理学通过自己的宇宙本体论来推导出人性论,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使得儒学的理论体系空前完善。

尽管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自居,但就事论事,它们与先秦的孔孟之道早已相去甚远,融合了佛教与道家的思想成分。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种融合佛道的儒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儒学,也是华夏文化发展的顶峰,所以他将宋朝的理学定义为新儒学。

陈寅恪先生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如西洋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外邦传入的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贡献很大,是促进宋元时代文化艺术大繁荣的重要因素。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新儒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主干。过去的学者常以汉唐为盛世,以宋元为衰世,贬低宋元时期的学术文章。陈寅恪对此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才是高峰。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儒学将历代儒家的社会观念、伦理道德、人生信仰、生命价值观融入一个高度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体系。这种更加逻辑化、抽象化、哲学化的新儒学体系,充分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发展需求。用抽象化、概念化的“天理”取代了以往粗略而模糊的天命观,堪称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次重大突破。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儒学在维护封建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逐渐扭曲与僵化,不仅束缚了读书人的思考能力,也催生出不少遭到近代学者猛烈抨击的封建糟粕。作为官方主流学说,新儒学的僵化也是造成中国近现代落后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