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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0
捌 王导为何号称“江左夷吾”
东晋老百姓有句谚语叫“王与马,共天下”。“马”指的是东晋皇族司马氏,“王”指的是从北方南渡的士族门阀琅琊王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琅琊王氏都是司马氏皇族的支柱。这个格局始于西晋灭亡而东晋刚刚建立之时,第一个与司马家共天下的“王”是王导。
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东晋开国元勋之一,是当时极富盛名的政治家与书法家。他出身士族名门琅玡王氏。琅琊王氏可以追溯到秦朝武成侯王翦。王翦被秦始皇尊以师礼,先后攻灭赵、燕、楚三国,并南征百越。秦朝灭亡后,琅琊王氏逐渐在两汉兴起,在东晋时进入了鼎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导和他兄长王敦。
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早年与王导关系友善。“永嘉之乱”摧毁了西晋王朝,剩下的司马氏皇族与朝臣不得不南迁避祸。司马睿在北方士族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下即位。王导兄弟凭借拥立之功,权倾朝野,于是司马睿在登基大典那天突然拉着王导一同接受群臣朝贺,甚至当时表示愿与琅琊王氏共享江山。但王导十分清醒,极力推辞,才打消了司马睿的念头。
但晋元帝终生对王导非常尊敬,他不仅称王导为“仲父”,还常常亲临王导府邸,对其夫人也十分礼遇。甚至在王导上朝时,晋元帝都会把君臣尊卑之礼丢到一边,主动起身相迎。
王导历经晋元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一直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在他的努力下,东晋王朝的秩序变得安定,并且形成了门阀政治格局。东晋人对其功绩十分推崇。例如,同时期的士族大臣桓彝赞叹道:“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另一士族出身的大臣温峤则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于是,王导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江左夷吾”。
江左,又名江东,主要指今天的皖南、皖东、苏南、浙江、赣东北等地。东晋以健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疆域大体在淮河、长江以南,腹心地带在以健康为中心的江左地区。而管夷吾指的是春秋早期齐桓公时的政治家、战略家管仲(字夷吾)。因此,“江左夷吾”的意思是说王导对晋朝的功劳和影响力如同管夷吾之于齐国。
清朝学者王鸣盛对此颇感奇怪——在他们看来,王导除了拥立晋元帝外,并没做什么举世瞩目的政治,却得到时人如此推崇,很是不可思议。清人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管仲是一位开创新时代的伟大人物。
管仲生活的年代,礼崩乐坏,诸侯纷争,齐国因内乱而动荡不安,恰好四夷势力强盛,从四面八方入侵中原,甚至连周王室所在的河洛地区,都有不少戎狄部族扎根。周王室无力组织诸侯联军应战,而各诸侯国也无力击退潮水般涌入的戎狄。
后来,齐桓公重用管仲进行改革。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不仅国富兵强,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合诸夏之力击退了四方夷狄,成就了春秋首霸的美名。孔子曾感叹道:如果不是管仲的功劳,整个华夏族群都会变成披发左衽的夷狄,华夏文明也不复存在。管仲因此得到世人推崇。不仅战国人将管仲与商鞅并称为两大治国能手,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也自比“管仲”。
至于王导,在他执政期间的东晋并没有太多战国秦汉三国式的轰轰烈烈的功业,将其称之为“江左夷吾”,似乎有过誉之嫌。
故而,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惧妇为蔡谟所嘲,乃斥之云:‘吾少游洛中,何知有蔡克儿?’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为门阀尔。”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晋书·王导传》有六千多字,很多滥美之词。但王导看似一代名臣,其实没做成什么大事,只不过是让琅琊王氏变成东晋门阀,子孙占据官位罢了。
但陈寅恪先生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以证明王导的贡献配得上“江左夷吾”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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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批评王鸣盛见解乖谬,王导实际上是汉民族的大功臣。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对于这个评价,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
东汉末年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原为曹魏臣子的司马氏先灭了蜀汉,后来又篡夺了曹魏江山,最终平定东吴,建立了西晋王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但作为被征服者,吴蜀之人对西晋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不同。蜀人对新王朝比较认同,而吴人的抵触情绪较强。特别是吴国最后灭亡,风土人情与北方差异极大,又有长江险阻,再加上江左士族豪强多,很容易对西晋统治造成隐患。
陈寅恪先生认为:“吴、蜀之人对洛阳统治政权态度不同,谁与被征服时间之长短有关,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
蜀汉与曹魏是死敌关系,但两国统治者的阶级属性比较接近。曹操出身寒族,而非士族门阀。他以法家思想治国,采取抑制豪强,提拔寒族人才的政策。而刘备自称是汉朝中山靖王之后,但传到他这一代,宗室光环早已淡化,与平民寒族没什么两样。诸葛亮是诸葛丰的后人,其家世相传的学问也是倾向于寒族的法家。故而,魏、蜀两国的治国方针大体接近,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东吴则不然,自从建国以来就依靠江淮地区的强宗大族,在政治上采取放纵豪强的政策,故而东吴的政治基本上被江左地方豪族所掌控。西晋灭吴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这股顽固的地方势力,江左豪族与北方士族的地域之见很浓厚。而东吴政权因特殊地理环境形成的政治格局,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五朝。
“永嘉之乱”迫使西晋皇室从中原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司马氏皇族与随行南下的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到了江东士族控制的地盘建立新王朝,这势必会引发南北地域冲突。
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元帝者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在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
江左从孙吴时期就是江东士族的主场。晋元帝及王导等北方士族都是外来户。以顾荣为代表的江东士族若是拒绝其定居于此,只怕世上再无东晋王朝。
王导的功绩恰恰在此,他积极促成南下的北方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的合作。双方本着同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共识达成协议,放弃此前的旧怨与猜忌,合作建立了东晋王朝,共抗南下的五胡。假如晋元帝君臣没能站稳脚跟,就不会有后来东晋及南朝雄踞南方三百年的历史格局,而元朝也许就不是第一个异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甚至,连华夏文明会不会从此中断,都要打个问号。
所谓征服者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征服者直接摧毁被征服者的文明,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东晋保留了正统的汉文明成果,并以华夏正朔的感召力影响着落入胡尘的北方地区,让留在中原的汉人士族没有被彻底胡化。而入寇中原的五胡纷纷效仿晋朝典章制度,建立自己的封建化政权。这些游牧民族的汉化之路由此开启,而假如没有东晋,也许“河朔胡化”的一幕会在全天下上演。如此一来,后来就不会出现海纳百川、汉胡融合的盛唐气象。
管仲的霸业以尊王攘夷为本,齐桓公称其为“仲父”,而王导也被晋元帝称为“仲父”。他与南北士族共同建立东晋王朝后,也计划要收复中原。虽然这个远大的理想没有实现,但从保护华夏文明火种的角度说,王导功不可没。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晋的大功臣王导完全有资格被晋人尊称为“江左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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