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述河朔胡化观点的专著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柒 “河朔胡化”是近代史家首创的观点吗陈寅恪先生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河朔胡化”对“安史之乱”以及后来河朔藩镇割据有着深远的影响。“胡化说”是其代表性观点之一。按照《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胡化说”可以视为陈寅恪先生独创的学说。陈寅恪先生的“胡化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发扬了唐宋学者的观点。唐朝人对“河朔胡化”有着直观的认识。

柒 “河朔胡化”是近代史家首创的观点吗

陈寅恪先生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

“河朔胡化”对“安史之乱”以及后来河朔藩镇割据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区的“胡化”并不是指胡人居民为主，汉人反而成为少数民族，而是当地胡汉居民的风俗文化远离中原汉文化。古代中国一直很重视夏夷之防，但夏与夷之别，或者说是汉胡差异并不是单纯从血缘来看，更多是从文化来看。

陈寅恪先生研究史学时非常注意“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他曾指出：“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是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当时所谓汉胡之别，更多是指文化上的“胡化”或“汉化”，而不是民族成分本身。祖上胡人却全面接受汉文化，像汉人一样生活，就算是汉人。反之，祖上是汉人却按照游牧民族的习俗生活，按照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就算是胡人。所以在当时，叫汉名的可能是胡化汉人，叫胡名的也可能是汉化胡人，而后者更接近汉文化的实质。古人说“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北朝虽是胡人（鲜卑）建立，但其统治的百姓与贵族官僚有很多汉人。例如，北魏孝文帝亲政之前，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和重臣李冲就是汉人。他们对孝文帝的影响极大，也是推动太和改制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乱华的五胡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汉化。

例如，在“永嘉之乱”中颠覆西晋王朝的匈奴首领刘渊（前赵开国君主），自幼兼修文武，拜汉人经学家为老师。除了祖上出身南匈奴（即王昭君和亲那一支归顺东汉的匈奴）外，他与正宗的汉人几乎没什么区别，且长期在西晋王朝做官。也就是说，西晋时的匈奴人与战国秦汉讨伐的纯游牧民族匈奴，其实不是一回事。

刘渊起兵倒晋时，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号。两汉早已灭亡，但汉官威仪与汉军威武，依然存在于天下百姓的记忆中。刘渊认为匈奴祖上与汉朝约为兄弟，进行联姻，自己算是汉朝皇族刘氏的外甥。如今做兄长的汉朝已灭亡，做弟弟的匈奴理应复兴兄长的基业。因此，他新建立的政权最初叫“汉”（后来改为赵，史称前赵），追认三国蜀汉后主刘禅为先祖，以求晋朝的汉人百姓拥戴。

尽管如此，当时高度汉化的匈奴人依然被晋人视为异族。因为历史还没发展到匈奴部众的游牧民族特征完全被汉人同化的阶段。五胡贵族汉化程度高，但下层人民依然保持着异族风情。所以，汉胡的民族差异还没缩小到能忽略不计的地步。

虽然北魏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政策，但由北魏分裂而成的北齐与北周却反其道而行之，推行胡化运动。北周统治者是胡人，借由胡化运动形成了胡汉一体化的关陇集团。北齐高氏皇族则是胡化汉人，其胡化运动对后来的“河朔胡化”影响极深。

北朝的胡化运动一直延续到了中唐时朝。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汉化的逆流。他认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唐朝李氏皇族源出北周的关陇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魏八柱国李虎那一代是胡化的汉人。唐高祖李渊则因隋朝的汉化政策，而渐渐脱去了鲜卑色彩，但其岳父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是胡人，这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带有胡人血统。太宗皇后长孙氏及其兄长孙无忌则是高度汉化胡人，但其母高氏又是汉人。由此可见，初唐统治者堪称汉人与汉化胡人深度融合的成果。

尽管如此，李唐皇族依然被史家视为汉人，唐朝也被视为汉人王朝。因为无论血缘中包含多少胡人成分，无论多么推崇“华夷如一”，李唐皇族的文化认同依然是华夏汉文明本位立场。

据《新唐书》载：“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唐太宗时四夷内附，朝廷设置了都督府，以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虽然登记了户籍，但其赋税贡品大多不上交户部。唐朝对周边各族的治理方式很松散，这为后来唐与诸族的纠纷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贞观十三年，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暗中集结部众协助持突利可汗之子贺罗鹘进攻太宗皇帝的御营……在镇压这次反叛后，太宗后悔将东突厥余部众安置在内地，便下诏将其遣回河北等地，并在定襄城建立官署，任命忠于唐朝的突厥人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作为当地长官。

太宗对侍臣感慨道：“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唐太宗曾经意气风发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想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来解决汉胡矛盾，故而不采纳魏征、李大亮、褚遂良等大臣“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思路。但此时他却感慨道：汉人百姓才是天下的根本，四方夷狄只是枝叶，过去的政策是重枝叶而动摇了根本，难以维持长治久安。由此可知，融合胡人血统的唐朝统治者依然以维护中原汉文化为立国之本，而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把文化认同作为判断汉胡归属依据的主要原因。(www.chuimin.cn)

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研究古代历史时应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入手。他指出：“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因此，他的中古史研究文章着眼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胡化说”是其代表性观点之一。

按照《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胡化说”可以视为陈寅恪先生独创的学说。众多研究者也认为，陈寅恪先生对“种族与文化”的讨论开启了学术界的一个思路。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很准确。因为早在宋朝时就有史学家对“河朔胡化”问题有所论述。而更早的唐朝人也对社会上的“胡化”现象印象深刻。陈寅恪先生的“胡化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发扬了唐宋学者的观点。

唐朝人对“河朔胡化”有着直观的认识。《新唐书》称“天下视河朔若夷狄然”。刘禹锡曾经发问：“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

黄河以北地区的地势重要而兵强马壮，但当时的人们都把那里当成夷狄之地，而非大唐内地。就连藩镇节度使田弘正也在给朝廷的上表中坦言：“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这句话的意思即是说，“安史之乱”后，这片土地已经高度胡化。

在近代以前，宋朝的史学十分发达。陈寅恪先生认为，“宋贤史学，古今罕匹”。他特别推崇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称赞《资治通鉴》这部史学作品是体大思精。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了不少河朔地区将军的民族成分。例如，安禄山是“营州杂胡”，即多族混血的胡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的母亲是高丽人李怀玉的姑姑，所以李怀玉推荐他做节度使；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是奚族人；李忠臣的裨将李重倩也是奚族人；河朔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出身于回鹘阿布思部；卢龙节度使张公素的大将李茂勋与王庭凑是同一民族。上述河朔将领分布于唐朝不同皇帝时期，族属不同，但都是胡人。

据《资治通鉴·穆宗长庆元年条》记载：“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河朔地区的士兵骄纵成性，强悍难以治理。这是时人眼中典型的胡人作风。

《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四年》载：“（河朔地区）沂、海、兖、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使，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骂将卒辄曰：‘反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王遂是外地人，他性格急躁，治军严酷，用比平常更大的杖来责打当地将卒，常常骂他们是“反虏”。这个“虏”不是指俘虏，而是对胡人的贬称。这件事从侧面说明，河朔人士在外地人眼中，就是桀骜多叛的胡人。

史料反映出的“河朔风俗”并不仅仅是文人的评价，更是朝廷的认识。例如，《资治通鉴·武宗会昌三年》载：“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河朔地区的胡人风俗积重难返，所以朝廷很难有效治理那里，只能放任其传袭。杜牧在《战论》《守论》等政论中就对“河朔胡化”问题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又对司马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的“臣光曰”中写道：“（河朔地区的）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封爵授禄、官吏废置，生杀予夺等中央朝廷才有的权力，在河朔地区无法执行。那里的政令不是出自中央，而是出自实际上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本土势力。河朔的骄兵悍将经常发生“下克上”事件，所以在高位者整天担心下级哗变，一旦出现破绽就可能被屠灭殆尽。

司马光认为，“河朔风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以“礼”（代指汉文化）治军。也就是说，没有对那里进行彻底的汉化。

由此可见，唐宋史家对“河朔胡化”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深入的认识。陈寅恪先生的“胡化说”主要是来源于司马光、欧阳修等宋贤史家的观点。对于这点，陈寅恪先生自己也曾表示：“吾国近年之学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总之，“胡化说”这个理论并不是陈寅恪凭空独创的，而是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学术养分。

陈寅恪论述河朔胡化观点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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