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古代曾汉化的胡人有哪些

2024-01-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陆历史上只有胡人被“汉化”吗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哪怕在异族入住中原的漫漫低谷，也会凭借文化的力量反过来同化征服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改易汉俗”的政策。也就是说，这几个姓氏的当代人虽然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是“汉”，但祖上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因此，孝文帝此举对全面汉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然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胡人汉化现象，也有汉人胡化现象，前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陆历史上只有胡人被“汉化”吗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哪怕在异族入住中原的漫漫低谷，也会凭借文化的力量反过来同化征服者。这就是所谓“征服者最终将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曾以种族文化理论解释道：“精神文化方面犹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前面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又称“孝文帝汉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有：推行均田制，推行户调制，改革旧官制与法律，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南迁到洛阳，改鲜卑习俗为汉俗，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改易汉俗”的政策。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计划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不准朝中鲜卑贵族说鲜卑话，统一改说汉话。

这可以说是汉化计划中最重要的政策。语言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忘却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变成另一个民族。胡人汉化就是遵循着这个规律。据《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下诏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北语”，即鲜卑话；“正音”，即汉话。孝文帝考虑到执行难度，对三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太严格的要求，但对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在朝堂上讲“北语”而不说“正音”，就要贬黜。

第二，把鲜卑姓氏改为汉人姓氏。

北魏王朝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皇族本姓拓跋，但和宇文泰同为八柱国的广陵王元欣，却姓“元”，这就是太和汉化的结果。在孝文帝的带头示范下，拓拔皇族改成了元姓，独孤改成了刘姓，丘穆棱改成了穆姓，步六孤改成了陆姓，贺赖改成了贺姓，贺楼改成了楼姓。也就是说，这几个姓氏的当代人虽然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是“汉”，但祖上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后来的权臣宇文泰为了打造关陇集团，赐予胡汉大臣鲜卑姓氏，此举就是为了平息鲜卑人对孝文帝改汉姓的不满。但隋朝建立后，有鲜卑名字的汉人杨坚又恢复了孝文帝的政策。

第三，在新都洛阳修建孔庙，像汉人一样尊奉孔圣人，封赏孔子后裔，推行儒学教化。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成为汉文化的主流。前述的山东士族大多是经学世家，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功底，这也使得他们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保留着一种文化贵族的优越感。此前的北魏王朝虽然重用了不少汉人知识分子，但并没有像正统的汉人王朝那样尊儒尊孔。因此，孝文帝此举对全面汉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以太和改制为转折点，汉胡融合速度空前提升。至隋唐两朝，连赫赫皇族也是汉胡混血。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海纳百川之功力。

然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胡人汉化现象，也有汉人胡化现象，前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指出：“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散离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东突厥默啜可汗晚年时，其部众多有逃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朔地区的胡人力量减弱。当初东突厥复兴时，毗邻游牧文明圈的河朔地区就饱受胡人铁蹄蹂躏，而在草原帝国衰败后，逃离四散的各种胡人部落也依据河朔地区，久而久之，当地的汉人民户也受到影响，风俗由汉转胡，不同于祖上的老传统。于是这片汉地变成了混杂多民族的胡化区域。(www.chuimin.cn)

显然，汉文化的强大消融能力在唐时的河朔地区并没有起作用。那里不但没能同化诸胡移民，反而被移民的风俗文化给同化。对于这点，唐朝名臣魏征倒是有所预见。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李勣大破东突厥，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部众多有归降者。唐太宗召开朝会讨论怎样安置这些胡人。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即朔方一带）。这个意见马上招致秘书监魏征的强烈反对。

魏征说：“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古到今，匈奴（此处指包括东突厥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没遭受过这么大的惨败，这是上天要剿灭匈奴，也是我大唐兵威神武。匈奴世代入寇中原边疆，与百姓结仇无数。陛下考虑到他们是主动归降，不可以赶尽杀绝。这样的话，可以将其遣送到黄河以北，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上。这些异族人面兽心，强大时就做寇盗，弱小时就对中原俯首称臣，不顾恩义是他们的天性。所以，秦汉以匈奴为大患，常派猛将出击，将其在黄河以南的地盘收为郡县。如今，陛下让匈奴居住在中原内地，且一次就安置几万甚至十万人，而过了几年，匈奴的人口就会翻倍。他们居住在我肘腋之地，靠近京城，必定会成为大唐的心腹之患。因此，不能把匈奴安置在河南地。

温彦博则认为，如果不怜悯归降的东突厥余部，将其弃之不顾，不是胸怀天下的王者该做的事。总之，应当以宽大为怀，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并尊重其土俗。

据《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记载，魏征并没有被说服。他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魏征提到的恰恰是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当初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时，各种胡人部落就分别聚居于各郡县。江统建议晋武帝将诸胡逐出塞外，但晋武帝没采纳。短短数年之后，诸胡势力渐涨，大量渗透到了中原河洛地区。后来西晋爆发了八万之乱，内附晋朝的诸胡先是追随不同的司马氏诸王打内战，后来趁着中原元气大伤，反客为主，发起了“永嘉之乱”。魏征认为，让突厥余部居住河南地，势必会引发“永嘉之乱”的惨状。

尽管唐太宗最终没有听从魏征的意见，但魏征的预言在后来算是应验了。

早在秦汉之时，河南地，即河朔一直是华夏故地，在“永嘉之乱”后才被胡人政权控制。汉胡杂糅的北朝，也致力于以汉文化推动各族融合，可是从初唐开始，河朔地区先后接纳了东突厥、契丹、奚等胡人部众。他们繁衍旺盛，导致当地的汉人民户也渐渐胡化。

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岂得仅如旧史所载，一出于李林甫固位之私谋而已耶？”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河朔地区各族已经脱离汉化，反而比唐朝之前更加“胡化”。该地民族众多，治情复杂，很容易出现问题。故而，大唐朝廷为了维护松散的羁縻统治，往往会挑选兼具军事才能与外交手腕的复合型人才。安禄山能征善战，通晓多族语言，又是混血的胡人，在当时来说，的确是治理河朔的上佳选择。

由此看来，唐玄宗和李林甫任命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让他统领河朔地区，不完全是因为被其阿谀奉承所迷惑，也是因为他的确适合治理这个高度胡化的区域。

人们常常赞美盛唐的开放气度，仰慕各国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入朝为官的包容精神，感慨华夏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以壮大自己的深厚功力。但恰恰在这个“华夷如一”的唐朝时期，好不容易恢复汉化的河朔地区重新走向胡化，从而与长安、洛阳及东南形成了两个文化差异较大的区域。

陆古代曾汉化的胡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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