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创刊20周年纪念文丛

沈　荣^[2]

一、引言

“每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条件和影响，也决定了媒介的状况和特点。”^[3]

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以后的历史，不管从本身的剧变，还是从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来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年代。无论是洋务运动、辛亥革命，还是后来所有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没有像这10多年一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4]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媒介最先感知到这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并且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自身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新闻评论工作伴随着时代潮流与中国新闻事业的革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报刊评论的品种不断增加，特别是署名的专栏评论迅速地发展起来。“自1978年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市的报纸上，各种类型的评论专栏越来越普遍，首先兴起的是专栏小言论。”^[5]但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评论专栏主要是群言专栏和集体专栏，至于个人评论专栏，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新闻界除《新民晚报》的“未晚谈”、《河北日报》的“杨柳青”等少数几个栏目外，仍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到了一个“我们正在过大关”^[6]的时期:经济方面，正式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开放方面，进入到一个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政治方面，民主与法治理念已经成为国人共识并逐步付之实践，公民权利得到强调，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言论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大。但是，毋庸讳言，大量长期困扰我们的矛盾、冲突与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企业效率低下、下岗人员增多、腐败丛生、生态恶化……因此，最近的十余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步与困扰、成就与问题、探索与失败、希望与挫折交织盘结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与时代里，中国新闻事业同样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媒介产业市场化的进程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报刊告别靠行政拨款生存的日子进入了市场，新创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中国新闻事业既充满激烈的竞争，又显得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大批报刊仍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生存，充分竞争的媒介市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

上述宏观的社会背景和中观的媒介环境给近十年中国报刊新闻评论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如此这般极端矛盾却又相生相克的现象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发生，迫使我们正视他们，与它们共存。”^[7]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冲突性要求报刊增强新闻评论的阐释引导功能，社会阶层的分化要求新闻评论注意细分化后目标读者的不同利益与需求，公民民主意识逐步萌发要求报刊尊重读者表达意见、发表言论的权利，激烈的媒介竞争要求报刊开发利用更多的可以吸引读者的新闻评论形态。个人专栏评论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与社会需要下快速发展，其主要表现有:

1.设立个人评论专栏的报刊的数量迅速增加，直接进入报刊市场争夺读者与广告的市场化报刊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积极。

2.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中国报刊界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个人专栏作家，他们正在成为活跃于中国报刊界、深受读者喜爱的报坛“明星”。

3.个人专栏评论以其鲜明的特色吸引了大批忠诚的读者，使其逐渐成为所在报刊争夺读者、赢得市场的一把“利器”。

二、个人专栏评论的历史回顾

个人专栏评论是指由个人固定撰写、署作者姓名、以一定周期刊登在报刊相对固定的版面位置、以专栏形式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个人专栏评论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发端于18世纪初英国早期报纸出现之际。

(一)国外个人专栏评论回溯

从世界范围看，个人专栏评论作为报刊言论的一种形态迄今为止已经有约300年的历史，它首先诞生于世界近现代报刊的发源地——英国。大约在19世纪初，一部分英国文学界人士开始在报刊上定期撰写随笔、小品文等，一般认为，这是个人专栏评论的发轫。^[8]当代个人专栏评论大国美国的报纸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开始设立个人专栏的，最初的专栏作家主要是撰写家庭题材的女性作家、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以及幽默作家。

19世纪80年代后，众多撰稿人云集芝加哥开始自己的专栏作家生涯，他们“把专栏文章看成‘包罗万象’的东西，有机智，有诗意，有感触，也有对新闻人物和事件的评论。”^[9]代表人物是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他自1893年10月7日起先后在《芝加哥晚邮报》(Chicago Evening Post)和《芝加哥新闻》(Chicago Journal)的周六或周日版上开辟专栏。他在专栏文章中塑造了一个爱谈论时事的酒吧老板杜利先生(Mr Dooley)的形象，通过杜利的言谈表达对生活在芝加哥贫民窟的爱尔兰人的同情，猛烈抨击社会不公正现象。邓恩被誉为“作为美国第一位并且最优秀的城市幽默作家，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10]

20世纪中叶以后，严肃的时政性个人专栏评论开始出现，个人专栏评论由此奠定了它今后在报界的地位，“《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3年指出:‘社论版过去的影响力已转移到专栏作家。’”^[11]这种严肃的时事个人专栏评论一改以往专栏文章内容包罗万象，带有较强娱乐性与文艺性的面貌，评论新近的新闻时事，它属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新闻性个人专栏评论。

这一时期美国个人专栏评论的代表人物是4位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的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马克·沙利文(Mark Sullivan)、《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弗兰克·R·肯特(Frank R.Kent)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尤以李普曼最为著名。1931年，沃尔特·李普曼在结束了《世界报》社论版主编的职务后，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他的著名论坛“今日与明日”(Today and Tomorrow)是“第一个完全用于阐述观点的政治专栏”^[12]，先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持续了36年(1931～1967年)，并通过辛迪加在美国及世界各国200多家报刊上刊登，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专栏。

20世纪30年代个人专栏评论迅速发展与当时美国社会与报业状况密切相关。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旨在拯救美国社会经济危机的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酝酿之中，读者热切地希望从报纸上看到更多关于时局的解释性报道。但是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美国报纸财力匮乏，大部分地方报纸无力向首都华盛顿派驻记者。于是，一些报纸联合起来与华盛顿的撰稿人签订合同，由后者按照约定的日程向报纸提供专栏文章。这样，读者得以从地方报纸上获悉华盛顿时事的详细情况，专栏作家也由此获得比过去广泛得多的读者群，而报纸则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有分量、高质量的文章。因此，这种供稿形式逐步被美国报界所采用，并促生了一种类似通讯社的新机构——专栏辛迪加，它的工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并出售个人专栏评论。李普曼后来总结说:“要不是那个历史性的变化，我相信，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这一个职业就不会得到发展。”^[13]

(二)中国个人专栏评论的传统

中国报刊具有高度重视言论工作的优良传统。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出现不久，言论便被视为报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874年1月5日，中国历史第一份以政论闻名的报纸《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在此后的10年里，王韬在该报“中外新闻”栏内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评说市政、鼓吹改良的言论，有人称王韬为“我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个专栏作家”。^[14]但是“中外新闻”栏除刊登言论外还登载广东省以外的国内新闻和国外通讯社电讯译稿，不能算作纯粹的言论专栏。中国第一批言论专栏诞生于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上，例如《时务报》的“时务报馆文编”、《国闻报》的“本馆论说”和《湘报》的“南学会问答”等，“言论专栏的设置是维新派对报刊评论发展的一个贡献……言论专栏的出现，标志着报刊评论在报纸上的地位已趋稳固，它同时也促进了评论文体的发展，使其分类逐渐明朗化。”^[15]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个人经营评论专栏最为著名的当属邹韬奋。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开始，邹韬奋一生主编过7份报刊，共撰写过千余篇报刊评论，尤其以“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两个专栏特别受读者欢迎。

此外，中国报刊评论最引人注目的社论(或社评)同样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因为各家报刊社论往往由报社的几位主笔执笔，各报的社论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文风笔调都与主笔者密不可分，即代表报社发言，又显示执笔者的个人见地，主笔的个人才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论的成败。“主笔是报刊的台柱，其言论质量的高低与报刊影响的大小成正比。”^[16]例如，《大公报》的社论与张季鸾是息息相关的，他自1926年起接办《大公报》至病逝，主持该报笔政长达15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社评主要是由他撰写，或由其口述要点，他人执笔。因此，这种带有强烈个人烙印的社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专栏评论，但也可以说是个人专栏评论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成绩证实，报纸言论的生命力是寄寓在有个性的声音自由交流的基础上的。”^[17]

新中国成立以后，专栏评论在继承和发扬优良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一种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的杂文专栏流行于当时的报刊。其代表是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开辟的“三家村札记”。这两个专栏的文章一部分“是以知识性、艺术性为主，兼有思想性的散文小品著作，即随笔小品文部分……第二部分即一般习称作鲁迅式的以思想性、批判性为核心的杂文，也即通称杂文部分”。^[18]其写作特点是，常常借助典故寓言，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迂回曲折地对社会和工作中的弊端进行批评和劝喻，融知识性、思想性和针对性于一体。

改革开放后，以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的面世为标志(此前有《哈尔滨日报》的“大家谈”)，署名的专栏评论重新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以作者数量为标准，专栏评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群言专栏，指向社会公开，欢迎读者自由投稿，由报社择优编辑刊登的专栏;第二，集体专栏，由少数几位作者共同经营的专栏;第三，个人专栏，顾名思义，指由个人独自担纲主持的专栏。这一时期署名专栏评论成长的主体是群言专栏，代表有《光明日报》的“今日话题”、《解放军报》的“集思广益”、《北京日报》的“文明小议”、《工人日报》的“观察与思考”等。

但是，由个人经营的专栏评论也显露出渐趋活跃的迹象:一方面，老牌的个人专栏重新焕发活力，如林放开笔于1943年6月18日的“未晚谈”随着《新民晚报》在1982年1月复刊而复出，每周撰写2至4篇，说理辛辣幽默，见地深刻独到，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新的个人评论专栏不断问世。1980年2月，微音在《羊城晚报》写下第一篇“街谈巷议”，到现在已经20多年，“街谈巷议”已经成为《羊城晚报》的名牌，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高度关注民生、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敢言”形象。创刊于1983年1月1日的《经济日报》比较重视设立个人评论专栏，先后出现直接以个人命名的专栏，如“尚德专栏”、“冯并专栏”等，而设立于1988年1月的“每周经济观察”在1995年也改由阎卡林个人经营，署名“卡林”。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个人评论专栏的状况是数量少、质量高，它在中国报刊还不是普遍现象，仍处于一个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初始阶段。

三、个人专栏评论的特点

(一)强烈鲜明的个人色彩

个人专栏评论，顾名思义，是由一个人单独撰写的专栏评论，这一点是它与社论、评论员文章、群言专栏和集体专栏评论最基本的区别所在。由于专栏的经营者是特定的某个人，选题立论、说理论述、语言文风等完全靠专栏作家自己把握，其中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爱好憎恶、才情思想，因而个人专栏评论肯定带有鲜明强烈的个人色彩。事实上，个人专栏评论也恰恰是在有意识地大力张扬和突出这种个人色彩。

1.明确亮出作者身份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报刊上相当比例的新闻评论是不署名的，即使署名，有时也是集体署名，作者常常“隐身”在作品的背后。个人专栏评论则打破了这一惯例，把作者当做评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推到了读者面前，而且还特意以作者姓名命名专栏，以手写体署名，甚至通过刊登作者照片等方式突出作者在专栏写作中的主角地位。例如，《经济日报》上的个人专栏喜欢用作者姓名做专栏名称，1988年有杨尚德的“尚德专栏”、冯并的“冯并专栏”，现在又郑庆东的“庆东观察”、杨林林的“林林视界”、薛小和的“小和访谈”。2000年1月1日，百年老报香港《大公报》在历史首次以个人名字为栏名，为马铃开设了“马铃专栏”，并且配发作者照片。而期刊则由于版面充裕、印刷质量过关，刊登专栏作家照片的现象比报纸更为普遍。例如《财经》，几乎所有评论性文章都配发作者照片。

个人专栏评论署名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体现了尊重评论作者的编辑思想，有利于增强评论作者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调动其积极性，努力写出体现自己实力、具有较高质量的文章;第二，它能拉近评论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使评论更具亲和力，可培养读者的忠诚感。

2.表达专栏作家个人观点

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体裁更多的是代表报社编辑部(党报社论还代表同级党委与政府)就所评论的问题发表观点。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这些评论时也更多的是将文章的立场和观点当成报社编辑部，甚至是当作党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而个人专栏评论则不同，它自始至终以个人身份对时事新闻、社会事件、焦点问题表达意见。读者在阅读时也不会把个人专栏评论与编辑部、党和政府直接联系起来。

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现实生活广阔而复杂，事件与问题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党、政府和报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问题表明立场与看法。在一些不适宜代表某一级组织或媒介编辑部表态的问题上，以个人身份发言的个人专栏评论能够各抒己见，充分发扬民主，可以在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中发现真理，为读者释疑解惑。《人民日报》前评论部主任范荣康曾说:“许多问题，发社论、发评论员文章、发短评，甚至发编者按，都言重了，用个人署名的形式在专栏里评论一番比较得体。”^[19]

3.写作融入个人化因素

由于发言的身份是个人而非集体，个人专栏评论在写作时的自由度更大，发挥空间更广，灵活性更强，能够名正言顺地把个人融入到评论之中去。美国新闻学者康拉德·芬克(Conrad C.Fink)说:“专栏作家比起社论撰稿人来说有着巨大的优势:他们能运用个人轶事使得文章具有人情味，以此吸引读者去阅读他们本来有可能避开的严肃题材。”^[20]我国的新闻评论学研究学者也认为，个人专栏评论与其他评论的区别之一，是“我”进入了评论，这有助于克服评论的“官气”，有助于克服评论“千文一面”的通病，有助于克服评论题材狭隘的毛病。^[21]比如，《纽约时报》外交问题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一篇专栏文章即是以一段家庭对话开头的:

当我为后天的外出采访做准备时，十多岁的女儿问我要去哪里。

“以色列”，我答道。

“为什么你非去那里不可呢?”她担心地皱起了眉头。

天呀，我想，自从年轻时代起，我就经常访问以色列，而我那生在耶路撒冷的女儿——当时我任《时报》驻当地分社社长——现在却误以为它是科索沃(当时科索沃战争正酣——作者注)。^[22]

文章接下来由女儿对以色列的陌生，联想到巴以冲突各方缺乏了解与沟通，分析了这种思想的隔阂与陌生对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的影响。严肃的国际问题以一件家庭生活的小事为由头，使可能让普通读者倍感枯燥的内容与问题变得贴近读者生活与经历，可读性大大增强。

(二)丰富多彩的题材内容

因为专栏作家队伍的广泛性，不同的专栏作家“术业有专攻”，喜爱特定领域的选题，因此就整体而言，在“写什么”上，个人专栏评论几乎触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等领域。以本世纪初中国报刊的个人专栏评论为例，专门性个人专栏，经济领域有胡舒立在《财经》的“财经观察”、邢海洋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投资物语”等;体育领域有毕熙东在《中国青年报》的“熙东评论”、董路在《足球报》的“无关崇高”等;社会文化领域有沈宏非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思想工作”、牛春梅在《北京现代商报》的“文化别论”;国际政治领域有东方更夫在《中国经济时报》的“更夫专栏”;信息产业领域有方兴东在《中国经营报》的“方兴东专栏”等等。经营这类个人专栏的作者要么是某领域的专家或资深人士，要么是长期报道某领域的资深记者，非常熟悉本领域的情况、规律与趋势，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还有一些个人专栏本身就是综合性的，话题上至国家大政方针、国计民生，下至百姓衣食住行、家长里短。这类个人专栏的例子很多，如《新民晚报》林放的“未晚谈”、《河北日报》由储瑞耕主笔的“杨柳青”、《羊城晚报》微音主笔的“街谈巷议”等。它们涉及的选题不拘泥于特定领域，在分析某一问题时，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多维思考。

(三)姹紫嫣红的写作风格

俗语说“文如其人”、“千人千面”，作者队伍的广泛性、选题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个人专栏评论写作风格的多样性。由于专栏作家性格、阅历、立场等因素不同，他们所写的文章的风格也是各具特色的，这就使个人专栏评论在整体上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特点:有的是快言快语，干脆利落，如陈小川在《中国青年报》的“小川快语”，专栏名称就表明了文风所在;有的是娓娓而谈，平易近人，如微音的“街谈巷议”;有的是富于知识性，充满思考与分析，如经济学家胡祖六在《财经》杂志上的“海外经济”，文章以坚实的学理为基础，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有的富有浓厚的都市气息，如沈宏非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个人专栏评论，其话题选择、思维逻辑与语言风格都符合“新生代”读者的口味;有的锋芒毕露，明快犀利，胡舒立的“财经观察”一如其《财经》的办刊风格，透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四)相对固定的版面形式(www.chuimin.cn)

“专栏”，这一名称最初得自它的版面呈现形式。19世纪上半期，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在排版印刷时为了固定字模必须在中间嵌入铅条，印刷出来的报纸就被从上贯下地分为若干栏(column)。标题和文章不能跨栏排版，只能在一栏之内由上至下走文，这也就是所谓的“垂直式版面”。为了在版面上突出特定作者的文章，报纸便将版面上的一栏专门刊登他的作品，于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作者便被称为“专栏作家”(columnist)，其作品也被叫做“专栏”。直到今天，一些恪守传统的报纸，如《华尔街日报》还保留着这种版面呈现形式。

今天，报纸版面设计经历了彩色化、模块化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通过特定的版面形式来强化专栏的做法依然存在。首先，个人专栏评论是以相对固定的周期刊登在报纸上;其次，它在版面上的位置也相对固定;再次，编辑通常采取字体变体、加框等版面语言对专栏加以突出。

《河北日报》“杨柳青”专栏主笔储瑞耕曾经指出一些专栏因为忽视版面呈现形式而存在问题。

……作为专栏还有其他要素，有些报纸就注意不够了。

比如，相当固定的版面位置和明显的标识，有的报纸就不注意，位置时而在一版，时而又在二版或其他版，又无明显标识。如此，读者读起来很费事，受众也实在难以认定你是一个“专”栏。

又比如，相对固定的周期，有的报纸也不大注意，说是一周一期，有点又成了半月，少数甚至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期，这怎么能说是“专栏”呢?^[23]

四、个人专栏评论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电视业中，盛行主持人明星制，明星主持人就是一档节目的招牌和灵魂，是吸引观众收看节目的“法宝”之一，那么好的专栏作家就是报纸的“明星主持人”，好的个人专栏评论就是报纸的一档“名牌栏目”。

(一)提供多样化观点，营造民主气氛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分化出诸多阶层与团体，对同一问题，不同的阶层或个人总是有着不同的观点与意见。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是公众讨论公共事务与问题的重要场所。它应尽可能发表来自社会多方面的观点，帮助读者理性地认识时间。在这一方面，个人专栏评论对报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这是因为后几种评论形式，尤其是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往往传递的是党、政府或媒介编辑部的意见，带有较强的政策阐释和工作指导性质。个人专栏评论则不同，一方面它的作者队伍广泛，不同的作者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进行思想的交锋与碰撞;另一方面它是以作者个人身份发言，不是由上而下式地发号施令，可以营造出一种平等讨论、生动活泼的气氛。

在国外，自1830年代大众报纸兴起以来，美国报界逐渐摆脱了政党报刊党同伐异的陋习，标榜新闻编辑方针的“中立”、“平衡”与“不偏不倚”。为了实践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社会理念与原则，一些严肃大报在通过社论传播报社观点的同时通常要聘请持不同观点的专栏作家在本报开设专栏，使得报纸传递的观点保持多样化。例如，1931年，倾向于共和党保守派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费尽周折聘请在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李普曼为该报写作专栏文章。“纽约市面上主要的自由派社论撰写人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最受人尊敬的共和党的报纸上，这件事引起了预期的反响。”^[24]于是，该报被认为维持了新闻媒介应有的公正、平衡原则而广受称赞，美国著名报人威廉·艾伦·怀特赞许说:“沃尔特·李普曼的军号在美国最主要的右翼报纸的专栏文章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会团结全国思想自由和向前迈进的人。”^[25]

(二)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培养读者忠诚感

个人专栏评论都是署名的，提供的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它使读者感觉到自己是在与专栏作家进行个人间的交流。许多报纸正是通过成功的专栏来吸引固定的读者群。专栏作家确实也赢得了读者的忠诚，优秀的个人专栏评论文章吸引了成千上万双眼睛，成功的专栏评论作家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许多读者在阅读报刊时，首先阅读的就是自己喜爱的专栏评论作家的作品。美国新闻学研究者说:“许多报纸正是通过成功的专栏吸引了大量固定读者。专栏作家确实也赢得了读者的忠诚，尤其是体育专栏作家，他们通常会要求最高额的薪水，因为他们能为报纸吸引住最多的读者。专栏作家的名字在报纸上频频亮相，他们的读者来信来电的数量也是在报社中最引人注目的，甚至许多知名人士也打来电话。”^[26]

(三)丰富言论层次，增加报刊内容

从言论所代表的意见主体来看，一份报刊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这是代表党和政府、媒介编辑部的声音，显示集体的影响力;第二层是个人专栏评论，传递作者个人的观点，但是这个作者不是普通读者，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专业的声音;第三层是读者的声音，散见于读者来论和来信之中，代表普通群众的呼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报刊言论更多的强调言论的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功能，这导致第一层次的言论形式畸形发展，而第二、三层次的言论形式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使言论层次略显单薄，不够丰富。10年来，在群言专栏评论与集体专栏评论兴起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个人专栏评论，能够加强中国报刊第二和第三层次的言论，使三个层次的言论得到协调发展，媒介上既有政府的声音，又有个人的观点;既有官方的政策，又有民间的呼声;既有媒介的判断，又有专家的意见。

(四)培养明星队伍，提升稿件质量

西方新闻学认为:“个人专栏是人类偶像崇拜的习性造成的。”^[27]这句话固然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它在一个侧面指出了名牌记者与专栏作家对报刊吸引读者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新闻环境较过去宽松许多，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中国媒介从业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条件与空间。对报社而言，开辟个人言论专栏，可以鼓励和培养本报年轻编辑、记者成为专栏作家，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繁荣媒介言论做好人才准备。对于作者来说，固定专栏意味着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可以在一个固定的版面位置，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就某一题材进行持续的写作，既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又可在写作上获得一定的成就感，愿意花精力来经营。

在报业竞争加剧、稿源日趋吃紧的形势下，对编辑来说，推出个人评论专栏也是提高编辑工作效率与稿件质量的一个对策。个人专栏在约稿上可以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性，使报刊编辑工作进入集约化流程，减轻扩版导致工作量加大的压力。由于专栏作家大都具有一定的名望，其业务水平一般被业界认可，所以稿件质量比较有保证，编辑可以少花费一些省却逐篇推敲加工的精力，文字风格与形式要求上也不必过多费心。

【注释】

[1]本文写于2012年6月。

[2]作者系人民法院报社编辑。

[3]［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展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涂光晋:《广播电视评论学》，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6]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

[7]同注①，第24页。

[8]Margaret A.Blanchard，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Fitzroy Dearborn，1998，p.439.

[9]［美］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

[10]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Sixth Edition.New York:Bartleby com，2001(网络版)。

[11]米歇尔·舒德逊:《探索新闻》，台湾地区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2～153页。

[12]［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滨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13]［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滨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14]顾勇华、陈杰编著:《中国新闻评论名篇选析》，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15]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16]同注①，第224页。

[17]陈陶然:《略论大众传播时代印刷媒介的评论个性化》，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2001年第3期，第64页。

[18]曾彦修:《九州忍泪读“燕山”——邓拓〈燕山夜话〉新版代序》，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第46页。

[19]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20]［美］康拉德·芬克:《新闻评论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21]于宁、李德民:《怎样写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22]Walls，New York Time，2001.9.11，A22.

[23]储瑞耕:《论“专栏”》，载《中华新闻报》2002年7月1日，第3版。

[24]［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滨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

[25]［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滨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

[26]Newson，Doug，Wollert，James，A.Media Writing，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322～323.

[27]曹鹏:《个人专栏:为报纸副刊增添个性特色》，载《新闻与写作》2001年第7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