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僧侣：大中东行纪，人类文明史

2024-0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王与僧侣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文明史的第一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写下的。在最早出现“国家”的美索不达米亚，上层是武士，其次是僧侣，然后是从事种植和手工艺的平民，最下层是奴隶。初期的国家实行“共和”；但在修渠、灌田、建庙和御敌等任务面前，出现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国王”。东罗马帝国因为接近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所以受到东方的影响较大；武士阶级高于僧侣阶级，君权高于教权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

国王与僧侣

阶级社会的出现

人类文明史的第一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写下的。

在居无定所、倚赖采集果实和猎捕动物生存的原始社会中，个人不可能积聚财产，所以私有财产的概念并不存在。进入农业生产的文明时代以后，有了多余粮食或家禽，个人可以累积财产。一些人也因而可以专门从事管理、战斗、工艺和贩卖等工作。在城邦时代之前，这些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却远远高于这个比例。有财产的人可以获得较好的武器，控制其他人，从而获取更多财产。于是，早期的平等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

在最早出现“国家”的美索不达米亚，上层是武士，其次是僧侣，然后是从事种植和手工艺的平民，最下层是奴隶。初期的国家实行“共和”；但在修渠、灌田、建庙和御敌等任务面前，出现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国王”。国王有文官帮他规划和管理，武士为他对外作战和对内震慑。

但是平民为什么会甘心情愿地向国王纳税，并且在外敌来袭时为他战斗呢？原因是他们要崇敬本地的神，为神修建庙宇，还要在外敌入侵时保卫神庙，以免自己的神被人亵渎。为了更好地管理庙宇、观察天象和敬拜神灵，就需要受过训练的僧侣阶级。

僧侣一般是社会上层出身，能读能写，能策划能指挥。神庙拥有地产，又有信众奉献的礼金，所以僧侣一般生活舒适，是既有社会制度的支持者。

欧洲：君权与教权的博弈

罗马帝国的皇帝不是世袭，而是由军事和政治寡头彼此互选。君士坦丁皇帝迁都希腊不久，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在4世纪末奉基督教为国教。

东罗马帝国形成了拜占庭传统。皇帝掌握军政大权，教会分为若干教区，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是教会的精神领袖，对皇帝没有多少影响力。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和他那马戏班舞女出身但足智多谋的皇后蒂奥多拉把自己宣扬成头上戴有光环的圣人，也暗示他们是耶稣的继承人。东罗马帝国因为接近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所以受到东方的影响较大；武士阶级高于僧侣阶级，君权高于教权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

公元476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攻陷，西罗马帝国灭亡。此后整个西欧陷于无序状态长达三个世纪。这段时间西欧唯一能够保存文化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组织，就是以罗马的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因而教会在西欧具有崇高的地位。

公元800年，天主教会的“教皇（Pope）”为感谢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曼（Charlemagne）出兵解围，替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但这只是良好的祝愿；查理曼去世之后，“神圣罗马帝国”随即瓦解。

在封建割据盛行之际，罗马教会的教皇也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军队；他既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又是一个地方政权的君王。教皇国（Papal State）与它周边的封建公国常有战争，所以领土时大时小。这个历史残留至今：地占罗马市一角的梵蒂冈既是天主教教廷（Holy See）之所在，又是一个与许多国家都有外交关系的独立主权国。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中世纪的欧洲曾有封建王公企图建立统一的大国，譬如10世纪中叶的日耳曼强人奥托一世（Otto I the Great），但他还是需要教会认可他的“罗马皇帝”封号。也曾有教皇为了加强教会的权威而向世俗的君权挑战，譬如11世纪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为此与那些不愿受日耳曼国王亨利第四控制的贵族结成同盟。由此可见，欧洲封建时期宗教和政治的关系错综纠缠，难以分开。

16世纪由日耳曼地区开始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引起了将近一百年的宗教战争，但是没有改变宗教与政治难以分割的事实。战争后的妥协是听由各地君主为他们领土上的臣民在新教（Protestantism）与旧教（Roman Catholicism）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欧洲的宗教版图与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三个政治区域大致吻合：天主教（Catholic Church）区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直接控制的地区；新教（Protestant）区主要在当初不受罗马帝国控制的莱茵河以北；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地区则是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但未能完全威慑的海岛上。这个局面是地理决定历史的极佳例证。

进入17世纪，欧洲的君权和教权仍然相互渗透。路易十三在位时，使法国走向君主集权的强势宰相黎塞留（Richelieu）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而历代英国国王同时也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www.chuimin.cn)

经过17、18世纪理性主义及启蒙运动的洗礼，19世纪出现了一个君权与教权同时下降的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欧洲。（当今的伊丽莎白女王具有君主与教主的双重身份，但是两个头衔都没有实权。）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现代宗教秩序的催生者。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他们所组成的国家不应遵奉任何宗教。这确是欧洲历史的一大转折，它开始向中国式的世俗化国家体制迈步。

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

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开创伊斯兰教。他既是接受真主天启的先知，又是世间穆斯林社群的领袖。穆罕默德之后的继承人，即哈里发，也都具有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的双重身份，是“真主在世上的影子”，管理人间所有事务。

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和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时期的哈里发，以及后来兼任哈里发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是政教合一的代表人物。在这一千三百年间，虽然拥兵自立的地方政权始终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质疑政教合一制度的声音。是以雄霸一方的“君王”一般都不敢僭越哈里发；在各地方政权的辖区内每星期五的聚礼中，会先为哈里发祈祷，然后再提地方王者的名字。

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传统。今天的伊斯兰国家多数都把政治领袖和宗教权威分开，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两个显著而重要的例外。尤其是伊朗，为了贯彻伊斯兰教义在国家各个方面的体现，伊朗设有由教士领导的多范畴多层次的组织，监督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运作。

在当今各个伊斯兰国家里，都有一部分人或是出于对宗教传统的执著，或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希望恢复当年的哈里发国家，不分民族，只看宗教，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思潮很难消灭，但是真正获得实行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神职人员”的苏维埃模式

俄罗斯在10世纪受到希腊教士的宣化而信奉基督教，并由此创制了西里尔字母，教士享有崇高的地位。18世纪初彼得大帝革新，教士受到国家权力的规管，宗教礼仪也在彼得大帝的推动下有所变更。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力求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君权高于教权的拜占庭传统。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列宁等出身于东正教家庭，托洛茨基等是犹太人。这些无神论的革命者为了确保共产党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制订了由政治委员（Commissar）领导的制度。继承列宁的是东正教神学院出身的斯大林。他非常了解宗教在群众中的作用，所以很注重意识形态，强调具有“神职人员”功能的政治工作干部的重要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基本消失，俄罗斯正教复苏。普金当选总统以后，承认幼时曾被祖母送进教堂领洗，身上一直带着一个十字架。他很支持俄罗斯正教的重建，但是鉴于彼得大帝的传统和七十年的苏维埃统治，俄罗斯教会只有与政府合作才能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的“僧侣阶级”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没有宗教战争，更没有君权和教权之争。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上层什么都不信，下层什么都信。

佛教早期在中国流传时，佛教高僧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不依国法，佛法难立”。世俗政权绝对高于宗教组织，但是传统上中国的世俗力量并不迫害宗教力量。“文化革命”是在中国历史中短暂的例外。

目前，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已经从人们的脑中消失。可能由于社会上层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就热衷于追求金钱和权位；因为一般老百姓什么都信，所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五花八门的信仰十分盛行。这固然是“兼容性”的表现，也是大众心灵空虚的反映。

过去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具有“僧侣阶级”教化百姓的功能。今天中国各地的“士大夫”们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既具有“君权”，又掌握“教权”；教化的职能当然就落到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头上。希望这些当代的“士大夫”们，能够针对当前全社会的虚妄和浮躁，起振聋发聩之效，尽劝化引导之责，帮助普通百姓在面对生活压力的同时，找到一个宁静而祥和的心灵家园。

国王与僧侣：大中东行纪，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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