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及其作用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子系统。教育作为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及其他子系统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即本质之间的关系。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就是指教育活动过程与整个社会及其他子系统的活动过程，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必然联系。

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可以这样表述：“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适应，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要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这条规律，也可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并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起作用。”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当前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它一方面“受制约”，另一方面“起作用”。两者之中，“受制约”是前提，“起作用”是目的。受制约，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如果不受制约，违反规律，就不能有效地起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一　教育受社会发展制约

教育受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所制约，只是就其主要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而言。实际上，制约教育的因素是很多的。重要的有生产力与科技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还有人口、民族、宗教等因素以及并非纯属社会因素的地理、资源、生态环境等等。

（一）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科技水平，虽不完全等同于生产力水平，因为生产力水平还要受其他因素如资源、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等等所制约。但现代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决定于科技发展水平。

对于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来说，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作用，尤为明显。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例如，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我国的产业必须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高等教育就必须相应地创办或增办高新科技专业。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以及各所高等学校的教育资源不同，高新科技专业不宜一哄而上，还应保留大量的传统的工程技术专业。当然，这些专业在课程与教材上，也应及时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与科技成就，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又如，机械与电机、电器、电子类专业，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上，机、电分开设置专业是合理的，但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没有掌握好电子知识技能，就很难搞好机械的设计、生产与维修，机与电有结合设置专业的趋势。由机、电分家到机、电结合，都是为适应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需要。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专业，虽不培养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科技人才，教学内容一般也不直接反映科技水平。但不论是发展规模与速度、教学手段的运用，都要受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所制约。尤其是管理类的专业，其教学内容更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无法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也很难成为合格的财经管理人才。

（二）社会制度与高等教育。

社会制度是直接制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因素。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我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高等教育就必须从适应计划经济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这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则是两种建立在不同生产关系上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但要制约高等教育的体制，而且决定了办学的方向、培养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社会学科的教学内容。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潜在的制约因素。文化传统，对学校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都有广泛的影响；其他社会因素对教育的制约因素，往往也要通过文化传统的中介或折射。为什么生产力相当、社会制度相似的国家，教育模式、教育管理体制，不完全相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集权制，有的则是分权制；在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上，有的重学术，有的重技术；这些，都与其本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不无关系。外来文化，同样对高等教育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日本、韩国、新加坡来说，是外来文化，而现在已成为它们的文化传统中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也是外来文化，如今则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起主导作用。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制约作用是潜在的。教育目标的制订、教育模式的形成、教学内容的选择、教育评估的标准，都要通过人来进行，而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文化传统，包括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心理倾向等等，已积淀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起作用。外来文化，一旦被认同之后，也同样积淀于思想意识之中并起作用。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往往是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共存。因此，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要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批判、选择、继承、借鉴问题。

此外，人口、民族、宗教以及地理、资源、生态环境等等因素，都对教育的发展直接地或间接地、全面的或局部的起制约作用。例如，人口的数量与密度，显然是义务教育布局所要考虑的基本条件；地理则不但是中小学校布局所应考虑的条件，也是职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的建校与设置专业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院校，是否必须设在农村，就是一个地理环境的争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民情风俗；在学校课堂上不能宣传宗教，但宗教却从外部或明或隐地影响学校教育；至于资源，更是全面地制约着教育的发展速度与发展重点；生态环境，则是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然，这些制约因素不是同一层次，它们所起的制约作用，也不是同等力度。但都是研究教育问题、制订教育发展战略时所应考虑的。

二　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

教育与社会相适应所包含的意义的另一方面是教育必须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作用，也就是为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正是正确地表述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

（一）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www.chuimin.cn)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教育最基本的经济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3]当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时候，教育的这种作用并不显著，提高劳动能力主要依靠体力强壮。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教育的作用就越来越显著、越重要。在生产过程中起积极的、能动的作用的劳动力，越来越需要专门的培训。而专门的培训，又必须建立在一定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这样就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了近代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的系统。

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已经不只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普通工人或技术工人，还包括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人员、专家、科学家。他们一方面直接参加到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流程的设计、运转以及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将科学知识物化为现代化生产工具，并从事技术革命与创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现代化生产的组织管理人员，也成为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人员。不论是普通工人、技术工人、技术人员、专家、科学家以及组织管理人员，都要通过一定层次的教育来培养。高等教育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上，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以至人们把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衡量一国的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教育为社会制度建设服务。

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不只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制度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制度集中表现了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构成了社会制度的主体。教育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的是培养人才以维护、改革、调整、完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就是教育为社会制度建设服务的功能。

教育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于培养合格的公民和社会管理人才，包括经济部门和政治部门的干部。

公民是社会制度的基石，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的改革与发展，都要依靠全体公民共同努力。维护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履行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的合格公民，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所以，任何国家，总是把培养公民的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的基本责任。教育的基本政治功能就是用一定社会的政治观、道德观、法律知识、行为规范教育学生，使之成为合格的公民，以群策群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四项基本原则和文化科学知识、社会道德规范教育学生，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社会生活能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社会管理人才，是社会制度的骨干。任何国家，都要培养实现国家意志的政治统治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西欧中世纪大学设科培养人才，除医科外，其他各科，就是为培养官吏、法官、牧师而设。到了现代，政治经济日趋复杂，社会管理部门各有所专，需要大批治国的政务、事务专家，高等学校适应这种需要，政法、财经、管理各类科系在高等学校中占有很大比例。我国建国之初，因受“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思想影响，一度削减政法、财经各类专业，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化的需要。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选拔领导干部，除革命化、年轻化之外，还要求知识化、专业化。高等学校要为经济、政治各部门输送文化水平高、有专业知识能力的青年；更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民主法制加强，对外活动频繁，所以80年代以来，大量增设政法、财经、管理以及应用文科各类专业，学生数量成倍增长。大批青年社会管理人才，正在成长为改革和发展的骨干力量。从现象看，这些科类专业之所以成为热门，是由于就业机会多而好；从实质看，正是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的外部关系规律在起作用。

（三）教育为文化发展服务。

教育为文化发展服务，主要体现于对文化的传承、选择、创造上。

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伦理道德规范、科学技术知识，有计划地传递给下一代人。正是由于教育活动，人类的文化才能一代又一代地承接下去而不致中断。

但是，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所积累的文化知识不可胜计，而学生受教育的年期有限，即使是“终生教育”，也不可能把前人所积累的文化知识都传递给后人。同时，任何文化，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又有陈旧落后的东西。不应一古脑都传递给后人，必须有所选择。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华整理、继承、传播、发扬；而对于所不需要的糟粕剔除、摒弃。这就是说，文化制约教育，教育选择文化。在文化选择上，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因为高等教育学科门类很多，遍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视野广阔；高等教育居于各级教育的最高层次，它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与影响力。一般说，其他层次教育的文化选择，是在高等教育选择的范围内进行再选择。高等教育，通过制度培养目标、设置专业与课程、编写大纲与教材，以及教师群体和校园文化，对文化进行有效的选择。

如果说，文化选择是各级教育共同的文化功能，高等教育的选择作用不过特别重要而已。那么，文化的创造，则主要由高等教育来承担，普通教育一般上只要求其将所选择的文化精华传递给学生。高等教育通过科学研究和种种创造性的活动，能够不断地创新文化。这是由高等教育的特殊地位与有利条件所赋予的。

在高等学校中，集中了一大批学有所专的专家学者，学科领域齐全，科研力量集中，有利于开展基础理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所以大学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更由于大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大学教师学术视野较为宽阔，大学生、研究生来自四方八面，求新好奇，反应敏捷，校园经常成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中心。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重组、融合中，高等教育有创造新文化的机遇。这种创造活动，一般是渐进的、曲折的。有的是悄悄地在实验室一点一滴地积累，有的是在脸红耳赤的学术争论中闪光，有的是在小心求证之后审慎地提出来。开始时只作为亚文化存在，经过一段时间，大量的是经不起考验而消失，只是一些经过曲折的路程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或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变化一般是一个新质代替旧质的渐变过程。但有时也借助于政治、经济的剧变而形成急风暴雨式的冲击，在中国现当代，五四运动、解放战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几次文化剧变的时机。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倾向借助于剧变的时机而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剧变之后，往往会有反复，需要重新反思、评价。

高等教育所创造的新文化，总的说是积极的、超前的。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使高等教育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中国当前，则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中，高等教育也得到发展。但有的只是沉渣泛起，旧瓶换新，并非文化创新；有时还会有回流、暗礁，形成旋涡。引导文化健康发展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神圣的责任。

对制约教育的其他社会因素，教育也起广泛的作用。例如，人口素质的提高、民族团结与进步、生态环境的治理、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以上所论述的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各级各类教育都应遵循的，对于高等教育，尤为重要。因为高等教育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将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起骨干作用。一个国家文化科学的水平，最终取决于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也取决于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是主要的构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