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一　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产生，是与中国近代初期多事之秋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殆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19世纪中叶，欧风美雨的东渐，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得清政府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被迫打开了国门。同时，为了“不受人欺蒙”^[2]，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仿同文馆之例，又陆续于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广方言馆。

同文馆的产生，在客观上昭示了以科举进仕的旧教育制度走向衰亡，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高等教育在中国悄然崛起。促使同文馆问世的直接原因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商业上与洋人交往日益频繁，急需有自己的翻译人才。因此，起初同文馆不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附属机关，充其量只是为当时外交事务服务。

同文馆是一所培养译员的专科学校，即外国语学堂，学制8年，设立数年之后，课程内容由文科向实科发展，逐渐成为一所综合性的专科学校（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的课程绝大部分是崭新的，能反映中国正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要求，如“微分积分”、“航海测算”^[3]等。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它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因此，它的创设可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确切地说，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过渡性高等学校。所谓“过渡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相对于后来的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等较为正规的大学而言；二是它自身逐渐从文科向实科发展，变成多科性学校，最后演变为正规大学。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4]。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只学西方技术，不研究学术、不改革政治，难以图强。这实质上是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一种清算。维新派李端棻指出：“夫二十年来……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5]新思想指导新行动，于是，近代中国从开始学西文、西艺到中日甲午战争后学西政、西学，从办理专科学堂到举办多科性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等学校的创立，与这种认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其教学内容完全不同于以“儒学”为主课的旧式学校。它除了“中学”之外，特别注意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并以外语和先进的科技科目为主课。该学堂的开办是由盛宣怀奏议、光绪帝亲自批准，由国家举办。学校经费由国家拨款，学生一切费用也是由国家负担。^[6]因此，天津中西学堂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学。

1898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其后，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一度停办，旋即复办。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第一个办学章程中规定的办学方针，主要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不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7]据此方针，它设置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1909年该校发展成为设有经学、文学、法政、工、农、商、医、格致共8科的多科性大学。各科除经学科由各省保送荐贡考入外，一律由预科及译学馆毕业升入。至此，京师大学堂才算具有世界通行的大学雏形，它虽非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学，却是近代中国最著名、最正式完备的公立大学。

除中西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之外，19世纪末中国还建立了诸如求是书院、山西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万木草堂、通艺学堂和时务学堂等一批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堂或书院。它们的纷纷建立，在客观上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数十年的历程是坎坷的。起初，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地位的重要性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尤其是当局者所认识。如前所述，清政府是以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设立新式高等学校的。虽然近代每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会激起清统治者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屈尊”地想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交织着精神上的民族自大和物质上的民族自卑。“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便是一个明证。这一倾向比较具体地反映到教育上，如大学士倭仁抵制创办同文馆的奏议，其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8]显然，倭仁之流是极端顽固守旧的，甚至连“技艺”都不屑一顾，而这种落后思想，在当时朝廷上颇有影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1862年士大夫中极少有人愿意报考同文馆，以及为何报考者会遭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然无归”，严复此语，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夜郎自大、麻木不仁的社会心理定势直至辛亥革命前仍然大有市场。即使当时有个别杰出人士意欲把近代高等学校摆到重要的地位也是枉然，更何况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始终把持着领导权。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发展，几近天真幻想，而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当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政治腐败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在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在外部环境方面，近代中国狼烟四起、政局动荡，清政府内外交困。高等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实属必然。

尽管如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仍具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文馆毕竟开了创办新学校的先河。如果说同文馆的产生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初创阶段，那么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校的设立，则表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转入形成时期。它们对当时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培养了我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同时对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也具有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就高等教育自身而论，最深刻的影响与作用，当然莫过于这些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改革及对旧观念产生的有形与无形的冲击。

二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1911年武昌起义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中华民国诞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随着清朝被推翻而从此寿终正寝。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亡，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经历了短暂的38年。在这38年里，社会的变迁剧烈，高等教育也随社会历史潮流，进行了许多弃旧迎新且承上启下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出自中国社会嬗变的需要，而且还受到国外教育学说的冲击与影响。换言之，一方面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在摒弃以往封建主义旧教育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教育，另一方面要在中西教育思想的碰撞中赋予高等教育新生命，这就决定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盘根错节、跌宕起伏的复杂性。这里仅对有关总体情况作一简要评价。

按照这段历史的发展轨迹，通常划分为3个时期：1912年1月至4月民国之初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4月至1928年前后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时期。相应地，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民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教育变革、北洋政府时期的复古教育、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民国时期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性质不同的高等教育，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高等教育，这一专题将另行阐述。

民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教育变革，是在极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当时，虽然推翻了年代久远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旧思想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新政权虽然建立，然而新思想的形成，又必须有个过程。高等教育的新旧更替，正是这种深刻变革的演绎。

在教育思想方面，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当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著名教育家、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孙、蔡二人的教育思想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新思想。蔡元培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修正，提出著名的5项教育宗旨，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5项教育宗旨与孙中山的教育主张，有许多是一致的。例如，关于军国民教育，蔡元培认为：“我国强邻逼处，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9]这与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一文中所述“诸君欲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精神也”^[10]等言论，大致相同。关于实利主义教育，其实质是对封建教育令人皓首穷经却无益社会的诟病，主张学有所用，既要有利于个人掌握谋生之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利于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与孙中山关于一个人求学是应为国家、社会服务而不能以个人利权为目的之主张基本吻合。至于公民道德教育，两人更有很多相同的言论。不过，一为务实的政治家，一为做学问的思想家。蔡元培所主张的世界观教育与美感教育，在孙中山的教育言论中则涉及较少。

在教育措施方面，当时改革首先从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入手，而且行动迅速。1912年1月19日，才成立10天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此后不久，关于高等教育的运行，教育部电告各省：“本部高等以上各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各地方高等以上学校，应令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黄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种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此外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采用。”^[11]由此可知，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被忽视，正如同年3月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通知各省所言：“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才而培国脉？”^[12]振兴的措施还体现在孙中山对上海中国公学解决经费问题的支持和对女子受教育的激励等方面。

总之，清朝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新的旅程。取消了“忠君”等旧教育宗旨，这是辞旧。建立新学制——1912年至1913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制定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公布了高等学校设置的若干新规定，如《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而且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准许私人设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所有这些都是立新，并成为后来的模式。可以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教育的种种思想与举措，影响了整个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1912年4月1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专制政权随之建立，并持续了16年之久。

袁世凯在教育上曾一度掀起历史逆流。1913年他发布了“尊孔祀孔令”，将《壬子癸丑学制》已剔除的读经尊孔内容，又重新列入教学科目之中。1915年他又颁布了《教育要旨》和《教育纲要》，强调“法孔孟”、“戒躁进”等。^[13]这时袁世凯正在谋划登基称帝，其用心在于全面推翻辛亥革命后已有的教育变革，为其封建复辟铺石开路。然而，他的倒行逆施仅在客观上暂时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也加速了他自身的败亡。继起的以黎元洪为大总统的北京政府，慑于民意，宣布撤消《教育要旨》、《教育纲要》等，中国高等教育继续蹒跚而行。

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14]民国元年即1912年中国大学及独立学院仅有4所，专科学校多达111所；1915年大学增至10所，专科学校减少至94所；1925年大学增至50所，专科学校减少至58所。这一方面说明辛亥革命前的数年间，由于洋务派创设专科学校和1906年清政府大力推行法政教育以准备实行宪政，使专科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09年高等法科专门学校就有47所；另一方面说明了辛亥革命后虽然高等学校在数量上无甚进展，但是不少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这与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大有关系。

“壬戌学制”即“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公布，其实是民国时期教育上的一件大事。此学制从发布之日起，除个别地方有过小的修改变动之外，基本上被沿用了20余年直至民国末年。它既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有关教育改革的深刻影响，也受到来自美国的杜威、孟禄等西方教育家在中国各地讲学传播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它汇总了辛亥革命后教育改革的成果，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效仿美国教育，一些地方不符国情。这一学制列出7项教育标准：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总体观之，这些教育标准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较之过去确有令人振奋之处。然而涉及一些具体实施问题，诸如“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在当时中国社会秩序尚不稳定、高等教育还处于幼稚时期的情况下，由各校自行决定开设形形色色大量的选修课，势必造成混乱。尽管如此，继1912年至1913年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之后，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富有总结性、建设性和实践性地揭开中国现代教育新的一幕，其注重面向现代社会、关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等合理内核，即使在今天仍然应当肯定。

从1927年算起的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可粗略地划分为3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之前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1937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1945年至1949年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具有重建与为以后发展规定方向的性质，后两个阶段则更多地带有承前以及战时性质。

相对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而言，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宗旨和教育法规等得以重新制订，从而使教育制度、管理办法也越来越完备。高等学校的科类、层次和数量等等都有较为显著的进展。但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等旨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做法，同时也成为有别于从前高等教育的“特色”，这无疑给当时的高等教育在学术性与民主性等方面蒙上一层阴影。

无独有偶，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学校系统》与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一样，也有7条原则：①根据本国国情。②适应民生需要。③提高教育效率。④提高学科标准。⑤谋个性之发展。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留地方伸缩之可能。两相对照，可知二者一脉相承，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在注重国情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有进步之功。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其后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这些高等教育法规后来都随时局的变化而作了相应的修订，它们对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起了规范作用，甚至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也仍然沿用之。

历史统计资料表明，^[15]1928年中国高等学校（包括专科学校）有74所，在校大学生数为2.5万人，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有205所，在校大学生数达15.5万人。这一时期高校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占很大比重。例如，1947年在125所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私立学校约占44%，而在私立学校中接受外国教育津贴的又约占34%。另外，高校分布极不合理，41%设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和广州6个城市。国立大学的40%、私立大学的46%设在沿海地区，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极少。

总的来看，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在组织、规模、法规等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但在教育方针、政策等方面亦存极大弊端，甚至有些是退步。例如，蒋介石从其统治利益出发，对一些陈旧的传统教条情有独钟，排斥甚至杀害教育界进步人士，等等，这类逆反世界潮流、不得人心的做法，其实是自掘坟墓，并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全面失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力图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教育试验，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的努力与贡献不可否认。

概言之，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在近40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大环境下，既有追求时代涛头的精华，也有落后于时代要求的糟粕，经受了昨天与今天、战争与和平之间纷繁的考验与洗礼，形成了一段色彩斑斓的高等教育演进史，留给后人颇多值得钩沉深思的东西。

三　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

从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在这二十几年中，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随着社会形势的需要而产生、发展。早在中共“一大”、“二大”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便对教育提出了有关纲领和主张，后来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以及解放区高等教育兴起壮大，是这些纲领和主张的发展与具体实施。毋庸置疑，这些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虽然不太正规，但事实上它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为推翻旧世界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并且这些人才后来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也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了解革命战争时期这些具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高等教育，知往鉴来，对于我们认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确实是必要的一个环节。

这类高等教育机构计有：1925年成立的中法大学；1926年成立的劳动学院；1933年成立的工农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2年设立的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后于1934年分类，其中一所为高级师范学校；1936年设立的抗日红军大学和1937年1月设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其前身皆为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9月成立的陕北公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1年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3年后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和行政学院等也都合并到延安大学，该校因此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党校；1945年成立北方大学；1948年成立华中大学、建设大学和华北大学；1949年设立人民革命大学。另外，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俄文学院和民族学院，等等。

纵观上述高等教育，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相对于当时国民政府所办的高等教育而言，它们始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堪称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中国共产党首先明确提出教育方针，当属1934年毛泽东在《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概括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为最早，其中第一条就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6]这一方针从此贯穿于革命战争期间我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之中。举例来说，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颇负盛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该校教育方针的第一句话便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7]，其教学内容以马列主义为主体之一。此外，较早在四川重庆开办的中法大学，学生主要是青年团员和要求进步的青年，主要课程有《共产主义A· B·C》等。

其次，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和军事教育上。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当时革命形势不断需要一批又一批党政干部和军事干部分不开的。从“一切为了苏维埃”到抗日救国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特点从未间断。

以工农红军大学为例，该校的教育方针十分明白：“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18]教育内容也极具“倾斜”性：从政治和军事任务出发，一方面开设《党的建设》、《红军政治工作》、《野战条例》等课程，另一方面学生也到前线收集总结作战经验和参加教导团以及查阶级等工作。这些学生中后来有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韦国清、彭雪枫、宋任穷和程子华等。实际上，工农红军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由该校发展更名而来的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东北军政大学，后来也都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了理论与实际并重办学这一特色。据统计，抗大总校在8年抗战中培养了万余名党政军干部，加上各分校共培养了20余万名抗日军政干部；东北军政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培养了数万名军政干部。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学用结合之指导思想和办学方针所获得的成功。这一特点也同样鲜明地表现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其他学校。(www.chuimin.cn)

再次，办学讲求短、平、快，与时局的发展变化几近同步。

短，指学习期限较短。譬如，苏维埃大学设有土地、教育、司法等8个特别班，为根据地培养高级干部，学习期限只有半年。另外还有普通班，学习期限也有严格规定。再如，抗大于1936年6月在瓦窑堡举办第1期学员开学典礼，后因“西安事变”急需大批干部投身抗战热潮，所以这些学员的学习至该年12月底即告结束，学习时间总共只有半年。延安大学的修业年限一般也是两年左右。

平，指办学的平民化。在招生方面，苏维埃大学的入学资格很简明，规定特别班招收的学员，不分民族和性别，年龄在16岁以上，在根据地有关部门工作半年以上表现良好者，都可报考；陕北公学招收第1期学生时，全国各地和来自东南亚的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前来报考。全国解放在即，1949年一年中就有20余万人到各大行政区设立的人民革命大学就学。在办学形式方面，可谓因陋就简，因校制宜。抗大实行“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方针，学生们边学习边抗日，还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其他有的学校还以自动学习法、互相帮助法和集体研究法等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

快，指快速反应地办学，培养人才以应急需。如前所述，工农红军大学→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东北军政大学，这一学校的演变、发展和及时地适应形势要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分析以上史实，不难看出，若以正规的水平衡量，这些高等教育顶多也只能算是专科水平，然而正是这些并非那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生力军，为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删繁就简、学以致用地培养造就了方方面面的人才，做出了青史垂名堪称奇迹的重大贡献。其办学特点及成效，值得后人认真研究总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它对新中国建立后的高等教育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亦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出评价。

关于正面影响，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等等。关于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某些仅适用于战争年代的做法却嫁接到建设时代，由此产生出一些短期行为。例如，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本来并不错，但在一段时期内诸如“手上有老茧”之类登峰造极的入学条件却大失科学性；建国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理工科人才，因而格外注重这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这本来也是对的，但因此而大大忽视文科政法乃至财经科类人才的培养，以致留下诸多“后遗症”。诚然，笼统地把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误，归咎于革命战争时期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副作用，这样过于片面，毕竟还存在着许多现实原因。然而，历史是不可割断的，在肯定优良传统得以弘扬的同时，由于外部条件有了巨变，传统的内隐的误导也必须明智地指出。

四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从新中国宣告成立至今，已历40余年。在这数十年里，高等教育的起落基本上是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因此，新中国高等教育可作如下分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这两个时期也可合并为一，即通常所称的接管、改造、发展的17年。接下来是“文革”十年中受到严重摧残的高等教育；此后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高等教育。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除了十年“文革”这一非常时期，改革与发展一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主题。

1949年至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除旧布新”四个字。这段时期的高等教育是在中外两种经验之下进行改革与发展的：一是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育经验；二是学习和借助当时苏联的教育经验。前已略有所述，革命战争时期高等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实际的经验，此时又得到充分体现：废除了国民党设立的“党义”、“公民”等旧课程和旧教材，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发展史”等新课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时事，进行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等等。高等教育在学习当时苏联经验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其一是推崇当时苏联的教育理论与经验，移植该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其二是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诚然，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况且中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因此有必要引用以往有效的经验以及时称“老大哥”的苏联的先进经验，历史也证明了这些经验对于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起过相当重要且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国情也不同。所以，一些事物不可生搬硬套，否则效果不好。以院系调整为例，其目的原本是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为重点，实现全国一盘棋，并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矫枉过正，砍掉了不少在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科专业，导致财经、管理和政法等专业严重萎缩。并且，出现了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相互割裂的现象，不少高校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口径”太小。这些偏差对后来的高等教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不良影响。

1958年至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其实是“除旧布新”的后一阶段。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是调整，其中也有两件事情最为重要和著名：一是高教工作与经济工作一样，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二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60条”）。在1961年至1963年的大幅度调整中，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裁并为407所，在校生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经过调整，高等教育以新的面貌稳健发展，质量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客观而言，这一阶段尤其是前期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反右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1958年发动的所谓“教育革命”又错误地批判和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高教事业相应地遭到挫折，而这场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教育革命”维持了3年之久。“左”倾错误使得师生们过于频繁地参与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狂热地提出15年左右普及高教的主张，更导致了高教事业的盲目与失常。60年代初的大力调整虽有所收获，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时期，历史上称为“十年浩劫”，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此处不拟展开论述。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可简要概括为“拨乱反正、开创未来”8个字，这也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色。

拨乱反正的头绪甚多，举其大端有如下几个方面：确定了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强调要提高教师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和专业结构，从1980年起开始逐步增加政法、财经科类和工科中轻纺、食品等专业的招生比重，其后几年又增加了文科的比重，并兴办了一些职业大学；加强成人高教、研究生培养和留学生教育等工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引发了高校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以及扩大办学自主权；另外，民办高等教育也开始显示其生命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统计，1991年我国普通高校数为1075所，成人高校数为1256所，两者的在校生数加起来多达三百五十几万人，高等教育为改革开放作出的成绩自不待言。其中，1977年至1982年是恢复发展，1983年至1988年是加速发展，1989年至1991年是稳定发展，1992年起是积极发展。总的来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渐进的深化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高等教育不断进行开创未来的工作，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办学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今，高等教育面对新形势，贯彻“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19]的发展方针，高教事业正以恢宏的气势、丰富的内容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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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几个时代迥异，各个时期自有特色，然而我们仍可归纳出主要的历史轨迹与趋势：尽管历史的发展曾经波诡云谲、曾经迂回曲折，甚至有令人心悸的“大滑坡” 现象，但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毕竟不可阻挡。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层次到多层次的尺竞寸进，其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逐步提高和日渐重要，都从总体上本质上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确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历史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高教办学首先必须遵循这一外部关系规律。同时，高等教育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即内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体现上述基本规律的过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折（附章程）》，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15页。

[3]引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课程与考试》，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4]谭嗣同：《有感一首》，见《谭嗣同全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月版，第540页。

[5]引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593页。

[6]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上海译书局戊戌年（1898年）版。

[7]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送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册，第133页，中华书局1928年版。

[8]王之春：《国朝柔远记》，中国史学丛书续编第三五种全一册，转引自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中华民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10]见《孙中山全集》，《军人精神教育》，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见《教育部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 ，载于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二号。

[12]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3页。

[13]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57页。

[14]参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中华民国23年5月版。

[15]参见《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1979年9月。

[16]《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本，1957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0页。

[17]《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18]参见何长工：《回忆红大、抗大和军大》，《光明日报》，1957年9月15日。

[19]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引自《厦门日报》，1993年3月6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