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欧美生态文学

刻不容缓的生态意识确立

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后代，也为了全人类和我们这个星球能够持续存在，必须痛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转变观念，恰如生态思想家佩特拉・凯利在其名著《绿色思维》里所说的那样，首先要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发生一场观念革命，首先要绿化思想，确立并不断强化生态意识。这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下述八点是生态意识最主要的方面，也是生态思潮所探讨和争论的核心问题。

一、抛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都论述过这一问题，但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最为切中要害。让我们记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的这几句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彻底否定了违反自然规律、干预自然进程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如克隆），彻底否定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决策（如移山填海、围湖造田、修建巨型水坝、人为的大规模的水体调动等）。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向人类郑重宣告：大自然是不可征服不可改造的，人类如果狂妄到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科技力量改变自然规律；那么，纵使可能在开始阶段看到一些战天斗地的获胜表象，但最终得到的却一定是悲剧结局。记住恩格斯的这个伟大思想，也就是要记住尊重和遵守自然规律，这是生态思想的主要原则。

二、寻回并发扬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我国的古代先哲为全人类贡献了十分丰富而珍贵的生态思想，如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物无贵贱、民胞物与、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育万物而和天下、兼利万物、尽物之性、其生不伤、利而不害、少私寡欲等等。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如叔本华、施韦策、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七、八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学与生态学》（1998）、《佛学与生态学》（1997），其目的就是要发掘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宝库，为当代全球化的生态思潮提供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在这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祖先的伟大思想和成就并不能证明后人的种族优越，相反却证明了抛弃祖先伟大思想的后人的可耻和可悲。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因本民族先哲们的超前和伟大而傲然于世，相反却应当深刻地忏悔和反省：为什么有着如此丰富之生态智慧宝藏的民族竟然把自己的美丽家园摧残到这般惨不忍睹的地步？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之天人合一传统的民族竟然堕落到近乎末日狂欢之百无禁忌的程度？——“有毛的除了刷子，有腿的除了板凳，什么都吃！”“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前人砍树发财后人干等沙尘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民族把祖先的生态思想置之度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三、形成并强化对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责任感，形成并强化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生活在我们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有着为子孙后代保持基本生活条件的天然责任，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发展和享受而损害后代人的生存权益。比如说，石油、煤炭等矿藏和适合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本是经过了数百万年以上的演化才得以形成，理应为人类千秋万代共享，当代人有什么权利在百年之内甚至数十年之内就将其采掘一空、破坏殆尽？然而我们时常看到的却是竭泽而渔，是吃祖宗饭掘儿孙墓，甚至是我死了以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一样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凭什么人类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污染环境、掠夺资源、灭绝物种，把自己的地球母亲蹂躏得遍体伤痕、奄奄一息？凭什么人类就可以只考虑自己发展而不容许生态发展（ecadevelopment）？道德何在？天理何在？一个对其他物种不讲道德的物种是非常可怕、非常残酷的，难怪美国诗人肯明斯要把“人类”（mankind，原文有“仁爱的人类”之义）一词改为“不仁爱的人类”或“残酷的人类”（manunkind）！

生态伦理学是一门全新的伦理学，它要求人类承认和尊重自然万物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生存发展权利，它要求人类像爱护和保护同类那样去爱护和保护自然万物，它也承认人类像其他许多物种一样有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利用自然资源和与其他物种分享生存环境的权利，但同时又要求人类将自己的需求和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威胁其他物种生存与存在的范围内。当人类的需求与其他物种的需求发生矛盾时，生态伦理学的原则是：根本需要高于非根本需要，比如，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非根本需要甚至于奢侈需要而剥夺其他物种最起码的生存需要从而导致其灭绝；当人类的需要威胁到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时，生态伦理学坚持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这一终极原则，用利奥波德在阐述“大地伦理”时说的话来表述就是：“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用拉夫洛克在阐述“该亚假说”时的话来表达就是：“关键的是这个星球的健康，而不是个别物种的利益”。

四、抛弃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竭泽而渔地消耗资源和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以短视的工具理性和狭隘的经济理性为指导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建立以身体健康、精神丰富地生存为目的，以确保子孙后代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为根本前提，以环境是否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态系统是否稳定和谐为终极衡量尺度或判断标准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在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生态危机的今天反思人类几千年，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发展过程，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史和破坏史，这条由越来越膨胀并渴望无限膨胀的欲望作为内驱力而推动的“文明巨兽”所践踏出来的发展之路，是一条“开拓、征服——享受、消费——再开拓、再征服——再享受、再消费……”直至增长的极限和人类的毁灭的恶性盘旋的不归路。对增长的极度迷恋、扩张性和侵略性、无限的贪婪、难填的欲壑、利益最大化尺度、强权和剥削掠夺、脱离自然并与自然对立而且毫无生态伦理道德等，都是这种“文明”、这种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

为弥补这些缺陷，也为了解决越来越尖锐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从70年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并丰富着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即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envelopment）理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界定（“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发展）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然而，一些国家现行的发展战略虽然也美其名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以确保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以确保生态的可持续性和生存环境的逐渐改善为前提，依然以发展为中心、为根本、为压倒一切的原则，依然主要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本的最大化，依然在迅速地消耗即将告罄的不可再生资源，依然在严重污染环境并使环境状况在总体上日趋恶化，而在治理环境、开发替代资源等方面的投入却少得可怜。这样一种发展由于有了“可持续”的美名作掩饰而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它能够轻易地使不了解真相的普通人丧失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理性判断以及对子孙后代和自然万物的责任感。

有这样一种说法：环境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并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却掩盖了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这种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治理环境并为后代造福吗？如果是，这种发展的主要收入用在环境治理上了吗？这种发展把重点放在环境科学研究和替代资源开发上了吗？这种发展解决了多少环境保护和资源替代难题？这种发展是否使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是否使后人的生存条件逐渐改善？如果不是，这岂不又是一个掩饰、一个幌子，又是打着解决环境问题的旗号继续走先发展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而惨痛的历史教训和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老路现在不仅完全行不通，是死路、是绝路，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要走到尽头了！

五、抛弃物质主义的人生观，不再把欲望的无止境满足、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物质生活丰裕舒适度的无止境提高作为人生的目的，不再迎合那已经将这个世界带到灾难边缘的基于利润增长的消费主义潮流和时尚；确立“根据可能而生活”的人生观，根据生态和资源承受条件而生活，提倡物质生活的尽量简单化和精神生活的最大丰富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也应发生全面的改变：奢侈享受和高档消费不仅不再令人羡慕，而且令人反感并受到指责，因为那是掠夺、消耗和浪费了更多资源并更多地污染环境的耻辱标记；相反，有利于环保的、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最小的简朴生活方式将成为光荣的象征，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有益于人类和自然万物生存的思想创造和科技发明将受到最高的赞誉。

六、彻底打消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以生态意识对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进行重新评价，把有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主导方向。毋庸置疑，真正能够做到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负责的科技进步，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危机有着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真正从事环境保护和替代资源研发的科学技术人员还不到10%，创造新的替代资源的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治理污染的科技发明远远赶不上污染环境的科技发展，多数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都程度不同地污染着环境或干扰扭曲着自然规律和自然演变进程，多达30%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事着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发明创造出越来越多更具危害性甚至毁灭性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才有近百名一流科学家在著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里明确指出：“在缺乏伦理控制的情况下，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可能损害社会及它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福利生态学就批评了科学技术可以自动使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观点，而在1993年，十分重视生态保护的戈尔巴乔夫更明确地提出：“技术不仅不能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相反，它会加剧冲突”。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但它的力量既可以保护人类保护地球，亦可以毁灭他们。20世纪以来，芒福德、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绝大多数哲学家对科技都持批判的态度，其缘由和观点值得深思。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对待科学技术不仅不能盲目乐观，而且还必须对其做新的总体评价，理清它的功过是非，进而促使它走向正途。

七、坚持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正性原则，不仅坚持代际公正而且要坚持代内公正，不仅坚持国际公正而且要坚持国内公正。公正性原则是生态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要原则。发达国家对地球的生态欠账甚多，而且至今仍然为保持少数人的富裕生活，消耗着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大多数，甚至还以各种理由拒绝其所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在世界的资源共享和环境保护领域里，不公正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国际不公正的现实绝不能成为国内不公正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在国内放任污染环境和耗尽资源的理由。毕竟，一个国家的环境灾难首先要由自己国民来承受。对争取国际公正和争取国内公正持双重标准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比如，在一个国家内，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资源共享和环境改善方面是否享有同等待遇？凭什么发达地区、城市居民、富裕阶层就可以占有和消耗更多的有限资源、可以得到更多的污染治理的投入？为什么不能按照争取国际公正的标准来为本国国民争取最大限度的公正？有一种貌似有理的观点认为，要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致富，就必须坚持发展经济。然而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回避了导致这种社会问题的真正和主要的原因——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而让环境保护和为了缓解生态危机而放慢发展来承担不该其承担的责任。按照这种逻辑，发达国家完全可以对一个弱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这么说：瞧你们那么贫穷，有那么多的失业人口，为了你们的脱贫致富，我们必须更加发展更加富裕，我们必须从你们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我们还不得不更多地排放、更多地污染，否则，我们无法给你们更多经济帮助，你们将永无摆脱贫困之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改革与进步，离不开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优势和重要的价值。

八、批判和扬弃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错误思想，吸收和借鉴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的合理因素。尽管对于是否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多数生态思想家还是能达成一个共识，即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重大的缺陷和错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较之以神或上帝为中心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为人类埋下了难以根除的致命隐患。约翰・希德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里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沙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王，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是所有事物的评判尺度。它深深地蕴涵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之中。”威尔森在《人性论》里断言：“在人类不良或邪恶的精神产品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其恶果比得上与自然对抗的自我骄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要消除生态危机，人类必须首先变革文化；而文化变革的关键，就是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使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基本意识：“人类绝不是、也绝不能君临万物、自我孤立地生存于世，而是、也只能是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人类若想长久地生存于这个星球上，就不应也不能作万物的中心、主宰和统治者，而只能做万物的朋友——平等互利、密切融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

生态整体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最有力、最激烈的反拨，它或许有些矫枉过正，但绝对不是反人类的理论，而是要求人类这个地球上的理性动物在本能地从自我视角认识世界之外、还能从更广阔的空间来认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的理论。由于人类的命运与整个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因此关注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自然地包含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生态整体主义坚信人与自然万物生死与共，因此尊重所有的生命也就是尊重了人类的生命，保护了整个生态系统也就是保护了人类和他们在自然界里的兄弟姐妹。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否定人类的生存权和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害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它主张限制人类的非基本需求和无节制的发展，目的并非要人类退回到前工业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而是要确保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要保护包括人类的长远利益在内的整个自然系统的长远利益。尊重生态过程，尊重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自然规律，进而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为尺度去衡量万物、衡量人类自己，约束人类的活动、需求和发展，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和价值所在。人是有局限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和变化的物种，他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还很有限，许多自然奥秘他还无法解开，在他的演化进程中，他曾经犯过无数的错误，走过许多弯路。早在两千多年前，哲人苏格拉底就提出过一个深刻的见解：“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以任何一种不尽善尽美的东西作为对整个自然界作价值判断的尺度，必将导致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干扰和背逆；而以天性中有着明显缺陷、又是自然界能动性最强的人作为这样的尺度，则更会导致可怕的、无可挽救的灾难。今后，如果人类还要继续以自己的意愿为惟一判断标准，则必将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甚至可能自己走向灭亡。生态整体主义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旧思路，努力去认识自然规律、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为防止人类重蹈覆辙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根源，为人类缓解乃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奠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基础。

注：本文所采用的所有数据和引文都出自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本文在《社会科学报》发表时，近70条注释均被省略。在此，作者谨向所有被引用者致敬。

【注释】

(1)陈长房：《梭罗与中国》，三民书局，1991年，台北，第105页。

(2)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陈凯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715—716页。

(3)《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4、255页。

(4)《普里什文随笔选》，非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5)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79、84—85页。

(6)瓦西里耶夫：《不要射击白天鹅》，李必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7)Rachel Carson：“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commencement address，Scripps College，Clarement，Calif.，1962），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20.

(8)王守仁：《苏联诗坛探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9)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59页。

(10)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许贤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11)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

(12)《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28—137页。

(13)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8页。

(14)瓦西里耶夫：《不要射击白天鹅》，李必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15)Linda Lear：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Henry Holt＆Company，1997，New York，p.407.

(16)王守仁：《苏联诗坛探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3—254页。

(17)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53页。

(18)戴利、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6、262页。

(19)加里：《天根》，宋维洲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74、76—77页。

(20)瓦西里耶夫：《不要射击白天鹅》，李必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21)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序言第10页，第251—252页。

(22)同上，第494、224页。

(23)Oscar Williams（ed.）：The New Pocket Anthology of A merican Verse，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1，p.233.

(24)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04、206—207、219—221页。

(25)《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钱春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257页。

(26)吴泽霖：《叶赛宁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27)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66页。

(28)Henry 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5－117，192.

(29)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172页。

(30)《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537页。

(31)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9—580页。

(32)彭予：《20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1—172页。

(33)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陈凯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31页。

(34)《拉斯普京小说选》，王乃倬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5—157页。

(35)Cheryll Glotfelty＆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Athens，p.199.

(36)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4、205页。

(37)Karl Krouber：Romantic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4－20.

(38)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14、203、54—55、20—21、23页。

(39)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51.

(40)Oscar Williams（ed.）：The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Pocket Books，Inc.，p.331.

(41)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49页。

(42)同上，第51页。

(43)李明滨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史》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44)罗芃等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40页。

(45)见王佐良等主编：《英国20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724页。

(46)Oscar Williams（ed.）：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The New American Literary of World Literature，Inc.，pp.459－460.

(47)Aldo Leopold：Game Management，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3，New York，p.423.

(48)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8—121页。又见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黄鸿森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7页。

(49)Henry 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195－196，212.

(50)米尔德：《重塑梭罗》，马会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344页。

(51)Lawrence Coupe（ed.）：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Routledge，2000，p.269.

(52)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32、238、234页。

(53)图尼埃：《皮埃尔或夜的秘密》，柳鸣九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54)彭予：《20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55)《华兹华斯、科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56)William Wordsworth：Guide to the Lak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62－163.

(57)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亚丁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17—19页。

(58)Henry 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5，6，153，33－34，56，37.

(59)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www.chuimin.cn)

(60)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09—210页。

(61)巴赞：《绿色教会》，袁树仁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62)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9页。

(63)《华兹华斯、科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40—242页。

(64)Rachel Carson：The Sea around 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New York，p.96.

(65)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00.

(66)谭德伶等主编：《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6页。

(67)Oscar Williams（ed.）：The New Pocket Anthology of A merican Verse，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1，pp.242－243.

(68)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英文版序，第216、194、222页。

(69)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3页。

(70)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81页。

(71)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8、323页。

(72)奥弗编：《太阳之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毛天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73)莫厄特：《鹿之民》，潘明元等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太原，第46、174页。

(74)Finch＆Elder（ed.）：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W.W.Norton＆Company，Inc.，1990，p.622.

(75)莫厄特：《与狼共度》，刘捷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2、135—136页。

(76)瓦西里耶夫：《不要射击白天鹅》，李必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237—239页。

(77)《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1、348页。

(78)Oscar Williams（ed.）：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The New American Literary of World Literature，Inc.，p.175.

(79)W.H.纽：《加拿大文学史》，吴持哲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154页。

(80)Henry 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91，70，324，93，88.

(81)Ibid，pp.91－92，328.

(82)David Mazel（ed.）：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1，pp.250－253.

(83)Oscar Williams（ed.）：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The New American Literary of World Literature，Inc.，p.455.

(84)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12－13.该文的印第安语原文已经失传，现存的英译文有许多版本，很多版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复述或改写。尽管如此，其基本思想来自印第安人则没有争议。这里全文译出的是研究印第安文化的学者经考证而认为是最接近于原始文本的版本。

(85)Donald Worster：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Seco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88.

(86)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87)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211页。

(88)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3—244页。

(89)Rachel Carson：“Undersea”，Atlantic Monthly，Sept.1937，p.325.

(90)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Houghton Mifflin，1962，Boston，p.64.

(91)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07.

(92)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Houghton Mifflin，1962，Boston，pp.51，42.

(93)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20.

(94)Rachel Carson：Under the Sea Wind，Dutton，1941，New York，p.256.

(95)莫厄特：《与狼共度》，刘捷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0、149、153页。

(96)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97)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98)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99)法布尔：《昆虫记》，王光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94、80、154、81—82、86、89—90、98、58页。

(100)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101)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p.145－146.

(102)Edward Abbey：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Landscapes and Language，ed.by Cutchin，Rottweiller，and Du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74.

(103)Edward Abbey：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Landscapes and Language，ed.by Cutchin，Rottweiller，and Du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74.

(104)Wendell Glick（ed.）：Great Short Works of Henry David Thoreau，Harper＆Row，1982，pp.318，309，295.

(105)《德国诗选》，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106)惠特曼：《草叶集》，楚图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81页。

(107)Finch＆Elder（ed.）：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W.W.Norton＆Company，Inc.，1990，p.183.

(108)惠特曼：《草叶集》，楚图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109)《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下），陈韶廉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4页。

(110)《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下），陈韶廉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1—455页。

(111)《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112)John Hayward（ed.）：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Penguin Books Ltd.，1958，p.261.

(113)Karl Kroeber：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47.

(114)Robinson Jeffers：Selected Poetry，Random，1959，New York，p.574.

(115)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张万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44、147、370页。

(116)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42、128、183、185、215、221、166、203、220、186、251页。

(117)“援助灵魂”（helping spirit）：不少原始人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外在的援助灵魂，如“丛林灵魂”等。

(118)James Jakob Liszka：The Semimotic of Myth，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5－146.

(119)惠特曼：《草叶集》，楚图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3—114页。

(120)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121)艾特玛托夫：《断头台》，第397—398页。

(122)彭予：《20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123)阿特伍德：《假象》，赵雅华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04、218、207、217页。

(124)《莎士比亚全集》（九），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7—117页。

(125)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许贤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36—137页。

(126)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01年，第145—147页。

(127)Finch＆Elder（ed.）：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W.W.Norton＆Company，Inc.，1990，pp.273－277.

(128)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8、147、186页。

(129)Henry 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129，265，131－132，275－276.

(130)刘文飞：《20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131)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陈凯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23页。

(132)此文曾以《不可坍塌的生态长城》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5日第三版整版）。为显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本书。文章所提倡的八种生态意识，多数在本书正文里被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