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剂不是万能的我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家庭清洁用品,洗衣粉、洗洁精、消毒剂、漂白剂、沐浴液、空气清洁剂、洁厕灵……殊不知,这样可能导致洗衣粉进入人体。即使进入体内的洗衣粉数量十分微小,也会引起毒害。还有许多女性在用洗衣粉洗涤衣物时,都喜欢加点消毒液,这样可能使清洁和消毒的效果都大打折扣。洗衣粉的成分不一样,有阴离子型、阳离子型或是非离子型的,消毒液也是如此。......
2023-12-04
3.科技发展很可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这是生态文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从19世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2003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许许多多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这种可能的灾难发表了看法并提出警告。
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堪称人类的一部最优秀的生态小说,也是第一部反乌托邦生态小说。它预示了人类企图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却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怪物所主宰的悲剧。小说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个科学家,把自然科学当作支配他“一生命运的守护神”。在科学探索的狂热和获得巨大声誉的渴望的推动下,他用死人骸骨创造了一个巨人般的怪物。那个怪物很快就成为一种异化力量,它以残杀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好友、妻子和其他无辜者的方式胁迫科学家满足它的要求。它恶狠狠地对它的创造者说:“你这无赖……你给我记住,我是强有力的。你以为你够倒霉了,可我要叫你雪上加霜倒大霉,……你创造了我,可我才是你的主人。服从我的命令!”(36)生态文学研究者克洛伯尔认为,这个怪物完全可以比拟为20世纪的原子弹或未来的基因怪物。玛丽・雪莱描写道,弗兰肯斯坦决定不为他的怪物创造一个同伴(可比拟为氢弹),否则两个怪物联合起来必将毁掉整个人类。这样的情节与一百多年后人类发明核武器以及所面临的核灾难之恐惧,竟然是如此相似!克洛伯尔因此而断言:“这是有关科技摧毁整个人类之可能性的第一次文学描写。”(37)
玛丽・雪莱在小说导言里明确指出了她的基本思想:“发明创造的先决条件在于一个人能否把握某事物潜在的作用。”“任何嘲弄造物主伟大的造物机制的企图,其结果都是十分可怕的。”这种思想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非常接近的。用今天的生态话语来说就是:科学发明和科学创造必须把尊重并恪守自然规律、严禁干扰或扭曲自然进程、准确预测并有效控制创造物的副作用作为根本前提。作者描写了弗兰肯斯坦深刻的忏悔和反思:“可现在,我已幡然醒悟。我第一次认识到……黑了良心。我将遭到子孙万代的诅咒,骂我引狼入室,骂我自私自利,……将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这样的反思,值得所有科学家深思。他的反思不仅局限在造出怪物这一具体事件上,还扩展到人类应当怎样改善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大的问题:“我甚至折磨活生生的动物”,“我对大自然的魅力视而不见,对周围的景致无动于衷”。当他发现沃尔顿正在步他的后尘、企图“征服自然这一人类的顽敌,并使子孙万代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时,他痛苦地劝告:“不幸的人啊,你怎么也和我一样发疯了?难道你也喝了那种令人痴迷的蒙汗药吗?”他向沃尔顿叙述了自己可怕的经历,目的是使后来人从他的“遭遇中汲取某种适当的教训”(38)。这也正是玛丽・雪莱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贝特认为,《弗兰肯斯坦》这部批判“违反自然规律”的作品,对人类正确认识当代科技发展的潜在危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提请读者特别关注弗兰肯斯坦这个自称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科学家,注意他企图成为“一个新人种的创造者”,成为“更幸福、更美妙的自然”的创造者。他与当今正在为克隆而日夜奋战的那些科学家何其相似!贝特明确地指出:弗兰肯斯坦简直“就像发现DNA之前一个半世纪的基因工程师”(39)!
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不祥的蛋》情节近似于《弗兰肯斯坦》。莫斯科大学动物学教授的科研成果被国营农场主席抢走,那成果是一种神奇的红光,被那红光照射后的生物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繁殖。农场主席用红光照射了一批种蛋,没想到孵化出来的竟然是大批巨型爬虫。那些可怕的怪物吃掉了农场主席的妻子,吓疯了主席,蔓延到各地农村,吞噬、蹂躏一切,并以不可抗拒之势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大城市逼近,而那位发现了红光的教授则被绝望和狂怒的民众打死。最终的获救还得靠大自然的伟力和大自然的恩赐:生死关头,一场罕见的特大寒流从天而降,冻死了所有的怪物。与玛丽・雪莱的目的一样,布尔加科夫也用高度假定性的故事来抨击干预自然进程、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研究,揭示这样的研究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美国诗人杰弗斯在他的名诗《科学》里也描述了科学怪物。他写道:
人创造了科学巨怪,但却被那巨怪控制
就像自恋和灵魂分裂的疯子不能管束
他的私生子。
他造出许多刺向自然的尖刀,本想
用它们实现无边的梦想,而噬血的刀尖
却向内转刺向他自己。
他的思想预示着他自己的毁灭。(40)
加拿大诗人普拉特在长诗《泰坦尼克号》里,以那艘代表着19世纪最先进技术的“永不沉没的”巨轮,象征人类认为科技可以使他们主宰自然、左右环境的狂妄自负,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象征“技术神话”给人类带来的灭绝性的灾难。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在20世纪末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联想到该片的男主人公站在船头不知天高地厚地叫喊:“我是世界之王!”阿特伍德分析得好:长诗《泰坦尼克号》“通过胜利——失败的比喻”,很明显地传达出“我们已经超出了宿命的态度而转向了认为大自然是冷漠无情的态度,转向了同大自然做战争交易的态度、向大自然宣战的态度,转向了认定大自然是有敌意的态度”(41)。然而,人类的这种态度最终将导致他的毁灭。长诗的结尾这样写道:
远处星光下,没有其功绩的
痕迹,只有最后的海浪
来自泰坦号船底
冰卵孵化出的沉默和震惊与
带有旧石器时代面孔的灰色形体
仍然是那条经线上的主人(42)
诗人提醒我们:文明虽然高度发达,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却没有与其能力相适应地提高,借助科技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但其自然伦理却还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诗人还告诫我们:人类不管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变成自然的主人,最多是自己的创造物的主人,而且还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创造物,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怪物所埋葬。(www.chuimin.cn)
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剧作《物理学家》里的主人公叫默比乌斯,他的发明创造比玛丽・雪莱和布尔加科夫的怪物更为可怕:一种能创造出把世界全部毁灭的能量的方法。为了防止这种技术被滥用,这个良知尚存的物理学家焚毁了发明手稿,抛弃了事业和前程,离开了妻子和孩子,装疯躲进疯人院。然而,垄断托拉斯的大股东、疯人院的女院长早就偷拍了默比乌斯的发明手稿,并且已经利用这项发明开始生产比核弹更加危险的武器,企图以此统治人类、控制一切。剧本沉痛地写道:“我们已走到了我们道路的尽头……我们的科学已变成恐怖,我们的研究已变成危险,我们的认识已变成致命。”(43)
在另一位瑞士作家弗里施的小说《技术人法贝尔》里,主人公原本认为一切都可以规划、设计和计算,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过一系列的人生剧变,他终于获得了新的感悟:技术终究不能代替人间的一切,人类不得不服从更伟大的法则——自然法则的制约。
瑞士诗人马尔蒂被80年代以后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泄漏为代表的一系列灾难性事故所震撼,进而对科技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强烈质疑。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里,诗人写道:
我们的命运
走上了
这样的轨道:
技术
反过来
把人吃掉?(44)
英国作家邦德也抨击了可能导致生态灾难和人类灾难的科技创造,他指出:“科学和智慧作为工具为人性中最原始、最荒谬的成分所操纵和利用,这不仅导致浪费资源和毁灭我们的生态环境,而且也造出了足以摧毁全人类的氢弹。”(45)
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不仅是政治批判小说,也是科技文明批判小说。滥用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猿与本质》里,核战争爆发了,幸存的人都退化成了猿。
德布林的长篇小说《山、海与巨人》对2700—3000年间的景象做了预测:由于科学技术的神速发展,人类获得了过去梦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同时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妄。人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能够完全征服自然。他们把格陵兰的冰山融化了,以获得未被污染的水源。谁知深埋在冰山下的千万具古生物遗骸也因此复活。压坏的、断裂的肢体交叉地长在一起,变成奇形怪状的巨大怪物。眼睛的窟窿变成了嘴巴,上下颚长出了两条腿。活的和死的,有机的和无机的,在自然界已分辨不清。一大堆怪物向人扑来,伴随着山崩地裂、暴雨洪水,迅速地吞噬着人类。地球上永恒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终于到了公开决战的时刻!
瑞典诗人马丁逊的长篇叙事诗《阿尼阿拉》也预测了人类的愚蠢最终导致地球毁灭的那一天:全球只有8000人侥幸逃上了阿尼阿拉号宇宙飞船,然而飞船的导航仪却失灵了,最后的幸存者也死去。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具有了自主性并主宰着人类的技术仍然在发挥作用:阿尼阿拉号飞船载着8000具尸骸向天琴星座方向飞去。
德国作家穆艾勒的剧作《死亡筏》也预言了人类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未来景象:严重的化学污染和核污染使地球变成一个死亡星球,只剩下4个残疾和异变的人同乘一个竹筏驶向死亡,即使在生命即将完全灭绝的时刻,这几个人仍然不能患难与共,依然相互为敌,直至相互残杀。
在《星光照耀着孤独的大洋》里,杰弗斯所预测的科技文明走向极点之后的景象是这样的:两极的冰山融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被淹没,只有少许人还活在马尔帕索山(Mal Paso Mountain)山顶,靠菖蒲根、橡树子、蛴螬和甲虫维生,身体退化得近似野猪的模样;而星光则嘲弄地照耀着孤独的汪洋大海。
世界走错了路,我的人类,
而且还将更糟,在它被修好之前;
惟一不错的选择是躺在这山顶上
等待四百或五百年,
瞧着那些星星照耀孤独的大海。(46)
这真的就是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最终结局吗?这样的文明还能算做文明吗?利奥波德在《野生动物管理》一书里分析道:“两个世纪的‘进步’给多数市民带来了一个选举权,一首国歌,一辆福特,一个银行账户,以及一种对自己的高度评价;但是却没有带给人们在稠密居住的同时不污染、不掠夺环境的能力,而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才是检验人是否文明的真正标准。”(47)究竟什么才是文明?究竟什么才是进步?利奥波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梭罗那里,文明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在利奥波德看来,人类只有在人口激增、城市化、工业化、商品经济化和自我评价高涨的过程中,获得真正解决污染、资源耗尽等难题的能力,进而真正重返与自然的和谐;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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