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反生态文学并推动文学界重新评价与建构

五、反生态文学的重审

文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现以及已有作品的新增价值为读者接受这一个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对已有作品的重审和减值性重评之上。正如威勒克在关于文学发展的“增值原理”所指出的那样，一部文学史，包括其中的所有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根据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限定。它是一个增值过程的结果”⁽¹⁷⁰⁾。人类的文学遗产并非由一部部作品简单堆积或分类存放构成，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每一部作品都与另一些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哪怕小至一部作品）发生了增值或减值，相关的部分的价值就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系统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之后，系统内部的联系就将重建（这也是艾略特的“新旧适应说”的基本观点⁽¹⁷¹⁾）。任何一部在文学史上已有确定地位和多数读者认可之价值的作品无论发生了增值还是减值，都势必牵连到若干相关作品的价值的增减，进而还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状态的变化，导致某个文学流派、某个文学思潮、某类型文学作品、某个断代史或国别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再进一步，这种文学史的重评和重构，将影响文学接受者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情趣。看得出，这样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与生态整体观、生态系统观和联系观有相通之处。

基于这种“生态的”文学史观和文学价值观，生态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的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已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正如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要重读和重评男权传统下的所有文学一样，生态文学研究也要重读和重评在反生态思想指导下、在反生态的文明里产生的所有反生态文学。重评的直接目的是对反生态文学作品做出减值判断，重评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新的、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标准和文学趣味。

古希腊文学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很突出的。亚里士多德给万物规定了等级、隶属关系，进而把人置于他那个等级金字塔的最顶层：“植物的存在就是为了动物的降生，其他一些动物又是为了人类而生存，驯养动物是为了便于使用和作为人们的食品，野生动物，虽非全部，但其绝大部分都是作为人们的美味，为人们提供食物以及各类器具而存在。如若自然不造残缺不全之物，不做徒劳无益之事，那么它必然是为着人类而创造了所有动物。”⁽¹⁷²⁾苏格拉底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¹⁷³⁾古希腊文学里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吹捧和霸道态度，与《圣经》里的征服、统治自然观念一起，对欧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危害极大的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一文里模拟上帝的口吻说：

我们没有把你，亚当，固定在无地位、无面子、无任务的创造物中，因此，你可任选地位、面子和任务。我们为其他生物立法，它们受我们的立法约束，但是，你不受任何束缚，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鸟瞰世界。你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既没有道德，也没有不道德，你可以按照你所发现的最佳形象塑造自己。你能够消失在动物中，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矗立在天国里。⁽¹⁷⁴⁾

这段话除了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人的中心地位和人可以任意处置自然万物的霸权之外，还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人在将自己拔高到凌驾万物之上的地位、并掌握了任意处置万物的权力之后，他就脱离了自然万物，他就既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他完全孤立了。二是人可以对自己的地位、命运、生活方式、最佳形象做出选择：既可以选择有道德、负责任地对待自然万物，并最终融入自然，“消失在动物中”；亦可以选择无道德、不负责任地对待自然万物，并在垄断了任意处置万物的权力后试图矗立在天国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意识到了人类中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显示了他的明智和清醒；但他的倾向显然是选择以人为本、为中心、为主宰的征服统治之路。近五百年之后，卡森感叹人类选错了道路。这个影响深远的错误选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做出，并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终完成。

拉伯雷的《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刚一出生就高喊“喝呀，喝呀！”小说结尾处神瓶的喻示也是“喝”。卡冈都亚还是婴儿时就要喝17913头牛的奶，庞大固埃还在摇篮里就迫不及待地撕开一头奶牛，连皮带骨吞下，不够，又跑到宴席上继续吃喝。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热衷于描写巨人们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望。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正是这些生理需要推动了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决定了现代文明的面貌，如果忽视或压抑人们的物质需要，则必定会阻碍社会发展，导致经济停滞⁽¹⁷⁵⁾。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

莎士比亚的那段著名的、充分满足了人的自大和狂妄的话，与普罗塔戈拉的名言相互呼应：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¹⁷⁶⁾

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反生态文学家是培根。从生态的角度重审文学，必须对培根的思想进行贬值性批判。培根坚信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声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让自然和她的所有儿女成为你的奴隶、为你服务的真理”⁽¹⁷⁷⁾。这个所谓的真理就是：“如果我们考虑终极因的话，人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类，剩下的一切将茫然无措，既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整个世界一起为人服务；没有任何东西人不能拿来使用并结出果实。……各种动物和植物创造出来是为了给他提供住所、衣服、食物或药品的，或是减轻他的劳动，或是给他欢乐和舒适；万事万物似乎都为人做事，而不是为它们自己做事。”⁽¹⁷⁸⁾

培根断言，科学知识使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而其根本目的是统治和支配自然。他欢欣鼓舞地宣称“知识就是权力（power）”，是统治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¹⁷⁹⁾是征服自然的武器，获取知识的目的是获取控制自然的权力。科学与技术不仅仅是“在自然过程中作温和的指导，它们要有力地征服和支配她，动摇她的根基”⁽¹⁸⁰⁾；因为人不仅要统治世界，而且要不断强化“控制人自己、控制全人类直至控制整个宇宙的权力（power）”⁽¹⁸¹⁾，要“把人类帝国的疆界扩大到一切它可能影响的事物”。培根豪迈地宣称：“世界为人创造，而人被创造不是为了世界。”⁽¹⁸²⁾

《新大西岛》是培根的自然观和科学观的形象表现。这部乌托邦作品发表于1626年，比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问世稍晚，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太阳城崇尚自然，而新大西岛则崇尚科学，自然完全变成了工具。在培根的这个理想社会里，人们凭借科学技术再造生存环境，成为自然的操纵者。“运用技术我们可以使动物长得比同种生物更高更大，也可以反过来使他们更矮小，并停止生长；……我们还可以使它们在毛色、体型、行动方式和其他许多方面都不同。”“我们也有多种多样的大果园和菜园，在那里我们并不太在意不同的树和药草的土地和土壤的多样性的美，……我们使树和花草生长得比它们的季节早些或晚些，……使它们的果实更大更甜，且使它们有与原本不同的颜色、味道、口味和形状。”“我们还有全部形式的鸟类与兽类的公园和围场，不只是图稀罕和用来观赏，而同样也为解剖和试验，如此我们便能获得对人体有用东西的某种启发……”《新大西岛》的环境是完全人工的环境，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为人的，基本上不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利益和价值。⁽¹⁸³⁾培根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笛卡尔、牛顿等人都坚信思想和科学能够统治物质、征服自然，狄德罗、孔多塞、布丰等人都声称人类统治自然王国的那一天终将到来。直到今天，人类的许多科学研究还秉承着培根的传统，继续着培根的梦想，加倍地扭曲自然事物、干扰自然进程、创造人造的自然。

17世纪英国诗人赫伯特在他的诗里这样赞美人的主宰地位：

人让世界成为它的猎物

……他独处一隅，而主宰大地

……无数的仆从侍奉着人

……人是一个世界，而且

还有一个世界将他供养。⁽¹⁸⁴⁾

注意诗里的两个世界，这是典型的二分法和二元论。把人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割裂开来，并把自然世界当作向人类世界提供给养、服务的物质基地。

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其内在原因不仅在于鲁滨孙是殖民化的象征，是殖民者对新大陆处女地入侵、推行殖民统治的缩影——他占有了那个荒岛，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残酷地杀害和奴役原住民，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改造那个荒岛，颁布宪法和刑法，自任总督，全面实现了小岛行政化，并朝向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而努力；而且还在于鲁滨孙是人类征服、占有、改造自然的象征，是建立在越来越广泛、彻底地掠夺和利用自然之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象征——他在28年的荒岛生涯里，历经了采集渔猎、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初步的制造业等人类文明史的几个重大阶段，他在园艺、建筑、航海等方面都有探索，他勘探了整个小岛，充分发掘和利用岛上的所有资源，并努力将其变成他的财富，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读者传达着一个基本的信息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劳作和生产中，才有真正和最高的快乐。因此，从生态思想的角度来看，鲁滨孙是整个人类反生态文明和反生态的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生态文学研究重审文学的一个主要对象。

歌德对自然的爱，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爱，这种爱是人类的博爱向自然万物的扩展，但在爱的同时绝对不放弃人类的主宰地位和统治权利。他说：“人习惯于根据对自己的有用性来评价事物。既然他由于脾性和情境的摆布，认为自己是大自然至高无上的造物，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相信他也是大自然的终极目的呢？他为什么不该容许自己有自负这种小错误呢？……如果他认为植物实际上不应该存在，那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植物叫杂草呢？他碰到地里妨碍他干活的蓟属植物时，很容易把它们的存在归因于仁慈精神或邪恶精神的愤怒诅咒，而不会仅仅把它们看成万有自然的孩子……”⁽¹⁸⁵⁾

比较一下歌德与丁尼生的两首诗，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出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爱的本质。丁尼生写道：

花儿在裂开的墙隙中摇曳，

我把你连根采下，

轻轻地拢在掌心；

噢，娇小的花儿哟，

倘若我能理解你，

全部的你

——连同你的根须，

我也许就了然于心：

什么是人类，

什么是上帝。⁽¹⁸⁶⁾

丁尼生的这首诗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培根式的：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占有自然，最终目的是有利于人类和人类的象征——上帝，为达到此目的，可以剥夺自然物的生命或存在权利。这种态度里基本上没有爱，最多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欣赏。再看歌德的一首诗：

我走在树林里，

只是走走，

并不寻求什么，

这就是我的目的。

树影下我看见

一片小花亭亭玉立，

像许多只美丽的小眸子，

像闪闪发光的星际。

我欲顺手折去，

却听到它们低低的细语：

难道要让我们枯萎，

变成残肢断体？

我忙把它们连根

全部挖起，

带回我的住宅，

我美丽的花园里。

我把它们重新种入

一方静谧的土地里，

于是它们绰约舒展，

顷刻间生机无比。⁽¹⁸⁷⁾

与丁尼生相比，歌德显然对自然多了一份爱和同情，而且他的目的也并非理性的、剖析性的认知，而只是审美，这与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他与丁尼生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那就是占有，尽管占有的是活物，但依然还是占有，就像精心栽培自家花园里的花草和悉心照料家里的宠物。这种态度与把动物关进动物园的铁笼子里喂养，或把大树、花草、绿地挪到城市里种植一样，表面上看是保护，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人的观赏需要或者与自然物相处的需要，并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破坏了生物原来的生存环境。这与生态思想家提倡的让花儿在它们自然生长的环境里自然开放、从而避免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差异。

从生态思想的角度来看，歌德对西方文明最坏的影响是“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最要命的误导是在所有方面的永不满足、永远进取、永远向往着更大、更高、更快、更强和更美好的未来。“浮士德精神”代表了人类永不满足的所有欲求，虽然其中也包括了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审美生活的欲求，但物质上的欲求显然也占了很大的部分，而且还含有征服、把握、控制和占有自然万物的成分。“他想摘天上最美的星斗，他想寻地上最高的乐趣。”他呼喊：“我到哪儿去把握你，无穷的自然？”他还要“去跟暴风雨奋战”，他要填海造地，修筑海堤，抵挡海浪，与自然规律抗争，不仅为了数百万百姓安居乐业，也因为浮士德要靠战胜和控制自然来实现自我价值。将所有欲望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赞美、并鼓励人们为满足一切欲望而永远进取，是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无论怎样都不能接受的。《浮士德》是西方文学的一部最强烈、最狂热地煽动欲望的作品。即便是在临死之前，浮士德还在强力宣扬他的欲望满足观：“我已跑遍了全世界；每一种欲望，我都紧紧抓住，……我只渴求，我只实行，又重新希望……这世界对于能人干将不会沉默寡言。……他！任何瞬间他也不会满足。”⁽¹⁸⁸⁾“浮士德精神”深刻而长久地影响着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并在奋斗过程当中把大自然弄得一片狼藉。

在麦尔维尔的《白鲸》里，主人公亚哈把白鲸莫比・迪克——自然伟力的象征——看做压迫人、折磨人、摧残人的力量。白鲸曾经攻击过许多船只，亚哈的一条腿就是被它咬掉的（作品还暗示亚哈的生殖器也一同被咬掉）。然而，白鲸为什么要攻击人类？难道不是无数捕鲸船在海上横行、残酷而灭绝性地疯狂捕杀鲸鱼的结果吗？难道一个物种在种族即将灭绝时还不能反抗？然而，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力量之象征的亚哈却完全不考虑这些，他想的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洗雪的奇耻大辱，是通过战胜最了不起的鲸鱼来证明自己的最了不起。当许多人把莫比・迪克当作自然神灵的化身而膜拜的时候，亚哈却“不惜以遍体鳞伤之躯”跟白鲸敌对到底。“这个白发苍苍、不畏鬼神的老人便在这里带领一群水手，满怀愤恨地要走遍天下、去追逐一条约伯的白鲸。”亚哈说道：“囚犯除了打穿墙壁怎能跑到外面来呢？对我来说，那条白鲸就是那堵墙、那堵紧逼着我的墙。有时候，我认为外边什么也没有。但是，这（指打破墙——引者注）就够了。它使我作苦役；它净给我增加分量；我在它身上看到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恶念支持着那种力量。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我所憎恨的主要的东西；不管白鲸是走狗还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别对我说什么亵渎神明，朋友，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多么可怕的人！多么疯狂的人！没有一点宽容，没有一点仁爱，没有一点敬畏之心！一切为自己考虑，一切为了自我张扬，一切为了报仇雪恨。仇恨和报复可以压倒一切，即使是给他生命的太阳，即使是养育他的地球。亚哈最后与白鲸同归于尽，这个悲剧结局不正暗示了与自然作对的最终下场吗？麦尔维尔虽然也曾通过叙述者赞叹了巨鲸“惊人的力量”和“令人惊骇的美感”，流露出一些敬畏的情绪；但更多的是赞美亚哈以征服自然来张扬人的尊严和力量的勇气，甚至把亚哈赞美为普罗米修斯，并且以赞赏的口吻细致描写了捕鲸者残酷捕杀鲸鱼的过程。因此，小说的基本倾向是反生态的。⁽¹⁸⁹⁾正如布伊尔评价的那样：“《白鲸》这部小说比起同时代任何作品都更为突出地……展现了人类对动物界的暴行。”⁽¹⁹⁰⁾

《老人与海》的主旨也是人以战胜自然伟力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捕获大马林鱼、战胜凶狠的鲨鱼，是圣地亚哥老人确立自己价值、证明自己能力的方式。在那场人与鱼的殊死搏斗中，老人充满了骄傲的自觉，他把对自然的悲壮的抗争视为人维护尊严的必然和必需。正如作品所说的那样，老人杀死鱼“是为了自尊心”，是为了让人们和他自己相信“你永远行的”，也是要让大自然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制服它，……感谢上帝它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它们的人聪明”。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质疑人类的这种自我实现方式，绝不赞成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证明人的伟大，而且坚信，人类最终是无法战胜自然的，无论他取得了多少让他自豪的胜利，无论他多少次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最终他仍旧必然会遭到自然严酷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惩罚。然而，圣地亚哥老人的态度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¹⁹¹⁾这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放在人类社会的背景下并严格限制在个别人的范围内来看，也许能够体现出悲剧性的英雄精神；但是，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显然是因为它不仅仅针对个别人，如果放到自然与人的关系里来审视，其荒谬性就充分显现出来：人都被毁灭了，又何谈不败？假若人类这个物种有一天终于在这个星球上被彻底毁灭，难道他的不败的精神、胜利的精神还能在那个荒凉的、无生命的星球上永远闪光？人类太看重精神，太看重尊严，太看重面子，这种精神或虚幻的东西如果过度膨胀，膨胀到失去基本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环境支撑和保障的程度，那就必然要走向极端的唯心、极端的虚妄。

加拿大著名作家阿特伍德对美国传统文学对待动物的态度进行了批判，并将其与加拿大作家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她的批判和比较是十分精彩而深刻的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和生态批评：“美国文学的……动物故事都是狩猎故事，其兴趣集中在狩猎者身上。像《白鲸》里的鲸鱼、福克纳《熊》中的熊、海明威的《法兰西斯・麦考伯短暂愉快的一生》中的狮子、米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灰熊、詹姆斯・迪奇《解救》中叙述者瞥见的鹿——所有这些及其他一切动物都赋有魔力般的象征性质。它们就是大自然、就是神秘、就是挑战、就是异己力量、就是拓荒所能面临到的一切。猎人同它们进行斗争，以杀戮的手段征服它们，兼收并取它们的魔力，包括它们的能量、暴力和野性。这样猎人便战胜了大自然，从而强大起来。美国的动物小说是求索小说……从狩猎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动物的角度来说，它们是成功的。它们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心理特征的一种评论。……成功的程度以人的需要为标准……”与之相反，加拿大作家的动物小说则“总是以动物的死亡作为结局；不过这种死亡远不是某种探索的成功，不应以欢乐来对待，而应将其视为悲剧，应该为之伤感，因为这些故事是以动物的角度来叙述的。这是关键所在……美国的是杀戮动物，而加拿大的则是动物被杀戮，就像在皮毛和羽毛里感觉到的那样。你可以看出《白鲸》如果由白鲸自己来讲述，角度将会大不相同（那个陌生人为什么拿着渔叉追逐我？）。加拿大鲸鱼遇到捕鲸者的情形可在普拉特的《抹香鲸》中看到，在这里我们为鲸鱼而悲伤而不为捕鲸者难过”⁽¹⁹²⁾。阿特伍德以加拿大的生态文学作为参照，在对比中揭示了反生态文学的若干特征：反生态文学尽管也可能描写自然，甚至也可能对自然力量有某种程度的赞美，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成为人的陪衬，目的是为了突显人征服自然的最后胜利或者人虽败犹荣的霸气和傲慢。

《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的主人公是作者马里内蒂理想的未来人：长得像一个机器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像机器零件那样拆卸更换，他有万能的本领，却没有心灵，没有感情，没有良知，残忍冷酷。马里内蒂在《的黎波里之战》里这样赞美残杀人类和其他生命的机关枪：“小小的机关枪，您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女人，骄悍成性而又美丽绝伦，驾驶着一辆看不见的百匹马力的汽车，急促地按喇叭声……夫人，我看见您像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以滔滔不绝的雄辩的语言打动周围听众的心灵……此刻您是一把万能的钻头，在这个顽固的黑夜的头盖骨上凿出一个圆洞……您是一架轧钢机，一台电动镟床……是一只大型氢氧吹管，正一点一点地将邻近的星星点点的金属棱角燃烧、切割和熔化……”⁽¹⁹³⁾这样的作品是生态文学家及其研究者不能忍受的。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都是反战的，他们对科技的批判，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对研制杀害生命的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批判。赞美武器无异于赞美杀害生命、摧残生态。

苏联诗人戈罗杰茨基写道：

我，是人，我主宰着

花儿，白天的光……

我，亲自创造了上帝的名字……⁽¹⁹⁴⁾

另一位苏联诗人格拉西莫夫被称为“钢铁和工厂的歌手”。他在《钢铁之歌》里说，钢铁里“有睫毛温柔含羞的光亮和纯洁”，“有长笛的呜咽”，“有爱情”……。他还声称“我不是在娇柔的大自然里，/周围不是盛开的鲜花，/我是在烟雾腾腾的天空下/在工厂里锻造钢铁之花”⁽¹⁹⁵⁾。

又一位苏联诗人马申罗夫－萨马贝特尼克在《机器的天堂》里写道：

我想要——钢铁的语言在海底震响，

让无形的世界因鸣响的电线而受惊。

沿着铁轨的曲线，在深渊上驶过，

我要用酷热烧灼你们，然后再抛进冰的深井。⁽¹⁹⁶⁾

这些狂妄而又狂热的诗，真切地反映出一个疯狂摧毁大自然的时代，而那个时代所造成的自然灾难，却要让后来很多代人承担！

值得思考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里，这一类高歌工业化，高歌“与天斗、与地斗”的豪迈诗歌屡见不鲜，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19世纪中叶深受恩格斯赞赏的德国第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维尔特在《工业》一诗里这样写道：

人类到处都显出他的至高无上，

他们勇敢地征服伟大的自然，

他们无休无止地要求进展，

……

人类走过繁盛的碧绿的森林，

他们试探着搜寻巨大的松材；

他们从山岩的坑穴里找到铁矿，

把它们掘起……

……

在各个城市的烟气弥漫的中心，

从无数烟囱里冒出那么多浓烈的黑烟！

大自然所蕴藏的不成器的东西，

现在都以纯粹的姿态出现。

……

赫淮斯托斯，他要是看到火车的飞奔，

他一定会惊叹人类的力量而拜倒尘埃！

……

工业乃是我们当代的女神！⁽¹⁹⁷⁾

无产阶级文学的这种特点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它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征服自然和破坏自然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态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它是整个人类文明（包括现存的各种制度）的产物。生态灾难是整个地球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在全球性灾难日益逼近的时刻，所有的主义之争和制度之争、所有与生态无关的学科和学派之争都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毫无意义。生态系统总崩溃之时，无论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什么主义下的什么阶层的人都将无一幸免。生态危机的现实呼唤全球意识的建立和普及，呼唤生态意识的全球化。只有全人类合作，才有可能消除危机，避免灾难。

【注释】

(1)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27页。

(2)克雷默编：《古代世界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

(3)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4)吕凯等编：《世界神话百科全书》，徐汝丹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5)这个神话故事有好几个版本，各版本在一些细节上不尽相同，本书采用汉密尔顿《神话学》所收入的版本，见Edith Hamilton：Mytholog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53，p.292.

(6)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7)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8)Nogah Hareuveni：Ecology in the Bible，Neot Kedumim Ltd.，1974，Kiryat Ono，Israel，p.18.

(9)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10)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

(11)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45页。

(12)Baird Callicott：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203

(13)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10，1.

(14)丰华瞻编译：《世界神话传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15)奥弗编：《太阳之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毛天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0—31页。

(16)W.H.纽：《加拿大文学史》，吴持哲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17)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12－13.

(18)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12－13.

(19)Baird Callicott：Earth’s Insights：A Survey of Ecological Ethic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to the Australian Outback，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120－121.

(20)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4，6，15－16，14.

(21)Vecsey and Venables（ed.）：A 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s；Ecological Issues in Native A merican Histor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0，p.26.

(22)Jace Weaver（ed.）：Defending Mother Earth；Native A merican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Orbis Books，1996，p.11.

(23)Anderson，Slovic and O’Grady（ed.）：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Addison－Wesley Education Publishers，Inc.，1999，pp.275－276.

(24)Lisa M.Benton＆John R.Short（ed.）：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0，pp.7－8，2.

(25)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26)刘意青等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7页。

(27)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9页。

(28)同上，第45—46页。

(29)同上，第93、99、100页。

(30)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31)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32)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32.

(33)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79页。

(3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62页。

(35)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8—289页。

(3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61页。

(3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9、89页。

(38)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81—682，75页。

(39)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9页。

(40)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59、162页。

(41)同上，第162、149页。

(42)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47页。

(43)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7、84、405页。

(44)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张弛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45)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53页。

(46)《德国诗选》，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

(47)Lawrence Coupe（ed.）：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Routledge，2000，pp.93－94.

(48)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p.258－260.

(49)狄特富尔特等编：《人与自然》，周美琪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23、209—210页。

(50)《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钱春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42页。

(51)彭克巽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56页。

(52)黄宏煦主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1—242页。

(53)《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73、81、191、202、257页。(www.chuimin.cn)

(54)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55)《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81—82页。

(56)《华兹华斯、科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28—229页。

(57)《华兹华斯、科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97、305页。

(58)同上，第321页。

(59)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p.49－50.

(60)Patrick D.Murphy（ed.）：Literature of Nature：An International Sourcebook，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8，Chicago，p.169.

(61)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318页。

(62)Wynne Tyson：The Extended Circle，Paragon House，New York，1989，p.131.

(63)《法国历代诗歌选》，江伙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188页。

(64)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

(65)爱默生：《自然沉思录》，博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9、6、12、160页。

(66)爱默生：《自然沉思录》，博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2、8、15、39、40、70、197、9页。

(67)同上，第19、12、70—71页。

(68)R.W.Emerson：Nature，Addresses，and Lectures，ed.R.E.Spiller＆A.R.Fergu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Cambridge，p.10.

(69)B.Torrey＆F.H.Allen（ed.）：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Houghton Mifflin，1906，Boston，vol.11，p.275.

(70)H.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rinceton，p.138.

(71)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 merican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ambridge，p.209.

(72)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ambridge，pp.126－132.

(73)H.D.Thoreau：Wal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rinceton，p.186.

(74)普里什文：《林中水滴》，潘安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页。

(75)罗伯特・塞尔编：《梭罗集》，陈凯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第720、760—762页。

(76)Albert Gore：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Houghton Mifflin，1992，Boston，pp.269，36.

(77)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 merican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ambridge，p.313.

(78)Lawrence Buell：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

(79)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0页。

(80)彭克巽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2页。

(81)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501页。

(82)戴利、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264、181页。

(83)普里什文：《林中水滴》，潘安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7—58、156页。

(84)《普里什文随笔选》，非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85)普里什文：《林中水滴》，潘安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6页。“走吧”鹿茸指的是特别贵重的鹿茸，可能在富人阶层不断转手，不断升值。

(86)《普里什文随笔选》，非琴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84、80、221—222、213、85、306—307页。

(87)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0、341、333页。

(88)同上，第102、204、321、341、334页。

(89)《法国历代诗歌选》，江伙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4页。

(90)加里：《天根》，宋维洲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5、168、167、64页。

(91)同上，第14、69、416页。

(92)加里：《天根》，宋维洲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0、333页。

(93)同上，第169页。

(94)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3页。

(95)同上，第41页。

(96)缪尔：《夏日走过山间》，陈雅云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9页。

(97)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4、192、188、190、150—151页。

(98)同上，第165页。

(99)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100)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139、213、194、200页。

(101)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102)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68、40、70页。

(103)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8—70、73、79页。

(104)《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下册），蔡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304、300、302页。

(105)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李云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16页。

(106)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107)Oscar Williams（ed.）：The New Pocket Anthology of A merican Verse，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1，p.129.

(108)Philip Sterling：Sea and Earth：The Life of Rachel Carson，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0，New York，p.187.

(109)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227.

(110)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p.1，87.

(111)Mary A.McCay：Rachel Carson，Twayne Publishers，1993，New York，p.23.

(112)Rachel Carson：“Undersea”，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 1937，p.322.

(113)Philip Sterling：Sea and Earth：The Life of Rachel Carson，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0，New York，p.20.

(114)Mary A.McCay：Rachel Carson，Twayne Publishers，1993，New York，p.30.

(115)Rachel Carson：The Sea around 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New York，pp.93－94.

(116)Rachel Carson：The Edge of the Sea，Houghton Mifflin，1983，Boston，p.1.

(117)Ibid，p.5.

(118)Frank Graham，Jr.：Since Silent Spring，Houghton Mifflin，1970，Boston，p.32.

(119)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3.

(120)E.W.Teale：Great Treasury，A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s Great Nature Writing，Dodd，Mead＆Company，1952，New York，p.28.

(121)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p.2－3.

(122)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128.

(123)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28.

(124)H.Patricia Hynes：The Recurring Silent Spring，Pergamon Press，1989，New York，pp.17，115－118，127；Philip Sterling：Sea and Earth：The Life of Rachel Carson，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0，New York，pp.174，181；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p.103－105；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p.295－298.

(125)Robert Fulford：“When Jane Jacobs Took on the World”，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6 Feb.1992，p.28.

(126)H.Patricia Hynes：The Recurring Silent Spring，Pergamon Press，1989，New York，pp.18－19.

(127)Linda Lear：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Henry Holt＆Company，1997，New York，p.394.

(128)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120.

(129)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p.233，10，13.

(130)Frank Graham，Jr.：Since Silent Spring，Houghton Mifflin，1970，Boston，p.40.

(131)Mary A.McCay：Rachel Carson，Twayne Publishers，1993，New York，p.80.

(132)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p.293－294.

(133)这是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在宣布卡森入选该院院士时对卡森的评价，见Philip Sterling：Sea and Earth：The Life of Rachel Carson，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0，New York，p.193.

(134)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New York，pp.125，121.

(135)卡森：《寂静的春天》前言，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6)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Houghton Mifflin，1972，Boston，pp.242，244.

(137)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许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17、187—188、192页。

(138)巴赞：《绿色教会》，袁树仁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134页。

(139)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94、296—297页。国内多数法国文学研究者将此书名译为《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境》。

(140)格拉斯：《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黄灿然译，《天涯》2000年第1期。

(141)格拉斯：《访谈录：创作与生活》，黄灿然译，《天涯》2000年第1期。

(142)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3、4章。

(143)同上，第68—69页。

(144)Finch＆Elder（ed.）：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W.W.Norton＆Company，Inc.，1990，p.621.

(145)莫厄特：《被捕杀的困鲸》，贾文渊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21、23—24页。

(146)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许贤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9—55页。

(147)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许贤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26—127页。

(148)同上，127—128页。

(149)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2页。

(150)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73—274、404页。

(151)王守仁：《苏联诗坛探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0—242页。

(152)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39、213、214、226页。

(153)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夏仲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45、337、240、242页。

(154)《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陈淑贤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7、65页。

(155)刘文飞：《20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9—250页。

(156)《拉斯普京小说选》，王乃倬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16、222、224、175页。

(157)彭予：《20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158)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01年，第235页。

(159)Edward Abbey：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Landscapes and Language，ed.by Cutchin，Rottweiller，and Dut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3.

(160)Patrick D.Murphy（ed.）：Literature of Nature：An International Sourcebook，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8，p.449.

(161)Anderson，Slovic and O’Grady（ed.）：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Inc.，1999，pp.345－346.

(162)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1页。

(163)同上，第746页。

(164)http://lessing.redmood.com/mara.html，http://www.salon.com/books/sneaks/1999/01/08sneaks.html

(165)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booksearch/isbninquiry.asp?userid=2UAOGTJ32Z＆sourceid=＆isbn=0618124977
http://mostlyfiction.com/world/tolstaya.htm；http://www.bookslut.com/reviews/0303/slynx.htm

(166)T.Coraghessan Boyle：A Friend of the Earth，Viking，2000，New York，p.133.

(167)T.Coraghessan Boyle：A Friend of the Earth，Viking，2000，New York，p.268.

(168)Michiko Kakutani：“Oryx and Crake：Lone Human in a Land Filled With Humanoids”，New York Times，May 13，2003；Joan Smith：“And Pigs Might Fly”，The Observer，May 11，2003.

(169)Sven Birkerts：“‘Oryx and Crake’：Present at the Re－Creation”，New York Times，May 18，2003.

(170)R.Wellek＆A.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Harvest Books，1972，p.42.

(171)艾略特：《批评的功能》，林骧华译，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172)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73)戈伊科奇等编：《人道主义问题》，杜丽燕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74)戈伊科奇等编：《人道主义问题》，杜丽燕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7—18页。

(175)参见刘意青等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1—192页。

(176)《莎士比亚全集》（九），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9页。

(177)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Beacon Press，1974，Boston，p.48.

(178)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4—275页。

(179)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Beacon Press，1974，Boston，p.48.

(180)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181)Benjamin Farrington（ed.）：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Chicago，pp.92－93.

(182)Donald Worster：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Seco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0.

(183)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1—202页。

(184)爱默生：《自然沉思录》，博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7—59页。

(185)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李云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49页。

(186)弗罗姆：《占有或存在》，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北京，第14—15页。

(187)弗罗姆：《占有或存在》，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北京，第16—17页。

(188)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7、429页。

(189)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58、262、228—229、526页。

(190)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 merican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ambridge，p.4.

(191)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9、60、42、40、68页。

(192)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64—65页。

(193)罗芃等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3页。

(194)许贤绪：《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195)同上，第161页。

(196)刘文飞：《20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197)《德国诗选》，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06—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