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期的探索

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期的生态文学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期，生态文学持续发展并渐趋繁荣，出现了缪尔、利奥波德等生态文学大家。

威尔斯的反乌托邦小说《时间机器》预言了建立在掠夺自然基础上的人类文明的可怕未来：在公元802701年人类已经退化成两种生物，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身体萎缩的埃洛伊，另一种是在地下劳作、怕见光明又凶猛残忍的莫洛克；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已经灭绝，世界是一片荒芜。

斯蒂文森在《尘与影》里对人类蹂躏自然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进而得出结论，人类不是大地的主人，而只不过是大地上的尘土和影子。“他是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地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生长着……他心里充塞了许多互相矛盾的欲望……无可救药地只能靠残害其他生命来维生。”⁽⁷⁹⁾

艾略特不仅感性地描写了文明的“荒原”，而且还理性地分析了人类的未来：“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和破坏公共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后的人将要付出代价的进步。”⁽⁸⁰⁾

威尔士诗人狄伦・托马斯的名篇《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继承了浪漫诗歌赞美深刻影响人类的自然生命力之传统：

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

也是我的毁灭者。

……

催动着水穿透岩石的力

也催动我红色的血液；使喧哗的水流干涸的力

也使我的血流凝结。⁽⁸¹⁾

巫宁坤译

劳伦斯认为，工业文明不仅严重摧残了自然，同时也严重摧残了人类美好的天性。《恋爱中的女人》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煤矿主杰罗德骑着一匹母马在铁道旁等待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鸣声吓得母马拼命后退，习惯于控制一切的杰罗德残忍地用靴刺狠夹母马，直到刺出血来。机器般无情的意志力强加在代表自然生命力的母马身上，象征着机器文明对自然的扼杀。面对这一场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女主人公厄秀拉对杰罗德痛恨至极，而艺术家古德伦却佩服之至。通过这一场景劳伦斯要传达的是，人不尊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征服自然的连带后果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必然异化，人世间也必然充满暴力和血腥。《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表明，工业文明把自然当作材料，把人当作机器，既把自然破坏得满目疮痍，也使人的精神世界瘫痪，使人丧失了生命活力。惟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可能挽救人类。

英国作家刘易斯发表于1947年的散文《人之废》是生态文学的杰出篇章。他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十几年前就深刻阐明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必然恶果，遗憾的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战后重建和经济复兴所吸引，没人关注他的了不起的预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常常被用来描绘应用科学的进步”，然而，正是这种征服性的进步“使自然不堪重负”，“人的最后的战利品到头来却是人类之废。”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说他最崇敬的作家有两位，一个是卡森，另一个就是刘易斯，他特别强调刘易斯比卡森更早意识到征服自然的灾难。他评价道：“刘易斯让人们看到：控制自然一旦越过界点就会变成危险的举措，如果达到极限，那么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全部业绩毁于一旦——人类征服自然大功告成之日正是自然征服人类之时。”⁽⁸²⁾

俄罗斯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在《森林姑娘》、《水獭的孩子们》、《和谐世界》等诗里发掘古代神话的恒久价值，讴歌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主张人与万物平等相待。在长诗《吊车》里，赫列勃尼科夫用巨大的吊车象征人所创造的机械文明，象征性地描述了人类的科技创造物变成了人所不能控制的异化力量后的可怕情景：烟囱飞了起来，铁钩沿河飞奔，钢铁建筑物着火燃烧，铁轨离开了路基……。这些假定性很强的形象，艺术地预示了核泄漏、生化灾难等科技文明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可怕威胁。

本书的导论已经分析了普里什文作品里的非生态和反生态思想。不过，普里什文对自然的态度是复杂的和矛盾的。《人参》里有一个片断充分显示了这种矛盾。一次，“我”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有着美丽的花纹、美丽的眼睛、玲珑的蹄子和流着奶的大乳房的母鹿，即将下手捕获母鹿之际，“我”突然住了手，不忍心了。“是的，我是强有力的人，我想只要两手使劲抓住蹄子根，我便会降服它，用腰带把它捆绑起来。任何猎人都会理解我想抓住鹿，把它据为己有的这种几乎抑制不住的欲望。但是在我的身上还有另外一种人，他没有抓鹿的意思，相反，要是有了美妙的瞬间，他倒想保持这瞬间的纯洁，把它永远铭记在心中。……我身上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你要是失去这瞬间，它会一去不复返，你会为此伤一辈子心。快动手吧，抓吧，你会得到一只雌花鹿，动物界最美丽的动物。’另一个声音说：‘老老实实地坐着！美妙的瞬间可以保留下来，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我也这样和自己做斗争，连大气都不敢出。但是这叫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这番自我克制的功夫真要了我的命！”面对自然，是占有、毁灭还是审美、感悟？作者可以在林中停下车来，只为了“想听听蜜蜂的声音”，对大自然抱有“一种非务实的态度”⁽⁸³⁾（《叶芹草》）；他还对那些“走进森林，心里只盘算着有多少立方米的木材”⁽⁸⁴⁾的人很不以为然（《大地的眼睛》）；但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强烈欲望，这就变成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在普里什文的作品里还有一些生态思想萌芽。作者非常反感猎兽人“这样残酷屠杀稀有的、濒临绝种的野兽，只是为了给富人提供‘走吧’鹿茸”⁽⁸⁵⁾。《大地的眼睛》是普里什文带有生态色彩的作品。在这部由后人将他的日记结集出版的散文集里，他对自己以前对待自然的态度进行了反思。他反思了自己打猎的乐趣：“我打猎的嗜好是由于从前精力过于充沛，而缺乏想像力。现在我的精力衰退了，然而，天哪！难道松鸡就只是供人打猎的吗？”普里什文是真诚的，真诚地记述了他真实的心灵震撼。他也并没有停留在震撼上，而是进一步思考什么才是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爱。“如果有水，而水中无鱼——我就不相信这是水。即使空气里有氧，可是燕子不在其中飞翔——我就不相信这是空气。森林里没有野兽，而只有人——那不是森林。”面对一条小河，“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时想要钓鱼，有时想洗个澡，……在岸上散散步，甚至想划一会儿船。不管会想什么，或者在自己的生活里重新安排什么：一切都是关于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如果……看到从院子里流出去的污浊的小河，你就会想起真正的河流……一切都是为了河，没有任何事情是为了自己”。他总结道：“很多人欣赏大自然，但关心它的只有少数人。”这里的“很多人”也包括普里什文自己，不过，晚年的他已开始向那些“少数人”转变。他终于认识到，“在‘自己身上’，我们是不能了解大自然的”，仅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仅仅把自然看成反映人类的镜子，不可能认识到大自然真正的价值。他深情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所爱的大自然中的一切都高于我。”⁽⁸⁶⁾惟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并对自然界的一切物种负责才是真正的对自然的爱。

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塑造了一位为保护森林而屡遭打击但却矢志不渝的生态英雄——维赫罗夫。这位林学家拖着一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俄国考察横遭蹂躏的森林。森林植被迅速消失的惨相使他痛心疾首。他到处宣讲保护森林的重大意义：“忘记了森林，就是忘恩负义。”“失掉森林，后患无穷。”“使森林的开发远远超过它的增植量，这其实是向子孙后代的强制借贷行为。”决不能以奴隶主的方式掠夺自然、滥砍林木。失去了森林，就等于自然界的水循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环节，其结果必然是水土流失，万顷良田成为不毛之地。森林是人类共有的财富，理应属于千秋万代，而决不是某一代人的专有财产。森林是人类进步的“绿色朋友”，摧残它就是贻害子孙、贻害人类！⁽⁸⁷⁾

列昂诺夫在《俄罗斯森林》里这样描写人类对森林的残暴行径及其后果：斧头“带着挑战的意味朝古松的根部砍了下去。那正是树脂凝聚、青筋嶙起、向树干输送血液的要害部位。伊凡觉得，马上就会鲜血四溅……”林子被砍光了，“老太婆们一个星期了，哭了一场又一场，当姑娘时就在林子里捉过迷藏，编过花冠……”而今，那一切美好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造福于人类的自然之宝——森林，一旦遭到虐待，既不能凌空逃逸，也不能潜入海底，像童话里愤怒的金鱼一样，更不会像上级部门呈送控告信。”“大自然就是这样地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呈现出衰微的景象。泉眼在壅塞，湖泊在沉积，河湾长满了慈姑草和苇丛。失去绿色的大地丑陋了。总又一天人们会从实践中得知，为了恢复被轻率地破坏掉的草土层，为了使盐沼地重新长起柞树，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进步搂抱着利润闯进浓密的针叶林，一路上留下的是残根倒木。”⁽⁸⁸⁾最后一句话显示出列昂诺夫的思考进入了更深的层面，尽管这种深层思考在作品里并不多见。显然，列昂诺夫已经意识到：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以满足物质需要为核心的进步是人们竭泽而渔地掠夺自然的深层原因。

德国作家德布林的小说《一朵蒲公英的被害》描写了自然万物对人类的报复。面对着人的摧残掠夺，整个森林所有的生命开始了抗争，他们要向人类讨回自己的生存权利。维歇尔特的长篇小说《简朴的生活》描写了一个海军军官的隐居生活，以此告诉读者，只有在山川湖泊的宁静中才能找到心灵的平衡和生活的价值。诗人雷曼在《绿色上帝》、《诱人的尘埃》等诗集里探讨回归自然这条摆脱现代文明社会不安定生活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他具有明显的生态整体观，他的诗常常以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生物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和永恒。

法国诗人戈蒂耶在《朗德的松》里谴责了人类对树木的摧残：“为了榨取松木的油脂，/人，就像暴殄天物的屠夫贪财成性，/惟有杀戮才能生存，/他在苦难的树干上留下了宽宽的伤痕！”⁽⁸⁹⁾

法国作家加里在《天根》里对世人发出警告：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根，是所有生命的根，“伊斯兰教徒把它称为‘天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把它称为‘生命之树’”。然而，天根已被严重砍伤，而且就要被砍断了！小说详细描写了非洲大象濒于灭绝的危机和猎杀者残酷可恨的行径。那个叫瓦格曼的所谓“制革专家”把大象膝盖以下部分砍下，经过镂空、鞣制等加工工序，做成工艺纸篓、伞架、香槟酒桶。如此残酷的虐杀完全不是为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是为了庸俗、可恶的时尚和奢侈！“八十只已镂空成成品的大象蹄子和同样数量的犀牛与河马蹄子……立在库房里。就像一群巨大的幽灵！”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场景，看到这个场景，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会怒火中烧！猎杀大象的场景也是残酷的，但作品里还有更惨不忍睹的场面：有时候，一颗没打中要害的子弹能在大象的体内藏好几年，“伤口招来一群群壁虱和苍蝇，愈烂愈深”，大象在漫长的痛苦后最终死亡。“一头小象侧卧在那里，长鼻子软绵绵地拖在地上，望着你，这时，在这双眼睛里，人类那些备受赞扬的优点好像都躲了起来，其中的浓厚人情味也消失殆尽。”这些景象和这些暴行把主人公莫雷尔激怒了。莫雷尔是当代的“生态堂吉诃德”，为拯救被捕杀的非洲大象，他徒劳但却绝不服输地抗争。在发出呼吁、征集签名、提出请愿等和平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他被迫以暴力抗争，代表大自然的利益除暴惩恶：烧毁残忍杀害大象的种植园主的庄园；在猎杀大象者即将开枪时，先开枪打伤那个“恶人”；痛打用大象蹄子和小腿制造工艺品的“制革专家”⁽⁹⁰⁾……

然而，莫雷尔为保护大象、保护生态所进行的反抗并没有遏止疯狂的猎杀，相反他却被人们叫做无政府主义者、疯子、神经病、杀人狂，说他“要和人类本身决裂”，“厌恶人类……决心改变自己的属性……站在大象一边”。很少有人理解他，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搜捕他，追杀他，法庭也要审判他。但莫雷尔依然毫不气馁，哪怕全世界都反对他，他也要抗争到底。小说惟一能给人以希望的是土著人把他叫做“巴巴・吉瓦”，意思是“大象的老祖宗”，“他已被蒙上一层不可思议的神圣色彩”⁽⁹¹⁾。堂吉诃德问世一百多年后才有人真正理解他，莫雷尔呢？也许要不了一百年，多数人就会把他视为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因为如果人类继续这样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地发展下去，恐怕要不了一百年，生态系统就将总崩溃了。可是，等到那时再来赞赏、仿效莫雷尔，还来得及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天根》对生态正义给予了突出的强调。在莫雷尔征求一位年老的黑人教师的支持时，老黑人对他说：“你的大象纯粹是吃饱了的欧洲人的心血来潮，完全是吃饱了的有产者的空想。对我们来说，大象就是站着的肉——等你们给我们提供的牛肉够吃时，再谈这件事吧……”作品里的另一个人物这样分析莫雷尔及其追求和事业：“你可以先以进步的名义，要求禁止捕杀大象，于是……你的良心也从中得到安慰，接着，你便可以把天边的大象亲切地赞叹一番。……逃避了斗争，却躲进了姿态之中。这是西方理想主义者所经常采取的态度，莫雷尔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完美典范。但是对于非洲人来说，……首先应该是填饱了肚皮的尊严。……一旦非洲人填饱了肚皮，他们说不定也从美学的角度来关心大象。……而目前，大自然则劝说他们剖开大象的肚皮，大口大口地吃那里面的肉，直吃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块肉什么时候才能送到他们嘴边。”⁽⁹²⁾

这样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非常实际的，值得所有生态文学家、生态思想家和环保主义者深思。要真正有效地缓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批判的主要矛头和抗议的主要对象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本身，而应当是从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类同舟共济原则的高度，把主要努力集中在迫使发达国家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做出更大的、确有实效的付出甚至牺牲。不过，上述指责对莫雷尔本人来说却是不公平的。莫雷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方面，“在请愿书中，他曾反复申明过这个观点——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他这场保护大象的战斗和斗争的一部分。你要想拯救受到威胁的巨型动物，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⁹³⁾。而且，实际从事保护濒临灭绝生物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哪怕并不能彻底解决危机，但至少可以缓解危机，特别是在争取发达国家的有效付出和国际合作短期不可能获得成功、而抢救濒危物种又刻不容缓的时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有相当数量的人对生态保护之缺陷的指责和对生态保护之巨大困难的分析，目的并非提倡和身体力行地进行真正有效的生态保护，而是完全放弃努力，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甚至末世狂欢。这样的人哪怕再聪明、再深刻，与莫雷尔这样心甘情愿地放弃舒适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全部心血和生命的“生态堂吉诃德”相比，也显得那么自私、卑微和可耻！

缪尔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很早就接触了梭罗的作品并深受影响。他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了质疑，并提出要重视万物的整体利益：“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的一个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为什么人类要将自己这一小部分利益凌驾于万物的整体利益之上呢？”⁽⁹⁴⁾缪尔还是美国的“保护运动”（preservation movement）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876年，缪尔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森林保护政策。在他的敦促下，从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建起了一批自然保护性的国家公园，如红杉国家公园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等。1892年，缪尔创建了著名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以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1897年6至8月，他发表了两篇具有说服力的文章，促使公众及国会赞成克利福兰总统指定13处国家森林不进行商业性开发。缪尔公开抨击毁坏原始森林的木材公司和支持他们的政客，他还发起了长达5年的反对在赫奇－赫奇峡谷（Hetch Hetchy Valley）修建水坝的运动。他的生态文学作品《我们的国家公园》、《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约塞米蒂》等感染了整整一代人。

缪尔非常反感人们纯粹实用性地对待自然。他以响尾蛇为例阐明他的看法：“其实响尾蛇是十分善良的动物，尽管它背着这样的黑锅已经很久，即使是出于误解或偶然发生的意外，它也很少对人构成危害。……尽管如此，无论是在有蛇的季节，还是在无蛇的季节，这样的问题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来：‘响尾蛇有什么益处？’似乎凡是对人类没有明显益处的东西都没有存在的权利；似乎我们的利益就是造物主的利益。很久以前，有一个法国游客向一个印第安人提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个印第安人回答说：它们的尾巴可以治牙痛，它们的脑袋可以退烧。当然，它们的一切，无论是头还是尾，都只对它们的自身利益有益。”⁽⁹⁵⁾在另一部作品里缪尔批评了牧羊人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饲羊人把杜鹃花称为‘羊的毒药’，而且纳闷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这种植物……这些可怜的金钱奴隶眼前所见就只有剃下的羊毛，反而看不清或甚至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事物。”⁽⁹⁶⁾功利主义地对待自然，是人类的一个通病，也是生态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缪尔生动地描写了动植物的美好和可爱。巨杉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体，许多巨杉直径达10至30英尺、树高200英尺以上，最大的直径达35英尺，树龄超过4000年。巨杉不到3000岁不会衰老，不少巨杉在人类纪元前10到20个世纪就存在于世了。巨杉“是永恒的象征”，它“刚毅、完美”，“庄严、郑重”，“卓尔不群、遗世独立”。“它拒你于千里之外，毫不在意你的存在；它只对风儿诉说，心里只装着天空。”在古老而壮美的大树下，生活着许多可爱的鸟儿。那些母鸟所表现出来的真挚感人的母爱，“可使整个世界充满亲情”：当你靠近幼鸟或鸟蛋时，“母鸟会发疯似地呼啸而来，扑到你的脚下，用翅膀拍，用尖爪抓”，或“装出跛足的样子”，或“呼呼地吼叫”，为的是“将你的注意力从幼鸟身上吸引过来”。“这些鸟儿低微的鸣声，饱含着多么动人的爱意，它穿透层层山林，震撼着彼此的心灵，也同样震撼着我们。”⁽⁹⁷⁾(www.chuimin.cn)

然而，所谓的文明人却对这些可爱的鸟儿大开杀戒！“他们……道貌岸然地保持着标准的狩猎阵形，……端着子弹上了膛的名牌猎枪。于是在这如画的风景中，一场充满可耻的狂热的大屠杀开始了。无尽的劫难之后，成千的知更鸟被击落，它们被装进鼓鼓囊囊的大口袋，其中不少受伤的知更鸟将慢慢地死去，没有红十字协会向它们提供援助。第二天是星期天，大部分虔诚的屠杀鸟类的刽子手们脱去了护腿，洗干了血迹，……走向教堂。在唱赞美诗、祈祷并听完布道之后，他们回到家中饕餮一番，将主的唱歌的鸟儿付诸使用，将它们放入他们的晚餐，而不是将它们放在他们的心间。他们吃着它们，唆吮着它们那瘦小可怜的腿骨。……把会唱歌的鸟儿当饭吃！”⁽⁹⁸⁾缪尔的描写无情地揭示了人类在道德上的狭隘和虚伪。

利奥波德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思想家。他使人类的生态思想迈进一个新境界，并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然保护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沙乡年鉴》这部大地伦理学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是环境运动中最经典的著作”，也是绿色思想的圣经，更是生态文学的杰作⁽⁹⁹⁾。

利奥波德批判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他把这种发展形象地比做在有限的空地上拼命盖房子，“盖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直至所能占用土地的最后一幢，然而我们却忘记了盖房子是为了什么。……这不仅算不上发展，而且堪称短视的愚蠢。这样的‘发展’之结局，必将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死于过度。’”“我们迷恋工业在供给我们的需求，却忘记了是什么在供给工业”，忘记了地球资源正在被“越来越傲慢和越来越完美的社会榨取殆尽”。他质问道：“人们总是在毁灭他们喜爱的东西……当地图上没有一个空白点的时候，40种自由有何用途？”利奥波德指出了人类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的道路：人类必须挣脱“经济决定主义者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必须“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必须尊重并保护地球上每一个物种“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的权利”，“不论它们是否对我们有经济上的利益”⁽¹⁰⁰⁾。

利奥波德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人们称他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的资源保护运动高潮到来前的摩西”。1987年利奥波德诞辰100年纪念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称利奥波德为“当之无愧的自然保护之父”⁽¹⁰¹⁾。1993年，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荒野的生态及社会价值和荒野保护的顶尖级科研机构，聘请了一批著名的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科学家。该机构的名称就是“利奥波德荒野研究所”。同样以利奥波德命名的民间机构“奥尔多・利奥波德自然中心”则是面向大众的生态意识普及教育机构。其核心理念就来自《沙乡年鉴》。其普及生态意识的主要方法是“在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即在认识和保护环境的实践中学习。该机构组织的环保夏令营和环保生日聚会深受民众的欢迎，特别是后者往往要提前很早预定。环保生日聚会的主要节目是寓教于乐的游戏，游戏的主题是自然，但具体内容则由过生日者自己创意，如“不可思议的昆虫”，“动物寻觅”，“自然侦探”（nature detectives），“垃圾猎获”（scavenger hunt）等。

海明威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复杂的。《老人与海》主要表现人通过战胜自然伟力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详见本章最后一节）；但是，圣地亚哥老人在与象征着自然伟力的马林鱼和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也明显流露出对自然的爱甚至崇敬，作者并没有把老人写成对自然无情无义的征服机器。他把大鱼看成他的兄弟，他由衷地对它说：“鱼啊，我爱你，非常尊敬你。”有评论者说老人这种态度是因为大鱼就是人化的老人，是老人的象征，这与作品实际不符。老人显然把大鱼看做自己的对手和不同于己的外部存在——他常常把自己与大鱼作对比，找出两者的差异：“我比它更聪明”，而大鱼“比我们高尚，更有能耐”，“美丽而崇高”，“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它强”⁽¹⁰²⁾。最后一个认识很深刻也很重要，显示出人类所获得的暂时胜利与其科技所创造的武器有密切的联系。科技成为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武器，这种武器不仅诱导人类走上暂时胜利但最终失败（或如恩格斯所说：一线胜利、二线失败）的错误道路，而且激发了人类超越自然限度、无视自然规律的虚妄。

海明威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矛盾的。在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搏斗中，老人不停地对自己的这种证明自我的方式反思、怀疑，不停地自我批判又自我辩解。“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后面这一句话值得再三玩味——引者评）“我杀死它是为了自卫……再说，……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东西，不过方式不同罢了。”“鱼啊，……对你对我都不好。我很抱歉，鱼啊。”老人无论在理性方面还是在感性方面都不能完全赞同自己的这种对自然施暴的行为，这恰恰说明了他有很强的负罪感。他需要消解这种负罪感，但又不能完全消解。即使他取得了彻头彻尾的胜利，他也不会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没有阴影的快乐。这正是海明威的圣地亚哥与麦尔维尔的亚哈根本的不同，在《白鲸》里，亚哈对鲸鱼莫比・迪克没有爱只有恨，亚哈的心里和行为没有犹豫只有果决。海明威把老人与自然抗争的背景放在使人显得无比渺小的浩瀚大海上，并且最终没有让老人完全胜利、至少没有战胜自然，而老人对他究竟是否胜利或者失败也是拿不准的，他对于自然抗争之结果的判断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另一方面他又真诚地而不是自我欺骗地告诉自己：“他明白他如今终于给打败了，没法补救了。”最精彩也是最可贵的是，老人还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那么是什么把你打败的？”“什么也没有，只怪我出海太远了。”⁽¹⁰³⁾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到底，怪不得自然，哪怕自然给予人类最严酷甚至毁灭性的报复，只怪人类自己走得太远了！人类是被自己打败的，人类自己把生存所系、性命相关的自然环境摧毁，人类自己走向生态系统的总崩溃，走向生存的末日！

由此可见，海明威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海明威的生态意识还突出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一个非洲故事》里。作品描写了一头非洲大象被残酷猎杀的惨剧。猎杀者朱玛把猎枪几乎塞进了受伤大象的耳孔，连开两枪。“第一声枪响时那大象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可是随即就失去了神采，耳朵里冒出血来，两道鲜红的血顺着布满皱纹的灰色象皮直往下淌。……大象原有的那种尊贵威严的气概、那种堂堂的风度，都顷刻化为乌有，只剩下了皱瘪瘪的一堆皮肉。”作者感人地表现了大象之间的真挚感情：那只大象常在它被猎人打死的伙伴的尸体旁徘徊，即使尸体变成了骷髅，大象还经常来探望。叙述者是个孩子，孩子能够将心比心地理解大象：大象“孑然一身，可我就有基博（孩子的狗——引者注）做伴。基博也有我做伴。那大象并没有危害到谁，可我们却对它穷追不舍，它来这儿看望它死去的伙伴，我们也追到这儿，而且眼看就要去杀死它了”。孩子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这篇小说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要是我和基博也长象牙的话，他们连我和基博都会杀了的！”⁽¹⁰⁴⁾是的，人类蹂躏自然和人与人相互杀戮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无穷尽的、恶性膨胀的贪欲的驱使下，没有任何物种——包括人——能够幸免于难。

多么可怕的人类！难怪美国剧作家阿尔比会虚构出这样的情节：在《海景》里，一对中年夫妇在海滩与一对蜥蜴夫妇聊起天来。那对中年人大谈物种的进化和人类的优越，劝蜥蜴夫妇留在人间，进化成人。没想到竟遭到断然拒绝。蜥蜴深感人类的虚伪残酷。他们又回到大海，决不愿意与人类为伍。

荒野，是生态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中也对荒野发表了看法：“荒野、大树——比任何文献记载的都大都老。对此，白人竟愚蠢到相信自己已经买下了它的某一部分，……荒野命定要被人们用犁和斧不断地、一点一点地咬啮。人们害怕它，因为它是荒野。”⁽¹⁰⁵⁾福克纳知道，荒野的毁灭正像砂漏里的沙子一样慢慢进行。当荒野被耗尽的时候，那些毁灭者也会被毁灭，也会完蛋。

杰弗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生态诗人。他的生态诗有着深刻的思想蕴含。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批判违反自然规律的科技发展、批判蹂躏自然的工业文明、预示了人类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可怕未来（详见下章）。他主张人类控制自己的欲望，与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他写道：

我们是什么？

一种长着稀疏的毛发和会说话的嘴唇，

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

难道可以说我们应该永久地被供养，

永久地受到庇护，永久地不被伤害？

我们能够自我控制吗？⁽¹⁰⁶⁾

肯明斯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可怜这个忙碌的怪物，残酷的人类》。在诗里肯明斯对人类的“发展癖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比罗马俱乐部至少要早20年。

可怜这个忙碌的怪物，残酷的人类，

不，发展是一种令人舒服的疾病；

你这个牺牲品（把生死置之不顾）

玩弄这把芝麻变作西瓜的把戏

……

　　　　　　　　　　人造的世界

决非天然的世界——可怜那动物

和植物，可怜那星辰和岩石，但绝不可怜

你这魔法无边、无所不能的

人类。我们的医生们或许能明白这是

一种没指望的绝症，如果——听：隔壁有一个

地狱般的好宇宙；让我们往那里走。⁽¹⁰⁷⁾

经济发展和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具有超级魔力的指挥棒，它指挥人类彻底毁坏生态环境。“发展是一种令人舒服的疾病”（这一名句广被引用），而且是一种不治之症；然而人们正是因为眼前的舒服而看不到未来的灾难。现代至极和奢华至极的人造世界看上去好像是个好宇宙，然而实际上它是地狱！难道我们真的要兴高采烈地、踩着鼓点唱着赞歌、热热闹闹地一齐奔向那个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