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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保持年均8%增长速度

【摘要】:2.韩国成功经验半个世纪以来,韩国经济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典范。

1.日本成功经验

二战后,日本国民财富损毁高达战前的45%,国内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但是战后几十年里,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经济迅速恢复,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总结日本经验,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产业结构调整顺利,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顺利转变;第二,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型转变成技术创新和内需消费型驱动;第三,社会结构实现成功转型,城市人口比重和中产阶级比重都超过70%;第四,政治结构顺应经济发展,及时调整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依靠产品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化策略,成功实现工业结构转变。在汽车工业、造船工业、民用电器工业及电子工业等通过机器人微电子数控机床技术获得迅速发展。在1945-1955“岩武景气”时期,政府压低民间消费,增加设备投资,把资金、劳动力、先进技术投向生产领域,发展出口贸易。到50年代后期,暴露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白色家电等产能过剩(近似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罢工时有发生,劳资关系紧张,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基于此,日本政府在60年代开始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缩小不同行业以及一二三产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消失,这些政策有利于扩大中产阶级数量。到1972年,“中产阶级”人数比例达到73%,城市化率在1970年达到72.1%。同时,把“技术立国”作为基本国策,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通过税制优惠措施、补足金、委托费低息融资等政策优惠和“产官学”相结合模式,扶植企业和民间研究相结合活动,建立创新型科技园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陈亚琦,2014)。

尽管日本标榜是多党制的国家,但是从1955年到2009年(1994年除外)一直由自民党执政,这种一党多派执政的情况能够保证党内相互监督制衡,发挥社会参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在野党和社会进步力量共同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党内轮流执政,保证政府政策的连贯性,使权力在党内有效衔接(马晓河,2011)。

2.韩国成功经验(www.chuimin.cn)

半个世纪以来,韩国经济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典范(黄启才,2015)。韩国用了50多年时间,从人均收入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世界发达国家,在后续20年间持续保持人均收入5.5%的年增长率,今天韩国94%的人口都属于中产阶级(乔俊峰,2011)。

(1)产业结构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利用日、美产业升级的机会,发展轻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面对世界范围劳动力成本降低的竞争,韩国抓住欧美重化工向新兴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电子、钢铁、陶瓷、造船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到80年代,对原有的重化工业改造升级,大力打造精细化工、电子机械、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产业。至90年代,韩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阻,经济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对此,政府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到21世纪初期,液晶显示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数字内容软件、智能机器人等成为韩国“引擎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和服务业占比迅速上升。同时,韩国投资率呈现倒U型变化,消费率呈现U形变化,需求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紧密联系。

(2)调整经济和就业政策。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持,韩国政治结构伴随经济发展也在转型。1979年全斗焕执政后继续推行朴正熙建立的威权体制,韩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社会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均等化发展,中等收入阶层逐渐成为韩国大众阶层的核心力量,要求参政议政的愿望强烈,威权体制已经不能适合当时社会管理模式。韩国政府开始实行“全面稳定计划”,政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1982年又实行“零基预算”政策,削减政府开支等。1985年韩国政府适时“产业优化”行动,通过金融支持和税收减免等措施来实行。卢泰愚接替全斗焕后重新推行民主化社会制度,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可见,80年代民主转型主要是因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理性社会群体,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调整税收政策,转变政府职能。韩国先后七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减少征收档次,形成一个四挡、最高边际税率为36%的相对平缓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方面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另一方面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改革财产税、增加对持有不动产的征税,打击不动产投机买卖、平抑土地价格。1998年,金大中政府实行削减政府开支,减员节流,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公务员监督,简政放权,将经济运营的决定权交给市场,让政府职能由计划与管理向经济社会提供咨询与服务转变。

(4)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在1980年代前,政府很少关注社会贫困人口的福利问题,到80年代,由于贫富分化加大,引发民众对政府不满,大规模罢工时有发生。1986年全斗焕政府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制度、最低工资制等三大社会福利制度,并通过《国民养老金法》、《医疗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在1989年和1999年实现了国民医疗与养老全覆盖,早在80年代早期,韩国就已经普及初等教育,随后教育经费开支连年递增,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支出平均比例是19%,和经济支出比例几乎相当。80年代中期,通过“技术立国”方略,1980年韩国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为0.56%,1983年提高到1.13%,1985年制定和颁布了《科技促经法》,1993年研发经费猛增到2.12%,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毅,2010)。到90年代,韩国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人数占比达到75.2%,城镇化率达到74.4%。自此,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拐点都在此时发生,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毕,转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