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哲学：对文学线索史观的反思

文学史是对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叙录，由于这个对象经历了实在的时间的过程，并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时间过程来展现，因此，文学史在叙录文学的历史演化过程时，就有一个文学史的时间发展中的线索观的考虑和选择的问题。

目前主要的文学史的线索观有两大类型或者模式，分别为自律论和他律论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古今中外都有其代表，它认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是外力的作用，比如“神”的力量、比如“气”的盛衰演变以及社会的一般状况的变化也都可能成为文学变革的促动因素；他律论模式的文学史观是文学史叙录中比较早就已经出现的模式。对于中国传统文论来说，“气”的概念和理论是这种文学史观的核心；对于西方文学研究来说，则以近现代以来的文论批评作为代表，它们包括社会学的文学史观、经济关系决定论的文学史观和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观等。比起他律论模式来，自律论模式的出现较晚。自律论的文学史基本上是19世纪以来的产物，它体现了在文学研究的诸坐标中，文学的文本，亦即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作品这一坐标的自觉，也体现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可以从事物自身寻求它的规律，并不需要那种牛顿式的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来说明事物变化的动因。属于这种模式的文学史观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泛结构主义的文学史观^[51]。两种文学史观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分别都有可以自豪的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在学习、参照、整理这些研究文献的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清理，以便总结出它们各自的长处；或者在面对它们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的情况下，寻觅它们之间的可以兼容的部分，再梳理它们之间真正的对立，从中发掘可以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的东西。基于这样的认识，论者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他律的和自律的文学史观点各有不同的理论假定，并且在阐明自己观点时，都没有给予对立观点留下余地，即他律论是坚持他律到底，自律论则完全排斥他律的染指，仿佛历史的真理在他们其中之一，各自都是为了真理而进行抗争。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否过于简单了呢？

真实的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从理论上讲，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决定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不能不受到社会的一般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宗教、哲学等也可能会对文学的状况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说，文学史不能撇开他律模式来加以论说。

另一方面，文学史的对象——文学，是由人写的，是由人来认定的，并且文学史在撰写的过程中，也是由人进行操作的，在这些行为中，行为的主体绝不是像预先编拟好的程序那样，只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来显示，文学史也应该有自律的一面。

再从现实上说，文学史的状况是由某些原因造成的，这一点是他律论者和自律论者都认可的前提。但是在“因—果”关系上，就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假定性。在因果关系的框架中，有时是前件与后件的相随状况就被认为是具有因果关系。譬如小草到春天发芽，到秋天枯萎，这些春秋的季节就被看成是小草荣枯的原因，并且还有可能把季节的时间因素看成原因。可是如果把小草移植到温室的话，则小草的荣枯可以根本不受外在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小草的生长周期与季节的时间性是没有关系的。小草生长主要受到季节的气温因素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温室作为一种参照，在这时说小草的生长受季节的时间因素支配还是气温因素支配就无从验证。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历史事件已经一去不返，而且我们不可能找到对于它的模拟实验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律和自律就难以验证。再者，小草的荣枯从外在形式上看只是随着季节而变换，但是从生物学的机制上看，这与小草的生长基因是相关的，有些草耐寒，有些草喜热，在季节的轮回中，它们的生长状况也并不一致，在人们争论是季节的时间因素还是气温因素导致了小草生长的状况时，其基因状况的因素就受到忽略。从这里的事例来看，因果关系往往并不是一因一果的线形关系，它是在多种因素的网络中编织的，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是事物变化的常态模式。这样，自律论和他律论的理论框架本身就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实际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的循环等状况都可能存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现实的实际状况蒙上了一层遮蔽物，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工作就显得困难重重，而提出一种自律论或者他律论的模式，有助于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就是说，在理论层面上看，认定文学史的线索是什么当然涉及原则，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原则问题就可以被悬置起来，自觉采用某种线索就可以对文学史具有评价的能力，反之就显得缺乏这种能力。这里可以由对文学现实主义的性质认定作一个例析。

在我们的常识中，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进行描写，注重细节真实，作者创作倾向比较隐蔽的一种文学模式。它可以是一种创作方法，也可以是体现为作品的风格等。然而这种认识是“中国式”的，或者说是由当年苏联定义、尔后又传入中国，并且影响了中国文论界的一种认识。杰姆逊指出：“西方人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52]杰姆逊之说的合理性就在于，现实主义文学总是要刻画出典型，因此所塑造的人物、事件显得客观，实际上与现实生活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人其事归根到底是“奇人奇事”。其中悲剧往往比现实生活中典型的悲剧事件更为悲惨，其中主要人物的故事中的经历比我们常人更为丰富和波澜起伏。杰姆逊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文艺复兴时的所谓“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那种含义的客观描写生活，它实际上是要在客观的外型下，表达出作者的一种观念：“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像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53]在杰姆逊看来，现实主义是与价值批判相联系的。

鲁迅小说《祝福》是一个杰出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范本。如果从“中国式”现实主义的理解出发，那么，小说的故事就是深刻而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活，祥林嫂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缩影，她的生活命运正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的写照。如果从杰姆逊的价值批判立场来看，《祝福》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过去宣谕的做一个贤妻良母是妇女生活正道的信条坍灭了，甚至可以说祥林嫂的生活悲剧就是在她做“贤妻良母”的生活历程中发生的。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假定都可以用于作品意义的阐释，如果将这种假定的恰当与否的问题悬置起来，那么就应该认可题目都具有操作上的意义。以此反观文学史上的他律论和自律论，则它们的性质都无法证实或者证伪，同时它们都有操作价值。

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撰史立场、历史观、文学观在看待文学史现象时，所看到的景观也是各不相同的。

18世纪有许多西方人来华并向西方传达对中国的印象，其中传教士（以法国人为主）注重了解中国的典章礼仪，而那些经商者（以英国人为主）则注重中国的经济生活。直到19世纪，法国人仍专注于对中国的制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而英语世界的期刊则是刊载中国的婚丧、民宅、服饰、民俗节庆等内容，二者互相都不对另一方面的信息感兴趣。“照道森的说法，这种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与商人的、英国的、注重民俗和求利的中国观并不是前后之别，而是并行的两种价值系统。似乎可以说前者是以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中国观，而后者是以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中国观。”^[54]在20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力量更为强大，也由于中西交往更多的需要了解实用知识而非抽象学理，因此是“商人的、英国的、注重民俗和求利的中国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能够说那种“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如果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其他国家要想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则“教士的、法国的、注重典籍的和求智的中国观”也许更能够派上用场。

人们讨论文学史的动力源时，从“过去——现在”的逻辑来立论，即认为现在的文学是在过去文学的影响下生成的，同时，过去又不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它往往有赖于人去设定。这种设定的思路是依循“现在—过去”的路径回溯的。如何看待现在，决定了人们会如何看待它的过去。各种不同的批评模式有着不同的思路。原型批评是从现在的文学中看到了过去的思想的映现，它是向后看的眼光；俄国形式主义则看到了文学在求新弃旧过程中，人们对于新奇表达的青睐，它是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法国的文学社会学派看到了文学荷载着民族文化的因子，普列汉诺夫则看到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该社会发生支配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前者突出了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后者则强调了文学的世界性、共同性。对于文学的信念不同，就会对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上体现差异。

文学史的线索梳理可以有多样性。其间确实有正误之分、优劣之别，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文学”这个语汇中，其实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对象，而且神话、宗教、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礼俗和交往规范都大量地渗入其中，即使静态地分析也有难度，何况还要历史地动态地把握。远古先民的文学与今天文化工业推出的有着明显商业运作痕迹的文学之间、古希腊的乐天派文化酝酿出的文学同日本基于“义理”耻感文化发酵出的文学之间，也许其中差异还要多于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因为它们都被所处文化认定为文学，所以才被人们挪入到同一系统看待；这种系统的相同就容易遮蔽它们真正的有着差异的性质。佛克马和易布思在论著中指出：“惯例或套式在文学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它们不遵从简单的逻辑。如果里塞尔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构成艺术品的形式、秩序或结构的规律，本质上是非逻辑的，它更接近于自然过程或生命过程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依赖于研究文学通则和以此为根据的逻辑推理了。”^[55]文学史研究上的各种线索观，其实都是依循着一种假定来概括文学演变过程，找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实际的文学史线索可能千头万绪，并不就范于一个简单的模式。

其实一些明显而单纯的现象也可能出现认识的歧义。譬如，现代性问题现在是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密切关注的题域，其中的一些事实应该是具有共识的，然而细致思考也会发现有些假设需要重新检视。例如现代性的多种表现形式就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说欧洲以及美国代表了现代性的社会状况，那么苏联难道不是？在罗马俱乐部的评估报告看来，虽然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集团之间势同水火，有时关系会紧张到发生战争的地步，但是这样两个社会都是坚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值得赞许的，并且作为政府设计的主要依据。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观点，他指出：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56]

亨廷顿这里的说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他自己想开列这样一份地图，这样一份地图是关于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国家关系和政治走势的示意图。他预先为可能出现的误差留下辩解的余地。

回到文学史线索观话题。每一种文学史线索观都可以从自身体系出发，或多或少地发掘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它也就使得人们乐此不疲。而这种从特地角度入手的研究虽然有褊狭的可能性，倒也方便提出独到见解，这样就比简单地认为线索芜杂难以论断的立场，有更多取得研究成果的机会。基于前人观点的片面性，可以给后人提供改进的空间，又基于从特定视角可以对文学史有新的见识，这又诱使人们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应该自觉掌握前人建立的两种文学史线索观，但是这种掌握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是思想的成果，它只是提供一种启迪、参照、进行新的思考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作新的探索努力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们的重要价值，可是也应该明白这些东西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收获，也许就在对过去思想作出总结之后才能得到。

[1]［美］普南特：《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杨莘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195页。

[2]［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3]俞平伯：《清河坊》，载《读书》1992年第7期。

[4]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5]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

[6]［法］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刘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7]［法］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刘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页。

[8]对于雅各宾专政和中国“文革”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雅各宾政治是民主与专制的杂烩，但是对于达成民主的愿望绝对有害。

[9]可参见李何林：《中西市民社会的文学共同点》，载《中原》第二卷第1期，1945年3月。

[10]关于“气”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还可以参见张荣翼：《“气”美学——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蕴涵》，载《东方丛刊》1994年第2期。

[11]参见［日］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气的思想》，李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12]《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书》。

[13]廖燕：《刘五原诗集序》，《二十七松堂集》卷四。

[1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页。

[15]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白香山文集》卷五十九。

[16]钟嵘：《诗品序》。

[17]叶燮：《原诗·内篇》。

[1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19]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31页。

[20]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09页。(www.chuimin.cn)

[2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0页。

[2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73页。

[23]［法］史达尔夫人：《论文学》，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24]［法］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25]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128.

[26]［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27]［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页。

[28]《恩格斯致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29]《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30]［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8页。

[31]［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4页。

[32]［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Ⅱ卷，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320页。

[33]参见［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罗国祥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34]［法］戈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35]［法］戈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36]对于这篇论文的比较详细的评述，可以参见安·杰弗森和戴维·罗比等人合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7]［俄］雅各布森：《当前的俄国诗歌》，见托多洛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8]［俄］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的理论》，苏联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39]［俄］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程序》，见胡经之、张首映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0]［美］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41]［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42]引自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43]［法］茨维坦·托多洛夫：《结构主义诗学》，见胡经之、张首映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44]［法］蒂博代：《批评的生理学》，巴黎尼译书局，1930年版，第141页。

[45]［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46]如伊格尔顿在评论结构主义时，将弗莱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见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47]弗莱的所谓高级摹拟文学和低级摹拟文学的说法，不涉及对于这些文学的价值判断。所谓高低是指作品主人公与常人相比，前者在命运上或者品格上优于常人，后者不优于常人。

[48]Northrop Fry：Anatony of Critic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155-162.

[49]参见［法］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孙淑强，金筑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0]［法］福柯：《作者是什么？》，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51]参见张荣翼：《试析文学史的自律论模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

[52]［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53]［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54]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见《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5]［荷兰］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页。

[56]［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