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哲学研究：线索观的可能状况

文学史的线索是客观存在于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但是这种客观性不是藤上结瓜式的线索，仿佛可以顺瓜摸藤找到根部，或者是由根部顺藤摸瓜。文学史的线索也许是网状的，一条线索与许多其他线索相连，可以有分有合，或干或支，从不同的清理方式，可以找到不同的线索。再者，文学史的线索作为文学史学科关注的对象，它也像人的主体认识活动中的一般状况那样，它的形貌也有赖于人所看待的视角，从不同视角所见的形貌是有所不同的。一只茶杯，从俯视角度看是圆形的，从平视角度看来则是一个矩形，都是看到了一个侧面，人们对于文学史线索有不同看法，同看待的视差有直接关系。

由文学线索的复杂性，和考察文学线索的视点的多样性，就使得这种线索观具有多种模式的可能性，并且它们之间还有着在考察问题的层面上的差异。以下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梳理这些不同的状况。

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要素”说，认为文学批评千变万化，但是都可以统一在文学的四个要素上，即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他指出：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就是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2]

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说来看，既然文学批评是落实到这样四个方面，那么文学史的论述也就理所当然地也体现为四个方面，即从作家视点入手的文学史、从阅读角度回溯的文学史、从文学与时代相关性入手来写的社会学文学史，以及就文学文本进行立论的作品文学史。

在对于这样几个要素的线索梳理中，也还可以有不同的论述角度。譬如，在联系到“世界”与文学的关系时，这个“世界”可以是指直接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或者直接对于作者有着启发、感召作用的周遭环境。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或者本身就是人的生活。俞平伯曾经讲到现实世界的属人的性质：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自己花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3]

这是一段富于诗意的论述，世界被诗意化了，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吗？

反过来说，在另一种论述角度里的“世界”则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就是说，它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创作，可是这些影响并不一定是作家自己所意识到的，诸如19世纪法国的文学社会学派，他们将文学视为社会环境的产物的观点，就认为作者本人可能并没有对于他周围的环境特性的自觉意识，因为这些环境状况在他看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些看来理所当然的状况完全可能非常深入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当这些环境状况发生变化时，他的创作就会出现重大变化。法国文学社会学派的理论家泰纳曾经总结，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是影响文学史的重要方面。他举例说，在欧洲，北欧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寒湿地带，性格豪爽、粗犷；南欧的拉丁人生活在气候宜人的地区，就显得性情平和，由此两种不同环境的文艺就有不同的美学风格。这种表述与中国以前的一个对联的总结很相似，即“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在文学批评诸坐标的层面上，从何种坐标入手考察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同一定的文学观有紧密关联。浪漫主义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表达方式，那么它当然对于作家维度给予集中关注；形式主义的文学观认为文学之为文学只是在于文学的特有形式，这样就使得它对于作品的文本之外的世界一般不予理睬。

文学史线索方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从过程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发展，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另一种则以目的眼光看待文学，认为文学总是一种有审美价值的语言载体，后代与前代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区别，算是殊途同归。

从过程观点看待文学史线索，则可以看到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泰纳就说，一个民族的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状况，就与植物繁衍状况相似，它的种子在后代也会经历它本身经历过的发芽、开花、结果这些过程，但是同时种子也可能有不同形态，比如进化或退化，株型上的差异，等等。中国明代文人胡应麟也是认为各个时代的文学都要反映出该时代的精神，但是时代不同，诗的表达也就大异其趣，他说：

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崭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4]

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元人诗如镂金错采，雕缋满前。三语本六朝评颜、谢诗，以分隶唐、宋、元人，亦不甚诬枉也。^[5]

这种以过程的眼光看待文学的观点，着重于指出文学史线索上的历时性的联系，它是具体的时代因素，也是抽象的某种时代精神。(www.chuimin.cn)

另外一种是从目的上看待文学史，即认为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学的确有所不同。唐诗不同于宋诗，而且唐诗大体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成就；而在宋代时，宋词更有理由作为该时代的文学代表。但是，这些变化过程都在一个不变的框架中进行。对此，阿诺德·豪塞尔曾经指出：“每一个艺术家从开始就向着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极尽所能来实现它。在艺术中，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进步；后来的作品并不比早先的作品更有价值；艺术作品事实上是不可比较的。”^[6]这段话所说的意思也就同新教运动中那句口号的精神接近：“每一代人都面对自己时代的上帝”，每个时代都是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去对前代负责。艺术有着前后之间的承接关系，但是从艺术自身的追求来看，每个时代都只是向着自己的审美理想目标挺进而已，后代并不承接前代赋予的使命，前代也没有能力要求后代必须遵从它的路子。

法国文论家伯格森有一个假定：如果不曾有过卢梭、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就没有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人们也就不会看到在古典主义文学中居然还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因为浪漫主义既然已经产生了，那些思想的因子不会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它应该在前代文学中，哪怕就是自己力图反拨的前代文学的表达中，就有萌发的苗头。伯格森就此表达了他的见解，说：“浪漫主义在古典主义之中为自己创造了原初的形式，就像艺术家在无形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形状或者在云彩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幻象那样。我们注意这些正成为历史的早先形迹，仅仅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事物实际已经进行的方式；这些形迹实际上只不过是预期的结果而已。”^[7]从这一见解来看文学史，看到的就不是前代文学如何引导了后代文学，而是后代文学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再从前代文学中发掘出自己的前驱形式，文学史不是简单的对于文学的历史过程的记录，而是在逻辑上推演、在情感上认同，再依据一定理论系统总结出来的对于文学现象的整合方式。

从过程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发展，和从目的上看待文学史，它们是相反相成的文学史的基本构造方式。前者提醒人们不要以同一视点、同一框架来认定不同时代的文学；唐诗之美与宋词之美各有所长，以其中一种来要求另一种如何，那么被要求的一方就当然有不及之处。后者则提醒人们，文学史的线索不只是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的递演，它还是在理论的框架之下来书写的，离开了特定的理论，线索不会自动地呈现。

文学史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那就是分别在思想和文化的层面来展示文学的演化线索。

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一表述不应该作实用主义的解释，以为历史只是思想的推演，只是在史学家头脑中再现对于过去的思考。它表明，一切历史的状况只有在人的理解中、记忆中，在人认为具有叙述价值的情况下才可能入史；在入史之后，它的前因、后果的串接其实是由人思考后，才从各种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梳理出来的。

在政治史上，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与现代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截然不同，只是在外在形态上两者都推崇民主政治。可以这样作一个剖析。城邦民主制是直接的民主，它是动员城邦的所有选民直接参政议政，每逢一个规定的时间，或者重大事件发生之时，选民们就在广场聚会进行议决。当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也是在这种议决中决断的。而代议制民主在当今的欧美国家普遍实行，它是先由选民们推选议员或者议员候选人的代表，再由议员代表选民在议会上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进行议决。对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与现代国家的代议制民主这样两种政治形式，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态度，但是一般研究者都会同意，这里形式的差异不只是“形式”，更是一种内容，至少是形式化了的内容。卢梭坚决批判了代议制民主，他认为，在代议制民主中，选民们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了议员，自己只是成为政治生活的观众；而议员们为了当选，为了当选后树立为选民负责的姿态，也就可能违背自己本心而去迎合公众的意愿，自己只是成为政治生活的演员。卢梭的思想不单是同保守派的观念对立，也同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见解不合。卢梭那种人人参与社会决策的“广场狂欢”的直接民主是意识形态的操练，许多人会听从具有领导魅力和感召力的“卡里斯马”式人物的话语催眠，在集体参与的民主政治的舞蹈中成为玩偶。这样，在一种最具有民主性的政治形式中，广场民众可能沦为民主的埋葬者，最终是导致专制和独裁来收拾残局。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和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参与活动，都是集中体现了这样的悖论性质。^[8]

对于卢梭论述的民主思想的褒贬历来就有争议，而且在将来也难以达成共同的共识，对这些政治史的是非，我们也许应该暂时撇开，存而不论，应该提及的，倒是可以以此作为个案，分别从思想的和文化的两种维度加以考察。从思想上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角色的民主，它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司法、立法和行政机关可以相互制约，国会的议员、政府的官员以及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各司其职，这样的一个定位中，每一个职位的任职者其实也就是“演员”，他只被赋予了扮演好自己角色的社会期待，而在古希腊直选民主的“广场狂欢”中，角色意识没有建立，这同卢梭的那种个人权利不可让渡的观念十分合拍，“广场”的领袖既想成为行政者，又想在立法上拟定法规，还想顺和自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于是在直接民主——理论上是最为彻底的民主形式中——却是滋生了非民主的内容。

反之，如果从文化上讲，古希腊直选民主的“广场狂欢”是与古希腊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组成有关。这些城邦国家不过就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亚里士多德当年提出过理想的国家规模的设想，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站在全国的制高点上可以俯瞰全国版图，这样可以免受下级的蒙蔽，亚里士多德的设想或许就与当时的城邦规模有着相关性。在范围狭小的城邦中，直接民主具有实施的可能条件，而在面积大得多的国家，比如英国，其2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所有的古希腊城邦国家面积的总和还多150％，国家不可能动员公民集中到一个地方对国家大事进行议决，并且有些大事涉及专门知识和细节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了解和理解它们。由民众选举的议员和政府官员代行民众的管理权利，其工作会更有效率。

在这里，我们对于思想和文化作了区分。思想是一种观念的东西，文化则在蕴含了一定思想的同时，还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实体。所有的回教徒都不喜爱猪肉，这是思想；回教徒有对于猪肉的禁忌传统，这才是文化。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风格有不同喜好，这是思想；而对于文艺作品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好，这是文化。概言之，文化一定要成为能够落实到行为上、物质上的东西。

那么，在文学史的线索梳理上，就可以分别倚重思想方面和文化方面，从而使其体现出思想史品格和文化史品格。文学史作为思想史，在于文学本来就是体现了思想的，并且在撰写文学史的专家那里，也体现了以某种思想来整合文学史的动机。它所侧重的是，一种文学后来发展为另一种文学，在此变化中体现的思想是什么？（如古典主义文学被浪漫主义文学的潮流所取代，浪漫主义文学显然有着新起的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支撑）在某一个时代，出现了某种文学，这种文学同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何？（如中国的五四文学运动显然与洋务运动以来的革新思想有关）在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学，它们对于自己作品的思想定位的状况如何？（如《诗经》，孔子的“思无邪”将其定位到儒家伦理系统上）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它的思想价值何在？（如歌德《浮士德》体现了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鲁迅的《狂人日记》展现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等。针对这些思想的梳理和溯源中，文学史是以思想史作为它的运作轴心。从这样一条途径，人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思想乃至社会思想之间的冲突。

文学史也可以从文化史的一面来展示其面貌。这是因为，文学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它还是在一定文化系统中运作，并且打上这个文化的烙印的，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读，也需要与这个文化一起看待，才能够有比较深刻的体验。文学写作是个人完成的，而它的发表采用广场吟诵的方式，还是出版印刷的方式，甚至在现今还可能采取上网，在网上发出帖子的方式，这些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作用。唐代长安作为大唐国都，生活消费水平当然高于其他地方，所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而白居易居然凭借他的生花妙笔，在科举考试中觅得了一席之地，得到一份职位，于是就在长安“居”住也没有什么不“易”了；这里体现了以文取士的科举文化。大仲马雇佣写作班子，按照一个文稿构想完成出版商的稿约合同，这是近代版权制度的文化。古代时期就已经有的茶馆里面说书人讲故事，每当精彩之处就戛然而止的“且听下回分解”，到当今电视连续剧节目深入家庭生活，也是每个单元留下悬念的表达方式，它们都是分别体现了一种文艺消费的文化，区别在于听说书得以聚会的方式，在接受中具有仪式效果；电视则主要在家庭的氛围播映，剧中情景往往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种相互衬托的镜映关系……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学史，对于文学的认识可以有不同体会。

譬如，长篇小说是近古或者近代的产物。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之后，中国是明代以后才有了这样的文体，算来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仅从思想史上不好解释出现时间较晚的长篇小说，为何可以迅速崛起，并且有后来居上，超过诗歌、剧本等文体影响的态势的原因。如果结合文化史来看的话，那么就与文化演进过程有关。欧洲文艺复兴时出版业兴起，它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和书本的批量制造，此前欧洲的文盲占人口的多数，他们没有阅读能力，而且长篇小说也不便以手抄方式传播，文艺复兴时期这样两个方面的障碍都已经去除，长篇小说在内容上的巨大容量也可以满足人们求知、娱乐等多重需求。中国则与明代以后科举制度已由唐宋时期重诗文演变为重义理的转向有关，诗歌的至尊地位本来就有所降低，加上小说必然是有叙事人话语，同时也有人物话语的多种话语构成的话语场；明代时期城市的市民阶层开始兴起，^[9]他们不是官员，也不是农业社会传统意义的种地的农民，在既有的儒家中心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成为文化上没有地位的群体，传统的诗、史中基本没有表达他们的意愿，而小说则提供了一种话语表达场所。如《西游记》的叛逆精神，《金瓶梅》的市井世俗生活写照等，至少是为他们在意识形态的反拨方面起到了同盟者的作用。从文化史立场看待文学，可以看到文学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学的变化轨迹中，是由什么作为推动力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是外力的作用，比如“神”的力量、比如“气”的盛衰演变。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变化的动因就在文学内部，是一种内力演化的结果，就像一粒树种注定要生长成为参天大树，而一粒草籽不管怎么精心培育，也只能长出小草。外在条件只是提供是否适宜生长的环境，根本力量还是在于它的内部基因。这些不同的文学史发展动力的论说成为文学史线索观最为重要的方面。

从理论的意义上说，对于文学史发展动力的探索涉及不同的历史观、哲学观，是体现文学史思想性质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从实践的意义来看，这种探讨涉及对于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线索的梳理和定位，根据这些线索、定位，就可以有不同的文学史框架和具体评价。所以，对于这一最重要的层面，我们有必要作出细致的论析。以下分别对他律论模式和自律论模式进行描述和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