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文学史哲学的关键问题

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学科分支，它以自身独特的姿态介入关于文学的体认。它以时间意义的“史”的观点来面对作为一种审美性质的语言表达的文本系列，而这一系列的性质是无关乎时间的。文学是共时性的概念，可是在构建文学的系统时有着历史背景，有着一个变化过程，这是时间性质的。文学史的着眼点就是对呈现为共时性存在根性的、变化着的文学进行描述、分析和评判。

在此角度看来，文学史所展现的文学，就相当于用静态的摄影来记录运动中的事物，它可能精确地反映出某一瞬间的运动状况，可是不能展现出运动过程，更关键的是画面的静态展现完全遮蔽了运动的真相。同样，文学史在追踪文学的演变过程时，实际发生着的运动状态也可能遮盖了文学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审视文学史的短板，剖析它在主观角度尽可能地贴近文学的实际状况的同时，还应关注什么属于非个人原因可能导致的某些“变形”问题。

文学史除了编年史有记流水账的面貌之外，其他围绕着文学事件、文学思潮的寻踪、梳理，围绕文学作品和作者评价的叙史方式，并不很密切地随时间递进而展开叙述。

综合本书所作的思考，文学史可能采用的框架有几种主要的类型：进化论框架，相信文学会随着历史进程愈益完善；循环论框架，认为文学的变化不过如同季节变化，会沿着一条看似不断变化的轨迹，不断地回复到它的原点，循环往复；洗牌框架，文学的变化没有一个可以寻求秩序的规律，如同洗牌那样杂乱无章；黑白框架，认为文学史进程大多是后面一个时段来反拨前面时段的文学趋势、思潮等，犹如白天黑夜之间的相互交替、相互接续、相互否定；静止框架，认为文学史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区间是变化的，实际上这种变化只是万花筒里面图案的变化类型，万变不离其宗，在变化的表象下面，其实都只是一些基本图案组合的变化，基本的元素是固定的。这些不同的框架可以作为已经发生了的文学事实的叙述模板。由于框架的差异，同一事实在不同的叙述中体现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事实可能产生相近的内涵。更重要的在于，讲述的差异，可以使得凸显的方面有所不同。海登·怀特说：“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41]这里的差异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明确表达出来的态度所体现的，也有可能叙述风格是客观的，但是叙述的框架已经预设了倾向性。

叙述框架对于所叙述的内容的影响，并不仅仅因为形式具有的作用，而是叙述框架本身也就是一种设计的结果，它包含了如何来展示的预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地图的全景图，在平面来显示原先是球面的图景，所以它是对于世界地图的一种“翻译”，不能完全对应于地球仪上面的更为客观化的样子，它多少是一种“哈哈镜”性质的折射。问题在于，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平面的世界地图来进行旅行、测算距离等活动，所以虽然相对于球面图案有些离谱，但也差强人意，可以被人们所接受，至少平面化展示的世界地图便于携带，而地球仪难以达成携带的方便。但是，在认可了世界地图的有效性之余，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目前普遍采用的两种版本的差异性所涉及的文化问题。世界地图要把球面的地图置于一个平面，就需要把球面上相距180度的地球两端置于同一平面，这就必须进行一个切分。由于陆地与人们生活关系更密切，而且涉及国土的展示，如果在陆地切分，就有文化心理上可能产生的神圣国土被人分割的感受，于是切分就得基本上不贯串陆地。余下的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把太平洋一剖为二，要么则把大西洋分割。最初的世界地图的绘制者是欧洲人，他们更愿意切分太平洋，这样的话，地图上显示出来亚洲在世界地图平面的右端，合乎左西右东的表述，而且大西洋画面的完整性，也更方便他们与美洲的交通联系。这种地图采纳的国家更多。而在中国基本上只能看见另外一种切分的世界地图，它把大西洋分为两半，分置于世界地图的左右两端，而中国的位置比较接近中间，它能够满足中国的世界中心这种文化心理，至于中国是世界时区的东八区即靠近东部的表述则是目前的世界通用表述，不是渗透了人们文化心理的；而大西洋分置两端的不便，则因为距离中国比较遥远，与中国的相关性不大，可以被接受。世界地图要把球面的地理状况以平面方式来演绎，实用性、便捷性是它产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讲究客观性，而在满足了这些基本要求之后，还涉及文化背景关系，这是叙述框架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此事例中，可以看到“框架”可以相对脱离叙述者，但是要体现倾向的因素。

对于这种状况，霍尔分析文化的话语功能：“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这些被述说的材料不是以其本来的面貌呈现，而是按照叙述者的设想来表达的，“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42]霍尔的表达是从中性立场来说的，如果从批评角度看，那就是叙述的程序、语词、框架等可以构筑语言的囚牢，一旦讲述者进入该系统，就只能在囚牢的规定范围采取动作。

借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模式理论，比较文学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大系列，那么，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也可以说有这样的两大系列。

影响研究看重文学史的前后相继的影响关系，前代对于后代的持续影响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前代在不同侧面、不同力度上给予后代文学各种影响。它可以是直观的某人影响某人的表层经验的述说，也可以采取一些深层次的方法，其中典型的是生长模式和反拨模式。

生长模式把文学史进程看成有机体生长的状况，前后之间前代影响后代，但是在更大的视野看来，它们背后都潜藏着某种目的的实现，就如同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的两种虫卵，一种是孵化蝴蝶，另一种则是飞蛾。不同代际之间有共同的目的性作为驱力。

反拨模式则强调文学史进程中的影响力的实现不是简单地师承，而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反叛。哈罗德·布鲁姆曾经以父子关系为例来说明，后代的诗人经常采取一种反拨的姿态来面对前代圣贤，这不是因为圣贤们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前代已经做出的业绩成为了后来者们试图自己建功立业难以逾越的台阶，他们需要另辟蹊径来为自己开拓新的天地。如同父子之间，幼年的儿子对于父亲言听计从，父亲代表了力量和真理，而青春期的儿子就经历一个反叛期，父亲成为了压迫者，儿子的反叛不是真正与父为敌，而是要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转折，才走上成年人的心理成熟阶段。

平行研究则把文学史看成时间上虽然前后相继，但是逻辑上则平行的关系。这种框架也承认某一先贤对后来文学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当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一种需要去遵从的理路。平行研究也有若干变种。主要有历史循环模式和枝干模式。所谓历史循环模式，通俗的话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认为变化是事实，但是变来变去，经过一段时期，大体回复到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接下来又再继续新一轮周期。而且循环模式不只是一种文学史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它是描述文学史不可规避的现象。唐代的古文运动，自觉地主张以先秦两汉的文风为师；过了几百年之后，宋代又发生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古文运动。这种历史上相近事件的叠加，就被看成是一种循环。另外一种平行研究是枝干模式，前代的影响主要是标明了已经探测出来的路径，后来者要想建功立业，就得走出新的路径；或者认为不同时代有并不完全一致的审美需求，后来者把握到了当下人们审美的脉搏，甚至还可能超前，铸造出新的审美范式，引领一代风骚。这里的后来者不是活在前人的庇荫之下的、时间角度的后来者，在逻辑层次与前代是平行的，相当于在文明的大树干生发出的不同的文学的枝杈。

就此而言，文学史有多种不同的叙述框架，我们需要在研究层次来加以探讨，寻觅其中各自的叙述要素和叙述的根蒂、依据，真正要紧的不是去拒斥框架对于表达和思考的影响，而是合理地选择适用的框架。如果我们知晓了某一框架对于视野的屏蔽，那么有意识地采用另外一种框架或许就可以抵消一些原有框架的副作用，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视野。

文学史的叙述涉及一些年代等方面的实证性质的问题，它是客观化的，可以用数据来表示的；文学史更主要的不是这个方面，而是通过相应框架来显示的文学的发展历程。张光芒提出：“近年来学术界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即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所谓（文学的本来面目），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研究，而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对文学史主体思维的再思维。”^[43]这一表述否认了文学史客观化叙述的神话，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认为也并不完全得体。该表述中，仿佛文学史研究在客观化的表述之余，再来进行一次对先前表述的反思，那么文学史就恰是客观化的展现；而事实上文学史本身不是一本流水账，它的研究就融汇在对文学史实的描述中，展现“文学的本来面目”，算是文学史撰述者、研究者的一种追求，但它相当于科学研究中的“真理”，它更多是一种地平线上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已经被占有的、某家的专属领地。

法国作家法朗士针对文学批评问题提出，当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提出时，批评家各执己见，都认为自己的看法合适，可是，“你们俩都依着光学的法则去照东西。你们所容受的人物，两下都有几何学的正确。你们两下都是完好的。如果再来一面凹镜，他必定会现出第三个照像来。和你们的很不同，但一样是完好的。说到自然她本身呢，她的真的形像谁也不知道，并且她除开镜子们里面之外或者竟没有什么形像也未可知”。^[44]法朗士这个说法是比喻，现实中的批评家看问题并没有那么夸张，可是比喻所涉及的问题是确实的。文学史的撰述也有这样的情况，从不同的文学史框架来看文学史，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方面，而这些不同方面往往也没有一个更高的视点来加以统合，所以各个研究者往往也就各言其是，各是其是。

文学史对文学的叙述有文学自身的考量，同时也还有若干本身并不是文学但是又体现在文学中的因素。如民族史诗大多有对战争英雄的歌颂，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以来小说中杰出的军事将领的人物塑造上面。这些英雄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最终达成了其他人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可是近代以来有一种史学研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路子，他们注重田野调查和数据搜集与分析，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声音：

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是那些不过是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45]

这里军事斗争的成败不是当事人双方决定，而是还有外在因素参与的想法，不是古代人们的自然的看法，但一经提出也就显示出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和解释史实状况的适用性。中国古代有天时地利人和决定成败的说法，其中天时地利是人事之外的，而即使是所谓人和，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内容，并非英雄一人就能力挽狂澜。

关于战争进程中病菌的非人为因素所致的结果，其实在历史上有多次体现。当年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过很多武力强大的国家，可是在灭宋之后再挥师南下，受阻于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这并不完全是丛林地形限制了蒙古骑兵，而是丛林气候本身使生于北方寒带气候的兵士严重不适，影响了军队活力，更重要的是丛林中的各种蚊子和寄生虫要传播疟疾等热带常见病，当地人虽然也屡屡中招，可是多年的适应使人产生了抗体，一般不会大规模流行，而且生病时的症状相对较轻。但是蒙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疟蚊、热带毒蛇、蚂蟥等，一旦受到病菌感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可能造成部队的流行病。蒙古军队受阻于东南亚不是因为军事障碍，而是难以克服卫生障碍。相近的情况还见于当年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战争。由于美洲大陆与亚欧大陆之间很长时期没有交往，新旧大陆人员之间也就缺乏疾病抗体的共通性。美洲居民的梅毒，曾经在亚欧大陆引起过很大的恐慌，造成了严重后果，患者往往在晚期会有若干并发症，如导致眼瞎、手足溃烂、梅毒性心脏病等。而该疾病在印第安部落往往没有如此严重的征候，事实上经过了几百年的疾病传播过程，今天的梅毒对于欧亚人也已经在发病症状方面大为减缓。反之，亚欧大陆频繁交往中很多传染性疾病相互有过传染，有了接近的抗体。当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印第安人接触，把亚欧的很普通的感冒病毒传染过去，可能造成一个部落的瘟疫流行。而感冒病毒的传染门槛很低，差不多一次握手或者一次货币交换就已经足够达成传染的条件。在征服新大陆的战争中，欧洲殖民者的确有过滥杀，但是战争征服所伴随着的杀戮从来都不少见，包括中国历史上清军的“嘉定三屠”，也包括当年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对于丛林食人族部落的清剿，甚至也可以包括近年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图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种族仇杀等，而这些杀戮一般也就是部分村落或城镇的被消灭，但并未造成整个族群的生存危机。那么，印第安部族的生存危机其实是疾病流行的症结所致。

当我们回溯了这些历史的过往事件，其实也还只是战争胜负问题的部分原因。按照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观点，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只不过是按动按钮的操作者，而按钮要发挥作用要依靠它的设计者和操作系统的敷设者。如果前述疾病流行问题可以作为战争胜负结果的参考的话，那么，总体的社会组织程度、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更具有影响力。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可是在军事层面拿破仑的指挥也并非一无是处，战争中的偶然因素有时也有重要作用，包括泥泞路面使法军的辎重难以达成机动。当时还是木轮车运载大炮，遭雨水浸泡之后的木轮容易产生变形或者散架，而这种状况对于经历同样自然条件的对方影响度相对较小，这里就有不同国度的工艺传统差距的问题。而且战败的拿破仑溃逃回到巴黎，巴黎有几十万民众聚集高呼万岁，愿意加入反击敌军的行动，而出身并不高贵的拿破仑居然表示他的伟大事业不需要贱民的染指，断然否定了还有可能的反制举措，最终以退位来为滑铁卢的失败买单。军事上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背后的因素不是军事，可能有比军事因素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回到前面关于“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这样一个问题，千百年来它是各民族史诗的重要主题，也是历史书记载的关于军事斗争胜负，甚至是国运盛衰的关键。从对历史的真实因果关系看，它显然有夸大的嫌疑，有些军事问题其实在军事之外就已经可以有最终结果的预测。但是，对于所谓英雄的讴歌和崇拜有其自身的缘由。其中很直接的有两点：一方面军事将领的英雄往往是统治者的成员，有时他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而统治者身处高位，希望人们顶礼膜拜的一面有了现实中得以实现的条件。他们在拥有武力作为“枪杆子”的情况下，希望有历史撰述的“笔杆子”来加以书写。在社会层面，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有那么几位战功显赫的英雄来作为串联历史片段的黏合剂，有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成员的归属感，而这对整个社会塑造为一个强力的体系是有益的，假如说某次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胜利仅仅只是因为对手遭受了疾病流行这种自然力量，那么，除了军事将领作为英雄的光环黯然失色之外，整个社会群体自身也会失去面对与其他群体竞争时的精神依托。因此，并不合理的历史的书写，有对其加以合理化的历史缘由。

文学史在叙述过去的文学时，不限于以上已经提及的方面，其实有可能与当下的文学思想有一些冲突、抵牾，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在于不仅要对过去的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眼光，而且还需要有一种同情的眼光。既要与过去的文学表达有一定的间距，同时也需要某种切近，使得过去感动人们的东西能够在今天也能部分地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文学史不是简单地站在现在的立场来回顾过去的文学，也不是基于过去的文学眼光来告诫今人，而是双向的交流，它既要复活过去的文学，也要把今天关于文学的感知融入对过去文学的体验之中。

文学史尽可能地展现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的状况，同时文学史不是文学进程的流水账，在以某种框架叙述文学史的进程时，框架的差异会使文学史所展现的面貌有所不同。

文学史的研究必须要有这种差异性的思维，以为文学史只是复述过去的文学，这种理解本身就把研究的态度放弃了。在承认文学史尊重文学史实，同时又有视角差异而体现的认知差异的情况下，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卡尔·波普尔就科学研究的性质说：“在科学中，是观察而不是知觉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观察往往后于特定的兴趣、疑问或者难题——简要地说，后于理论性的东西。”^[46]他认为科学不只是一种通过客观性观察可以得出认识的行为，事实上，仅仅依靠观察可能对观察到的东西视而不见，或者是仅见其所见的外观，而不能见到外观所体现的意义。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还认为云朵后面隐藏了神仙的奥秘，不同的云朵的形状可以喻示不同的神祇。秉承这样一种观察的态度，观察的细致无法带来现代意义的气象学解释，而是从云朵的形状变换想到的神灵的意志、启示一类超自然的内涵。有了一定的观念之后再来观察或考察事物，同样的景观就才有新的意义发现的可能。

有学者提出过一个文学史问题的发现，他说：

有许多短文大谈韩愈和贾岛商讨“僧敲月下门”中“推”字和“敲”字的优劣问题。作为论诗，这样做也未始不可。然而这故事本身并非事实，却几乎无人提到。考此事见于宋代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一类记载轶事之书，据云当时韩愈正任京兆尹之职，而韩、贾的友谊也是从此事开始的。但考之史实，则韩愈任京兆尹是在他死前不久，而他与贾岛的交往却要早得多。远在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时，贾岛就有诗赠他。原作俱在，可见此事不过是一种传说。^[47]

这是典故“推敲”一词的由来。一千多年之前的事情，流传下来的故事也已经经历了数百年，其中涉及的“韩愈任京兆尹”的时间，是不难考据得知的，那么它所体现的错讹居然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而对该传说的真实性就没有去认真核查，这才是问题的深层次的方面。其中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修改诗句个别词汇的功能可以造成整句乃至整首诗的品位的提升，这也就是对古典诗词的“诗眼”的认知，即相当于画龙点睛中的点睛的环节。那么，这样一种关于诗歌表达的观念，其实源于六朝以来兴起的诗歌表达的形式主义文风。到了隋唐以来格律诗兴起，关于“诗眼”的营造就成为诗人创作时费尽心机的方面，它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诗歌并不着意于个别词语、个别诗句的雕琢的做法，往往是想起了某一自感得意的句子，然后在此基础上铺演成章，即使整首诗整体上平平，但有了一两句出彩的文句，甚至有了一两个在此语境下让人咋舌的词语，也不失为诗歌创作的追求目标。该段引文中，论者的意思是“推敲”的典故，“作为论诗，这样做也未始不可”，但由于缺乏史实的支撑，所以这一表述在文学史意义上是有缺憾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它的具体的史实考辨只是个案，而对于诸如“一字师”这样的文学价值的推崇才有历史性、全局性意义的“推敲”典故在唐代出现，或者是假托发生于唐代，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型。在今人看来，唐代不过是中国古代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的一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系列浪花中的一个波峰波谷的演化。可是再过几百年，当我们今天的现实也成为历史之后，唐代的诗歌革命就不亚于现代文学中的诗歌革命的重要性。它的诗歌史上的意义应该以划时代来评价。所谓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史的高峰的说法，有可能掩盖了事情的真实内涵，即唐诗并不是对于此前的诗歌表达的提升，而是在新的维度上的新的追求，它塑造了新的美学评价的坐标系。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文学史的梳理放置到距今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它的时间划段是1919—1949年，起点是五四运动，终点是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可以说时间划段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印记。单纯地看，以朝代作为分期依据虽然不见得很合适，毕竟政权的更迭与文学的演变之间没有联动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体现文学自身的特点。但这样的分期一是便于把握时间框架，某一国家政权的历史时期往往是人们把握历史时间的节点，就相当于城市的地标；二是不同的政权也确实会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包括会对作品发行、作家的生存状况施加直接影响等；另外还有习惯性的因素，如历史上就形成了诸如唐宋文学一类划分方式，以朝代分期，而且得到了普遍认可。

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跨度提出之后，人们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可是这只是现象的方面，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学分期。如同王德威指出的，文学启蒙和变革的思想其实早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他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48]在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框架中，它的起点定于五四运动，在此之前，就不说时间较久远的晚清，那么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与后来的“五四”在思想路径方面基本一致。而作为现代文学范畴的著名作品《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的5月，比五四运动的时间足足早了一年。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框架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分期，其实是与政治的需要相吻合。

福柯曾经说：“在一种可见的表达形式下，可能存在着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控制它、搅乱它、干扰它，强加给它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发音。总之，不论怎么说，已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49]从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情形来看，以及从追溯唐诗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歌转向来看，福柯的言说特别具有针对性，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状况也为福柯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跨文化语境下的实例。应该说，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便于把纷繁的文学史状况通过一种相对简明的方式来展现，可是这种简化也就可能造成在具体问题的认识、理解方面的歧义和误解。或者，通过框架的展示，把文学史的问题也就置换了。我们可以把文学史看成文学行进途中的回顾和小结，当走过了一段路途之后，已经迈出的50步是一种说法，还有前面的50步则是另一种瞻望，而在具体的思考中，未来的50步究竟是怎样走，其实作为一个未实行的过程包含了多种可能性。在这多种可能性的展望中，来返观已经走过的路途，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卡尔·波普尔认为，“知识在其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倾向性的和期望性的”。“我所主张的是，没有一种观察不是与一组典型境况即规则性相联系的，观察试图在其中发现某种结果。”^[50]他的这种认识不认为观察只是客观地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观察的角度、观察的预期本身就会对认识结果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的观察也受制于我们的生理条件。蛇类有基于远红外感应原理的热感应感官，这对于它们猎食恒温的啮齿类动物是必要的；鲨鱼体侧有电脉冲感应的接受能力，在一定距离动物做出动作都会有电脉冲，鲨鱼凭借这种感受力可以在黑暗的深海发现猎物；一些鸟类有紫外光的视觉，可以看出果实是否成熟，而人类要等到“樱桃红了”才在视觉层次知道成熟，就不能占到觅食成熟果实的先机。我们仰观天象，把星空的图景称之为北斗、大熊星座、猎户星座，是把我们身边的图景来比拟星座，所见到的是我们的心理中所接受的东西，这些所见的星座图形，其实和这些星球与地球的位置关系直接相关。如果换一个角度，所谓的北斗、大熊等图形也就不会呈现。这种视角所致的观察图景，有时是作为人认知的局限来看待，而其实也是人认知的目的性所在。既然我们没有紫外光、红外线的视觉，我们的语词缺乏这些经验的描绘就是正常的。既然我们比较起猫科动物，缺乏它们的夜视能力，可是我们的眼睛所见可以呈现五颜六色而不是猫科动物的黑白照片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乐于感受这样的五彩缤纷也是正常的。文学史作为对文学历史过程的描述，它具有各种主观性、片面性以及述史框架方面的支撑和掣肘，这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要去分析它的成因、它的视野的死角，以及可能的改善图景，等等。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3]［美］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4]戴燕：《“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5]《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6]C.G.Jung，Four Archetypes，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ng，Vol.9 Part1， London，1968，p.79.

[7]［加］诺斯罗普·弗莱：《文学的上下文》，引自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9]［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10]［美］克里格：《艺术与进步观》，李自修、耿建新译，王逢振等主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www.chuimin.cn)

[11]《徐文长集》，卷二十，《叶子肃诗序》。

[12]《郑板桥集》题画。

[13]［德］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14]“中轴原理”也可以称为核心原理、初始假定等，这里采用的名称是为了吻合丹尼尔·贝尔的提法，以便引述的文句与此相通。“中轴原理”可以是一个学派的共同纲领，比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可以是一个综合了多家学派的学科的基础，譬如法学对于犯罪事实的处罚，假定处罚可以威慑犯罪，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作，经济学假定社会生活中人普遍具有自私的本性，所谓经济的激励措施就是满足人们的自私诉求，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

[15]一位清朝官员在1906年的发言记录，引自［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文化进程》，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13页。

[16]［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赵一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16页。

[17]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1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页。

[1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2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1]［法］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页。

[22]［法］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2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24]［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2页。

[2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吴象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

[2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页。

[27]J.A.Cuddon：A Dictionary of LiteraryTerms，New York，1979

[28]［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29]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按当时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书写全部历史，那么当时完全可能把几乎不能与阶级斗争沾边的《春江花月夜》，说成是地主阶级的矫情做作，因此，当时的文学史的写作者能够这样认识，值得今人敬佩。

[30]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17页。

[31]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32]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版。

[33]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页。

[34]《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35]《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36]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页。

[37]［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3-14页。

[38]［匈］阿·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39]［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40]［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9页。

[41]［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王广州译，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43]张光芒：《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44]张定璜：《鲁迅先生》，载《现代评论》1925年第1期。

[45]［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46]［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353页。

[47]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5页。

[48]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

[49]［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50]［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