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考察：解析朝代分期之外的文学史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长时段观点同前述文学史的总体观点有紧密联系。总体的文学史观关注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长时段观点则注重此时与彼时的关系，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关于历史的长时段观点，仍然得再结合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论述。二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由此也可以看出，长时段历史过程的观测，可能有一些由于成见而带来的偏差。假如以长时段历史的观点考察文学史，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基本内容也就有相应变化。

所谓长时段观点同前述文学史的总体观点有紧密联系。总体的文学史观关注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长时段观点则注重此时与彼时的关系，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然而，这样两个方面的着眼点毕竟有所不同。长时段观点可以给我们提供考察文学基本状况的另外一个侧面。

关于历史的长时段观点，仍然得再结合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论述。年鉴学派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成名著作是《（法王）菲利普二世时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他在书中提出了历史是一个整体的思想，主要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包括矿产资源、地理条件、经济和农牧业，等等。二是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三是传统史学也注意到的层面，即事件的历史，它具有社会发展的象征符号的性质。^[7]布罗代尔所说的这三重性质代表了三种时间观。一种是我们所熟悉的编年史，它以政治史作为核心，注重历史舞台中个人及其业绩的影响，它是短时段的，一般以年作为基本计数单位；二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观点，它注重历史发展的周期，以十年作为基本计数单位；三是“长时段历史”（the long time），它主要是探讨一个历史时段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在一个人一生之中也难以见出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它却影响社会和历史的最基本的层面，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的限度。他举例说，当一个人生活在他自己的社区时，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认为自己周围存在的事物都是天经地义的；假如他到了另外的国家或者民族之中，那么周围的生活就会显得陌生了，有些甚至是他感到可笑的、神秘的、不可理喻的，等等。他对于这种异国他乡的文化不会产生深刻的理解，只是对于那些好奇的现象印象深刻而已。但是由于这异国他乡的生活，他会突然明白自己原先生活的文化之中的隐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影响一个社会状况的根本性的方面。比如，同西方国家比较，西方经历过多次十字军远征的宗教战争，这种状况与中国宗教多元的状况根本不同。中国甚至可能同一处地方佛庙和道观并存，双方的宗教人士也保持正常关系而非敌对关系，那些朝圣者可以参拜了道观又马上去佛庙进香。西方的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再去信仰其他的宗教系统，除非放弃原先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信仰可以是多样并存的，所以中国实际上就没有经历西方曾经经历的中世纪教会的专制统治时期，也就没有作为对其反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西方，那种十字军东征的卫道行为也可以转化为布鲁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殉道的献身行为，中国则难以看到这样的思想家。这些区别不只是作为一种广义的、精神性质的东西而存在，而是渗透在我们生活之中，只是有时需要进行一些理论性质的思考才能够看出。钱穆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他指出：“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妇关系需得法律承认，而法律则操于政府。中国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会风俗上。夫妇关系之奠定，在礼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礼定成俗，礼俗起于道义，乃人生社会事。而不可谓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则刑法之比重超乎礼义，中国则礼义之比重更超乎刑法。”^[8]钱穆认为西方的法律被政府所操控，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按照西方分权学说建立的国家架构，要求司法和立法机关以及程序都相对脱离政府的行政行为，而现代的主要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所以不能说法律被政府所操控，然而他所看到的西方日常生活与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的差异则是深中肯綮的。

当然，这样一种观察也有一些困难。罗素在他的重要著作《西方哲学史》中，安排了一个专章《科学的兴盛》来讲述近代以来社会的深刻变化，他说：“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9]他这样表述问题，把西方哲学置于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来理解，超越了只从具体的哲学发展线索看待哲学问题的视野。不过，罗素也像许多学者那样，对于科学并不是唱赞歌的，他在《科学的社会影响》这样一本书中，对于科学提出了责难：

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痛苦。我认为，任何研究经济史的人都不会怀疑，19世纪初英国人的平均幸福要比100年前更少，这几乎完全应当归咎于科学技术。^[10]

罗素这种责难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当他们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的时候，可能以科学作为自己的辩护词，而在坚持自己的思想立场的时候，又可能以批判科学的姿态出现。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耕地和工具的生产力限制了人口数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后代都抚养成人，许多人夭折了。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及伴随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些原先根本不能出生或者不能成人的人口进入了社会，而原先那些属于赤贫的下层人士，生活比以前有了提高。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罗素把那些原先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口拿来比较，这样比较的合理性是可疑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长时段历史过程的观测，可能有一些由于成见而带来的偏差。(www.chuimin.cn)

假如以长时段历史的观点考察文学史，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基本内容也就有相应变化。如学者们在论述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时，有的批评家说它是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的体现，也有赞赏者认为它是20世纪一些不甘于沉沦的艺术家对于“合理化”，即单纯数字化管理，把人看成工具的社会体制的批判，两种见解完全分离冲突，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注重对于外在事件的描述和评价，而这些描述评价实际上也都只是在相对较短暂的时段有效，没有抓住现代派文学那种变化很快，几乎每过十年就又有新的一代出现的深层缘由。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的序言中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机械时代正在退出舞台。在机械时代中，许多行动都不用过分地瞻前顾后，慢速的运动准会使行动推迟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今天，行动及其反应几乎同时发生。事实上，我们似乎生活在神奇的一体化时间之中，可是我们仍然在使用陈旧的、前电子时代那种支离破碎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11]可以说，主要还是由于这些技术的，以及伴随技术革命而产生的社会的总体变化，才是文学出现新潮迭现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标新立异就不只是那几个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够完全说清楚的，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它与文学的环境有关。“长时段”观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已经受到注意。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打破了过去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在人为地分出“现代”和“当代”时，这样两段分别有着自己的主题和特色，它能够比较好地把文学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但是使得文学的深层结构的意蕴被遮蔽了，而如果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比较好地展示它的整体特色和深层意蕴。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合著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他们提出：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指19、20世纪之交——引者）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过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过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12]

这个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原先分别归类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另外还有一些20世纪初的原先划归“近代文学”的内容，整合到这样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有两种基本参照，一是在纵向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传统作为背景；二是横向上，中国文学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实际上也是离开原先完全独立的发展轨道上。这个背景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色上就有重振华夏文明的社会责任。只有在长时段这样的坐标下，这些原先划归不同时期类型的文学才具有一种相通的内在精神。

长时段考察：解析朝代分期之外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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